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航鹰文集第一卷，收入作家擅长的女性题材小说七部，其中有她的成名作《明姑娘》，代表作《前妻》、《东方女性》、《枫林晚》等曾于“新时期文学”年代广受好评的小说。七部小说写的是各种身份年龄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她们在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生活遭遇挫折时，表现出东方女性的善良、坚韧、自尊自强的人性光辉。

航鹰，本名刘航英，1944年出生于天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舞台美术班毕业，天津工艺美术学院肄业。1970年始任剧院编剧，1979年始发表文学作品，1982年调至天津市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迄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剧本作品十部。其中《金鹿儿》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明姑娘》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剧本类作品获“飞天奖”、全国电影“童牛奖”等七项国家级奖项。
2002年以后，从事天津城市史、（西方）侨民史研究，创办“近代天津博物馆”。

自序
谢望新序：落潮之后是涨潮
明姑娘
东方女性
前妻
丧事
枫林晚
红丝带
岸与流
附录：航鹰作品出版概览

作家纷纷出文集那年头我未跟风，自觉还没到火候。
如今老之已至，多亏汤吉夫、盛英、李玉林诸友提醒催促
，我这才下决心在有生之年把这事办了。
搜罗旧作，重读下来竟很吃惊——我并不用功，从来
不熬夜，带大一双儿女，过日子琐事哪样都没耽误，近十
几年来又忙于创办博物馆，以至文学作品不多，这辈子怎
么会写出那么多字儿来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散发于报章
的短文已无从查找，大致找到的文学作品已近二百万字了
。若是再加上拍摄的电影电视剧本、电视片广播剧脚本、
公演的话剧歌剧本，还得再出版二三百万字的剧本集呢！
不只是字数超出预计，手捧旧作竞有陌生感，真的想
不起来自己当年怎么会有精力有能力写出那么多五花八门
的作品。莫非年高健忘到了一个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女的程
度？更可笑的是重读鄙作竟然沾沾自喜，很是崇拜年轻时
的自己，文字之生动，叙述之流畅，心理刻画之细腻，想
象力之丰富，涉猎题材之广泛，尤其是一些作品中那种对
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及孩童般纯真的表达方式，那是我吗？
我曾经活得那样精彩吗？
如今虽未到风烛残年却也迈入切实思考生死的岁数，
朝花夕拾，犹如回眸翻越过来的山峰。心底唯有感谢命运
，感谢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给了我两度青春——生命的
青春与创作的青春。从我15岁进入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起始
，再过两年就是我的文学艺术生命甲子之庆了，可以说比
别人多活了一辈子。
当然这只是自我感觉，文人多为狂徒，不足为凭的。
客观评价又该是怎样的呢？我是属于“新时期文学”的作
家，在“新时期”我又处于什么位置呢？回首往事，有幸
运也有尴尬，有温暖也有愤懑，有欢笑也有泪水。回首往
事是晚年的消遣，实话实说再无顾忌则是晚年的“红利”
了。
回眸“新时期文学”那一道风景线
文学界所称“新时期文学”之发轫与我国的改革开放
同步，清算“四人帮”，“文革”结束不久，一些压抑多
