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在艺术上极大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整部作品以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

莫言，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1955年2月生。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已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西、俄、韩、荷兰、瑞典、挪威、波兰、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上具有广泛影响。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第五部
听取蛙声一片——代后记

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和在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初版于2009年。
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也深刻剖析了以叙述人蝌蚪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卑微、尴尬、纠结、矛盾的灵魂世界。
他人有罪，我亦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

听取蛙声一片
题目是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中的一句。
这是我孩提时代就知晓的一句宋词。知晓并且牢记不忘，
就因为这其中的“蛙声一片”与我童年的记忆密切关联。
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应该记得我曾经多次描写过蛙声，但
不一定知道我对青蛙的恐惧。人们有理由对毒蛇猛兽产生
畏惧之心，但对有益于人并任人捕食的青蛙似乎没理由害
怕。但我确实怕极了青蛙。我一想到它们那鼓凸的眼睛和
潮湿的皮肤便感到不寒而栗。为什么怕？我不知道。这也
许就是我以《蛙》来做这部小说题目的原因之一吧。
正如小说中所写的一样，我确有一个姑姑，是一位从
业多年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数千名婴儿，都是在
她的帮助下来到人间。当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婴儿，在未
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的手下。小说中的姑姑，与生活中
的姑姑，自然有巨大的差别。真实的姑姑，只是触发我创
作灵感的一个原型。她如今生活在乡下，子孙满堂，过着
平安宁静的生活。
二〇〇二年夏天我动笔写这部小说，当时的题目叫《
蝌蚪丸》。这题目的灵感得之于一九五八年的报纸上的一
条新闻：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识
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
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
喝红茶菌”十分相似。我沿着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
，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况且
，所用的结构方法(以一个剧作者在剧场中观看舞台上正在
演出自己所写话剧时的诸多回忆联想为经纬)也有过分刻意
之嫌，因此，便将此稿放下，开始构思并创作《生死疲劳
》。直到二〇〇七年，又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书
信体，并易题为《蛙》。当然，我是不满足于平铺直叙地
讲述一个故事的，因此，小说的第五部分就成了一部可与
正文部分相互补充的带有某些灵幻色彩的话剧，希望读者
能从这两种文体的转换中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大陆的计划生育，实行三十年来，的确减缓了人口增
长的速度，但在执行这“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确也发生
了许多触目惊心的事件。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的计
划生育问题尤其复杂，它涉及到了政治、经济、人伦、道
德等诸多方面。尽管不敢说搞明白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
就等于搞明白了中国，但如果不搞明白中国的计划生育问
题，那就休要妄言自己明白了中国。
近年来，关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继续执行的问题，已
有相当激烈的争论。争鸣文章的作者有很多都是有头有脸
的人物，发表这些争鸣文章的，也都是主流媒体。互联网
上有关这问题的讨论更是铺天盖地。由此可见，对计划生
育政策的反思和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万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
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
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
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
，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
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
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
，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
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我的《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
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
上的混乱景象。直面社会敏感问题是我写作以来的一贯坚
持，因为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关注人的痛苦
，人的命运。而敏感问题，总是能最集中地表现出人的本
性，总是更能让人物丰富立体。
在良心的指引下，选择能激发创作灵感的素材；在我
的小说美学的指导卞，决定小说的形式；在一种强烈的自
我剖析的意识引导下，在揭示人物内心的同时也将自己的
内心袒露给读者。这是我在写《蛙》时遵循的并将在今后
的创作中继续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
写完这部书后，有八个大字沉重地压着我的心头，那
就是：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于北京平安里

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
分别近月，但与您在我的故乡朝夕相处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您不顾年迈体弱，跨海越国，到这落后、偏远的地方来与我和我故乡的文学爱好者畅谈文学，让我们深受感动。大年初二上午，在县招待所礼堂，您为我们作的题为《文学与生命》的长篇报告，已经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如蒙允准，我们想在县文联的内部刊物《蛙鸣》上发表，使那天未能听您演讲的人们，也能领略您的语言风采并从中受到教益。
大年初一上午，我陪同您去拜访了我的当了五十多年妇科医生的姑姑。虽然因为她的语速太快和乡音浓重，使您没有完全听明白她说的话，但相信她一定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初二上午的演讲中多次以我姑姑为例，来阐发您的文学观念。您说您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骑着自行车在结了冰的大河上疾驰的女医生形象，一个背着药箱、撑着雨伞、挽着裤脚、与成群结队的青蛙搏斗着前进的女医生的形象，一个手托婴儿、满袖血污、朗声大笑的女医生形象，一个口叼香烟、愁容满面、衣衫不整的女医生形象……您说这些形象时而合为一体，时而又各自分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组雕像。您鼓励我们县的文学爱好者们能以我姑姑为素材写出感人的作品：小说、诗歌、戏剧。先生，创作的热情被您鼓动起来了，很多人跃跃欲试。县文化馆一位文友，已经动笔写作一部乡村妇科医生题材的小说。我不愿与他撞车，尽管我对姑姑的事迹了解得远比他多，但我还是把小说让给他写。先生，我想写一部以姑姑的一生为素材的话剧。初二日晚上在我家炕头上促膝倾谈时，您对法国作家萨特的话剧的高度评价和细致入微、眼光独到的分析，使我如醍醐灌顸、茅塞顿开！我要写，写出像《苍蝇》、《脏手》那样的优秀剧本，向伟大剧作家的目标勇猛奋进。我遵循着您的教导：不着急，慢慢来，像青蛙稳坐莲叶等待昆虫那样耐心；想好了下笔，像青蛙跃起捕虫那样迅疾。
在青岛机场，送您上飞机之前，您对我说，希望我用写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诉您。姑姑的一生，虽然还没结束，但已经可以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等大词儿来形容了。她的故事太多，我不知道这封信要写多长，那就请您原谅，请您允许，我信笔涂鸦，写到哪里算哪里，能写多长就写多长吧。在电脑时代，用纸、笔写信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当然也是乐趣，但愿您读我的信时，也能感受到一种古旧的乐趣。
顺便告诉您，我父亲打电话告诉我：正月二十五日那天，我家院子里那株因树形奇特而被您喻为“才华横溢”的老梅，绽放了红色的花朵。好多人都到我家去赏梅，我姑姑也去了。我父亲说那天下着毛茸茸的大雪，梅花的香气弥漫在雪花中，嗅之令人头脑清醒。
您的学生 蝌蚪
二〇〇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北京
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
陈耳和陈眉之父就是陈鼻，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我们是1960年秋季进入大羊栏小学的。那是饥饿的年代，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事件，大都与吃有关。譬如我曾讲过的吃煤的故事。许多人以为是我胡乱编造，我以我姑姑的名义起誓：这不是胡编乱造，而是确凿的事实。（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