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小姑娘佩科拉渴望拥有一双白人小女孩那样的蓝眼睛。如果她的眼睛是蓝色的，也许，她就会变漂亮，学校里的同学就不会再欺负她了。如果她有一双最蓝的眼睛，也许父亲就不再酗酒，母亲不再躲避自己的家人，哥哥也不会再离家出走。
为此，她整夜祈求，可等待她的，却是一桩无人能够料想的悲剧……
到头来，我们所有的希望、恐惧、爱和悲伤，都和那一年镇上的金盏花一样，颗粒无收。

《最蓝的眼睛》无目录

我相信，没有人不曾品尝过暂时或在一段时期内遭人
讨厌甚至排斥的滋味。也许那种感觉仅仅是无所谓，或淡
淡的烦恼，但也有可能是受伤。我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
真的品尝过遭人痛恨的感觉——因为某些我们无法控制和
改变的事而遭人痛恨。出现这种事的时候，假使知道这种
厌恶或痛恨是不公正的——知道自己并非罪有应得——应
该就会得到些许安慰。而如果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情感力
量或者支持，那么这种伤害可能会减弱乃至完全消失。我
们把这视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压力（无论是
轻微的还是颇具杀伤性的）。
最初动笔写《最蓝的眼睛》时，我的兴趣其实在别处
。不在于对他人的轻蔑给予反击，不在于以牙还牙的手段
，而在于把排斥视为理所应当和不言而喻的态度所导致的
巨大悲剧和致命后果。我知道，有些严重自暴自弃的受害
者最后会变得危险、暴力，会重蹈曾一次次侮辱他们的敌
人之覆辙。另外一些则会抛弃自尊，融入一种能够创造自
己所缺乏的强势人格的体制。然而，更多的人会跨越阻碍
，继续成长。但是，也有些人会就此在沉默和无名中湮灭
，连表达或承认的声音都不曾发出。他们无声无息。可以
说，在自我还没有长出“双腿”的时候，孩子们的自尊心
会迅速而轻易地消亡。当年轻具有的脆弱性与冷漠的父母
、不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及一个用自己的语言、法规和形象
来强化绝望的社会联系在一起，那么他们注定会走上通向
毁灭的旅程。
因此，这部作品，我的第一本书，是想走进一个出于
年龄，性别和种族原因，最不可能抵挡这种毁灭性力量的
人的生活。叙述从一个凄惨的精神谋杀故事展开，主人公
无法独自承担，因为她的被动处境致使她的叙述缺失。于
是我虚构了几个熟悉，甚至同情她困境的朋友和同学，只
不过这些人具有两点优势：父母的支持和自身的活跃性。
然而这些还是无济于事。她们没能把自己的朋友从那个世
界中拯救出来。她崩溃了。
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
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
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
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
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
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
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
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
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
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
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
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
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
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
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
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
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
。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
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
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
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
使我思素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
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
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
。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
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间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
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
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
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
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
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
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
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
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
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
—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
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
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
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
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
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
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
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
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
”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
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
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
不令人满意。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
然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当然，另一个问题是语言。在保持蔑视的同时又将其
颠覆，这是很困难的。这部小说试图碰撞种族性自我歧视
这根敏感神经，揭露，然后安抚它，不是用麻醉剂，而是
用语言，这种语言是对我在首次美感体验中发现的载体的
模拟。因为那个瞬间渗透着太多的种族色彩（我对同学那
个愿望——在纯正的黑皮肤上长出一双蓝色的眼睛——的
反感；她对我心目中有关美丽的概念造成的伤害)，我的挣
扎在于写作毋庸置疑的黑人独有的东西。我还并不很清楚
那是什么，但无论是这种未知，还是横在探索之路上的重
重阻碍，都没有使我停下追寻的脚步。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
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
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无需任何疏离和解释性的结
构），连同在体现某种沉默的同时又将其打破的企图，所
有这些都意在把美国黑人文化的复杂性和财富转化成某种
与这种文化相匹配的语言。
现在，回头反观表达性语言给我提出的种种问题，我
对它们的流行和持续感到惊奇。听到“文明化”的语言贬
低人类，看着文化驱魔主义贬低文学，目睹在自我贬损的
隐喻的琥珀中故步自封的我们自身——我敢说，如今我的
创作跟当初一样，面临重重困难。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处女作。
《时代周刊》十大争议书籍，美国图书馆协会百大禁书。
耶鲁大学文学公开课指定阅读书。
邪恶的人以邪恶的方式去爱，残暴的人以残暴的方式去爱，软弱的人以软弱的方式去爱，愚蠢的人以愚蠢的方式去爱。