年的文学青年早已骨鲠在喉，一遇开闸便如洪水般喷涌，
进发出以“伤痕文学”为潮头的一大批颇具批判现实主义
深度的佳作。
那道文学胜景的前提是中国历经长期的文化荒漠，十
几亿中国人十年的光阴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文化饥渴
烧灼着每个人的心。忽然有了几篇敢于说实话的小说，一
下子成了压力锅的出气阀，全民都以读小说为宣泄的渠道
了。报纸杂志的发行量飞涨，社会人心捧出了文学的盛花
期。
各省市的刊物太多了，而广大读者总是想看到最好的
小说。于是，《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
》《长篇小说选粹》等转载性期刊应运而生，跃升为全国
级文学展台。每逢佳作问世，亿万读者口碑推荐争相传阅
的速度不亚于如今的电子微信。鄙作《东方女性》发表于
名刊《上海文学》（1983年第8期），经发行量高达160多
万份的《小说月报》转载其影响迅速扩大。据资深编辑邓
元惠大姐说，那一期《小说月报》除了邮局固定订户，全
国各地报刊亭零售的刊物十天之内脱销，许多书商打电话
要求增订。如今的青年人或许无法想象，那时候没有电子
信息全靠纸媒传播呀！
在那难忘的万众阅读的黄金时期，每年一度的全国评
奖，烈火烹油一般助推炸响的轰动效应。全国优秀中篇小
说、短篇小说发奖大会几乎成了全民的节日，绝不像如今
沦为一种行业活动。最初几年的评奖最为公正，获奖作者
大多是无名之辈，其中许多人是从农村、山沟、边疆走出
来的。选票附在中国作协主办的《小说选刊》《人民文学
》《中国作家》等期刊里寄出，票面含有邮资，每位读者
选出自己喜欢的本年度20篇作品寄回北京。那时候的人们
很淳朴，还不大懂得贿选、雇佣“水军”等伎俩。
我自诩为“民选作家”，是全国读者投票把我推向文
坛的。1981、1982两年我在毫不知情的状态下忽然接到通
知去北京领奖，真跟天上掉馅饼似的。那年我女儿12岁，
儿子10岁，家里穷得连一件出门穿的体面衣服都没有，我
这个孩儿妈妈蓬头垢面地走上了全国领奖台。
家人亲友为我的金榜题名而庆贺，但到了北京我很快
就发现自己只是身处光圈的边缘。聚光灯打在舞台上会形
成耀眼的光圈，你或者站在光圈里风风光光，或者躲在光
圈外的暗处不被人注意为好。最怕的是身处明暗交接线之
反差最为强烈的临界点，半张脸锃亮半张脸黢黑，那是一
种多么尴尬的处境啊！在北京领奖大会上，我糊里糊涂地
扮演了两回“陪衬人”角色：1982年我和王安忆同住一屋
，1983年和铁凝同室。记者们编辑们蜂拥围堵两位“超级
女生”，我被挤到屋角无所适从，只好躲到别的房间去找
那些从农村、山沟来的获奖者作伴。据悉在评委会讨论时
某权威人士不喜欢我的作品，只是碍于我得到的读者投票
太多（《金鹿儿》获票第四、《明姑娘》获票第一），不
好把我踢出去罢了。也正是读者捧场与权威摇头之间的反
差，使我痛切地感受到了名利场中的人情淡薄。从此我始
终和北京文学圈保持距离，后来又因得罪了天津文坛霸主
而被驱逐。远离了是非漩涡，日子过得反倒心安理得，清
静遂意，无人喝彩总比横遭冷眼强多了。幸运的是读者始
终未忘记我，让我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
2010年8月，我赴台湾收集史料，台湾女作家、老朋
友张典婉帮忙寻找上世纪初比利时人雷鸣远在天津活动的
记载资料。我们在完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经台北、桃园
、台中一路热心人士的辗转介绍，获得了大批的翔实史料
。典婉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俩兴奋地高喊：“一路
遇天使！一路遇天使——”
一路遇天使，确实是我人生经历的神奇体验。
在文学圈我有幸交下了一群几十年如一日的莫逆老友
，诸如鄙作获奖小说《金鹿儿》的伯乐编辑刘品青，获奖
小说《明姑娘》的伯乐编辑、中青社原总编王维玲，资深
编辑褚建民，学者型作家汤吉夫，评论家盛英、张春生，
《今晚报》著名记者杜仲华，天津人艺“发小”高长德、
许瑞生，雕塑家刘鑫……每当我心灰意冷时，他们是永远
的“供暖系统”。我身边还有一位不善言辞的全天候挚友
，和我共同创办《慈善》杂志的作家李玉林。连我老伴都
为此感叹：“咱能有这么讲义气的老朋友，真是太幸运了
！”
我并非纯粹的书斋文人，很多时候都是“行动者”。
没有那么多热爱天津历史文化的政界朋友支持，我不可能
完成一件又一件文化项目。不论他们年轻还是年迈，在位
还是退休，升迁还是丢官，健在还是谢世，我都会牢记他
们善待文人的风度，后人将会记住所有的为城市留住记忆
的人的历史功德。
我馆展厅“结束语”前面设有“本馆史料收集的国际
支持”专栏，陈列了近50位国际友人的照片。他们是我们
漫长的“洋长征”一路上结识的“洋老乡”或其后人，没
有他们的帮助，近代天津博物馆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珍贵的
独家史料。
一路遇天使！
朋友的意义不仅在于助你事业成功，更在于友情烘暖
你的心房，让你少有孤独沮丧，生活充满阳光。回忆当年
呼朋唤友欢聚一堂海阔天空侃大山的乐子，更是一大精神
享受。
2016生肖为猴年，是我72岁“本命年”，年初开始了
本文集的整理工作。春节一高兴写了一首自嘲诗在手机上
发给朋友们。为了表示对朋友的尊重，不是“群发”，写
了不同的贺岁词一一发出的，录于此作为我晚年生活的写
照，逗君一笑。
老猴本命年，
随俗穿红衫。
走路迟跚跚，
上楼气喘喘。
旧友忘不了，
新事记住难。
幸未用人搀，
顾影不自怜。
古稀已不稀，
童心胜当年。
自得乐陶陶，
淡泊名利圈。
金箍量力舞，
筋斗勿再翻。
秋实已累累，
笑坐花果山。
2017年7月28日
写于结婚49周年纪念日

《航鹰文集》共九卷，收入了航鹰的大部分文学作品，包括《东方女性》《幽默小说选》《宝匣》等小说卷、《误攀穹顶》等散文卷、传记《商旅》、电视剧本《火凤凰》等。本书是其中的小说卷《东方女性》，囊括了《明姑娘》《枫林晚》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名篇。

手捧旧作竟有陌生感，真的想不起来自己当年怎
么会有精力有能力写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作品。莫非
年高健忘到了一个母亲认不出自己儿女的程度？更可
笑的是重读鄙作竟然沾沾自喜，很是崇拜年轻时的自
己，文字之生动，叙述之流畅，心理刻画之细腻，想
象力之丰富，涉猎题材之广泛，尤其是一些作品中那
种对生活的诗意的理解及孩童般纯真的表达方式，那
是我吗？我曾经活得那样精彩吗？
如今虽未到风烛残年却也迈入切实思考生死的岁
数，朝花夕拾，犹如回眸翻越过来的山峰。心底唯有
感谢命运，感谢文学艺术，是文学艺术给了我两度青
春——生命的青春与创作的青春。
——航鹰

在鹅毛大雪中，河滨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个人。大雪封了路，封了河，给整个城市披上银装，公园里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他已经这样坐了一个多小时了，雪花落在他身上，把他染成了白色。地上的雪没过他的脚踝，冰冷的雪花钻进鞋里，脚冻得麻木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看不见周围的银色世界，那些绚丽的光和色，已经成为遥远的追忆、梦幻和想象了。他眼前是无边无垠、深不可测的暗夜——他是一个盲人。
一群孩子嬉闹着来打雪仗，远远地把他当成一个雪人，便朝这边跑来了。但走近一看，吃惊地发现他是个人，就推他摇他说：“叔叔，您怎么啦？”“坐在这儿干什么？”“妈妈说会冻病的！”
“滚！”他愤怒地挥舞手中的拐棍，轰赶孩子们。因为这些干扰者把他暂时的宁静打断了——刚才他正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紧张的学习，大学生运动会，文艺汇演……