这部小说源于我在童年时代与某位朋友的一次谈话。
那时我们刚上小学。她说她想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我环
顾四周，在脑海中描画她拥有蓝眼睛的样子，发现自己强
烈地排斥想象中她一旦如愿以偿后的模样。她言语中透出
的惋惜似乎是为了唤起某种同情，于是我装作很同情，然
而事实上，她提出的这种亵渎自我的想法让我极为震惊，
我对她感到“愤怒”。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认识了美丽、可爱、善良和丑
陋，而尽管我以前必定经常使用“美丽”一词，却从未体
验过它带来的震撼冲击力不下于它的事实是：我发现居然
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尤其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
彼时彼刻，我审视的肯定不限于容貌：还有午后大街
上的寂静、光线和忏悔的氛围。无论如何，那是我平生第
一次懂得什么叫美丽。我独立地思考了这个问题。美不单
单是眼中所见，它也可以是手中所为。
《最蓝的眼睛》是我想就这个问题说点什么而作的努
力，我想说说，为什么她不曾有，又或许永远不会有，对
自己已拥有的东西的感知；为什么她渴望自身发生如此天
翻地覆的变化。她的这个愿望隐含着种族性自我厌恶的暗
示。二十年后，我依然惊奇于人们是如何产生这种想法的
。谁告诉过她？谁让她感觉做个怪人也比保持自己的本来
面目要好？谁又曾注视过她，并且发现在美的天平上她显
得如此单薄，如此轻微？这部小说就是要逐渐移除这种谴
责的目光。
六十年代，对种族美的重新声明激起了这些思想，促
使我思索这种声明的必要性。为什么——尽管遭到他人谩
骂——这样的美不能在族群中获得认同？为什么它的存在
需要更广泛的公众舆论来支持？这些问题复杂不到哪里去
。然而，一九六二年开始构思这个故事，以及一九六五年
开始写作之时，对我而言，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像后来迅
速变得显而易见及如今已然是的这样。对种族美的维护不
是为了回应在各类群体中颇为常见的对文化或种族缺点充
满自嘲和幽默意味的批判，而是为了防止那种由外部注视
引发的永恒不变的自卑感发生有害的内化。因此，我开始
关注妖魔化整个种族的怪诞现象是如何在社会最柔弱和最
脆弱的成员——儿童及女性——中间扎下根来的：随意的
种族歧视甚至可能引发灾难，而在使之戏剧化的尝试中，
我选择了一种罕见而非具有代表性的情形。佩科拉这一个
案的极端性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伤残并制造伤残的家庭—
—不同于普通的黑人家庭，也不同于书中叙述者的家庭。
但即便是个特例，我依然认为佩科拉的某些脆弱性在所有
年轻女孩身上都有所体现。在探索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哪些
侵犯可能真的会导致一个孩子崩溃的过程中，我安排了一
系列有关排斥的情节，有些是日常的，有些是异常的，有
些甚至是恶毒的，但我尽量不让佩科拉遭受妖魔化的过程
有共谋之嫌。这就是说，我不想让那些糟践佩科拉并对她
的崩溃起推波助澜作用的角色丧失人性。
有一个问题是，把小说重心放在对这样一个又柔弱又
脆弱的人物身上可能会将她压碎，进而把读者带进“同情
”这一安逸之所，而不是针对这种毁灭进行自我拷问。我
的解决办法——把叙述划分成若干部分，迫使读者自己重
新组合它们——于我似乎是个不错的点子，然而其成果并
不令人满意。此外，这种办法也不怎么奏效:很多读者仍然
只是被触动了，却没有被震撼。
……
然而，小说的核心部位却存在问题。我所建立的这个
破碎的世界（用来补充佩科拉的遭遇），被那些童年时代
碎片式的四季变换串联在一起，每一次转折都对毫不协调
、内容贫瘠的白人家庭识字读物“进行映照。它以现在的
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处理居于其核心的沉默：佩科拉“不在
场”的空白。它本应有种形体——就像一声爆炸或呐喊过
后留下的空洞。这需要某种我所不具备的老练手法，而且
需要对萦绕在她周围的各种声音进行巧妙的驾驭。她从来
没有看到过自己，直到她幻想出一个自己。她的幻觉成为
某种独立于书外的对话。
同时，尽管我迫切需要某种女性表达，这种东西在很
大程度上仍然难以捕捉，我只好用女性形象来满足自己，
因为我无法确保那种属于女性的潜台词能贯穿作品始终，
如开篇那句话所呈现的那样（在“千万别声张”中透出的
女性的流言、渴望和震惊）。这种挣扎导致的混乱局面在
描写宝琳·布里德洛夫的那个章节变得非常明显，我在那
一章动用了两种叙述的声音，宝琳本人和心情迫切的叙述
者的声音，我对这两种声音都不满意。而现在，我觉得有
趣的是，在我本以为最难变成女性口吻的地方这种语言的
转变却轻而易举：把白人对乔利的“强奸”与他对自己女
儿的强奸联系起来。这种极端男性化的侵犯行为在我的语
言中变得女性化，变得“被动”，而且，我认为，在失去
了通常（或者曾经）被赋予的男性“羞耻的光辉”后，强
奸这种行为显得更加令人厌恶。
我选择的语言（朗朗上口、悦耳动听、口语化），我
对充分理解根植于黑人文化中的准则体系的依赖，为制造
同谋和亲密关系所作的努力（