孩子们开始报复了，向他投掷雪团，大声喊叫：“嘻嘻，是个瞎子！”“瞎子变雪人儿！”“一会儿变成个大冰人儿！”
他气得也抓起地上的雪乱砍起来，孩子们哈哈大笑：“真瞎呀，朝哪砍呀？我在这儿呢！”“瞎子投降！”“瞎子投降！”
他寡不敌众，又没有“投弹目标”，有些狼狈了。这时忽然听见一个严厉的女声说：“小朋友们，欺负残疾人是不道德的！到别处玩去吧！”
孩子们顿时安静下来，滑着雪溜儿跑走了。
那年轻的女声变得十分亲切温和，对他说：“您也该回家了。刚才我路过这里，在公园栏杆外边听见孩子们劝您走，怕您冻病了，您不该对他们那样粗暴。”
他冷冷地说：“谢谢！”
可她还不走，又说：“听您说话的声音已经像有些感冒了。雪越下越大了，您还是……”
他打断她的话：“请去忙您的吧，我高兴坐在这里。”
他把头扭向一边，不耐烦地敲叩着手中的拐棍。她却毫不介意，仍然耐心地劝道：“也许是我多问了，您是不是有痛苦的事情？这里是河边，河水还没冻结实，您可……要小心点。”
他的心事被人窥破，恼恨地说：“我要是能痛痛快快地走那条路就好了，但我没那个福气！放心走你的路好了！”
“所以你就这么糟蹋自己？”她的声音又变得严厉了，但马上又轻柔下来，像一起一伏的波浪：“想开点吧！生活中谁还遇不到挫折和困难？总要看到未来和光明……”
他顾不得礼貌了，冷笑着回敬她：“说得多好听！你们当然可以看到光明，可我眼前只有黑暗，黑暗！你要是处在我的境地，就不唱这种高调了！对不起，我愿意一个人呆着。”
没想到，她听了他下的逐客令，反而坐在了长椅上，说：“如果你不走，我就在这守护你。嘶，真冷！你家在哪住？我送你回去吧！”
他气得站起身来，跺了跺冻木了的脚，拄着拐棍离开了公园。身后，传来她格格的笑声，听上去好像随着雪花在飘舞。
他的名字叫赵灿，在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双目失明了。在医院躺了半年，经过各种治疗，眼科医生们表示爱莫能助。
教师和同学们都为他惋惜，因为他是物理系的高材生，多年寒窗潜心攻读，才踏进大学的门。他风华正茂，眉清目秀，身材健美，是田径运动的校魁。他爱好文艺，广读博览，还是学校民乐队的台柱。这个命运的骄子，正在奔向灿烂的前程，不想却在似锦的坦途上跌进黑暗的深渊。爱情的大门，可能永远不会为他开启。
他那颗在一帆风顺中骄傲的心，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在北京躺在病床上时，几次想自杀。但是，听到守候在身旁的姐姐的声音，又不忍那样做。他自幼失去父母，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为了培养弟弟，放弃了高考机会，去纺纱厂做工，并且结婚很晚。现在，她请了事假赶来伺候弟弟，每天说不尽的安慰话，他怎么能伤姐姐的心？
就这样，他随姐姐回到自己熟悉的城市——现在他只能辨别那些亲切的乡音了。父母留给他们的住宅本来很宽敞，他上大学后，姐姐出嫁了，姐夫是个军人，不常回来，她一直带着孩子在娘家居住。但是，赵灿在北京曾表示不愿意回到旧宅去居住，怕听到邻居们惊讶的问候和怜悯的安慰，怕人们把他现在的样子和过去的健美相比较。于是姐姐和换房站联系，在她婆家附近，找了一处寂静小巷里的独门独院。虽然是以大换小，原来的三间住房变成两间了，但赵灿对新居很满意，听不到繁华街市的噪声，他的心宁静了一些。更主要的是，新街坊们以为他从小就是个瞎子，也就不去注意和议论他了。
姐夫的弟弟给他做了一根涂漆木棍，上端镶着光滑的有机玻璃扶手，下端包着铜头。他收到这份实用的礼物，心里又是一阵凄凉：盲人们管这叫“马杆”，以后他就得以棍代马了。但是这“马”不会带着他飞奔驰骋，只能是摸索着蹒跚。
姐姐怕孩子吵闹惹弟弟烦恼，搬到婆家去住了。这给她带来繁重的家务负担，每天穿梭似的往返于婆家和弟弟之间。弟弟的一日三餐，起居洗涮，她都得操持。每天晚上得像照顾孩子那样为他铺床，打洗脚水，安排他睡下后，还要拧紧水龙头，检查煤气，关窗，熄灯，锁门……然后回去照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