《最蓝的眼睛》如此精准地描绘了人物，如此忠
实地还原了话语，充满了如此疼痛和令人震惊的事实
，于是它成为了一首诗。
——《纽约时报》
极为成功的小说……紧凑而朴实，因冷静观察而
犀利，因触及真实而悲悯……阅读《最蓝的眼睛》是
一次动人的体验。
——《底特律自由报》

千万别声张，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发芽。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没有发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她父亲的孩子。多几分观察少几分感情用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家的种子同样也没有发芽。那年连湖边那些花园里的金盏花也没有盛开。可是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过关切，脑中盘旋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法：假如我们在撒下花种后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种子就会发芽开花，一切都会没事的。
很久以后，我和姐姐才承认我们的种子不会长出绿芽了。与这点认识相继到来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责，只有这样才能缓解我们的内疚。多年来我始终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我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家的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们的天真、信念跟他的兽欲或称绝望一样，颗粒无收。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惧、情欲、爱和悲伤都没有留存下来，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已经没有更多可说的了一除了问个为什么。然而，这个为什么太难理清，只好暂且借助叙述事情经过来摆脱困境了。
希腊旅馆的大堂里，嬷嬷们走了过去，犹如内心的欲火般悄无声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们在唱歌。我们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亲咖啡店楼上的罗斯玛丽·弗拉努奇，坐在那辆一九三九年产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和姐姐弗里达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盯着她，对她的面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里的那股傲气，打碎她蠕动嘴巴时流露出来的那种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我们要把她打得屁滚尿流，在她那洁白的皮肤上留下道道红印。她会放声大哭，问我们会不会让她脱掉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脱了，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无论她什么时候这样问，我们都知道她在向我们奉上某种珍贵的东西，而我们的骄傲会通过拒绝得以宣扬。
开学了，我和弗里达拿到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谈论着锡克煤炭公司，声音中充满了疲惫和不安。晚上，他们把我们带到铁路沿线，捡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块，装满麻袋。然后，我们一边往家走，一边不停地回头张望那些巨大的货车，里面的煤渣被倒进钢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冒着烟雾。即将熄灭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达故意在后面磨蹭，望着那团被黑暗包围的绚丽色块。当我们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野里的枯草时，难免会感到一阵战栗。
我们的房子又旧又冷，是绿色的。晚上只有一盏煤油灯给大屋照明，其他房间深陷在黑暗中，到处是蜂螂和老鼠。大人从不跟我们谈话——只让我们去做这做那。他们总是发号施令，却从不加以解释。如果我们摔跤跌倒了，他们就瞪眼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割破自己或者摔伤了，他们就说你们简直疯了。如果我们感冒了，他们就厌恶地摇头摆脑，觉得我们太不懂事。他们会质问，如果你们都病了，我们能指望谁来干活？我们无话可说。我们生病了，处方就是轻蔑的态度、散发着恶臭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脑袋发钝的蓖麻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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