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杜甫的思想活动放在其人生轨迹和时代背景中予以论述，使得杜甫一生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更加清晰，同时可以凸显杜甫相对于其时代的先进意义。对杜甫思想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杜甫的哲学思想、人生观、政治思想等，也即一般意义上属于“思想史”范畴的内容；二是杜甫的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尤其是他在诗学方面的真知灼见。

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二、家庭传统之一：“奉儒守官”
三、家庭传统之二：“诗是吾家事”
四、时代背景之一：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五、时代背景之二：从盛唐到中唐
六、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学力
第二章 广阔的时代画卷与深沉的内心独白
一、放荡齐赵：裘马清狂的青年诗人
二、旅食京华：对浪漫主义诗坛的游离
三、潼关诗兴：动乱时代的历史图卷
四、蜀道悲歌：崎岖的道路与伟丽的山川
五、成都草堂：平凡事物的美学升华
六、夔府孤城：对人生与历史的深沉思考
第三章 千锤百炼的艺术造诣与炉火纯青的老成境界
一、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
二、意象：“意匠惨淡经营中”
三、结构：“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
四、诗律：“思飘云物动，律中鬼神惊”
五、境界：“凌云健笔意纵横”
六、风格：“沉郁顿挫”
第四章 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一、平正笃实的哲学观点
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
三、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
四、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
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
六、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
第五章 转益多师的文学观点与掣鲸碧海的审美理想
一、文学史观之一：“别裁伪体亲风雅”
二、文学史观之二：“清辞丽句必为邻”
三、文学史观之三：“历代各清规”
四、创作论之一：“颇学阴何苦用心”
五、创作论之二：“诗兴不无神”
六、审美理想：“掣鲸碧海”
第六章 诗学绝诣与人品高标的千古楷模
一、主题走向：“子美集开诗世界
二、艺术启迪之一：“天下几人学杜甫”
三、艺术启迪之二：“诗家初祖杜少陵”
四、人格楷模：“常使诗人拜画图”
五、千家注杜：“少陵自有连城璧”
六、文化意义：“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附录杜甫简谱
后 记
我与杜甫的六次结缘

研究杜甫的论著著汗牛充栋，传记类的著作也有多种。本书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既把杜甫当作伟大的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发展过程；又把杜甫当作伟大的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其次，本书评、传结合而侧重于评，并试图把杜甫置于时代和社会的广阔背景中予以审视，从而对杜甫的地位、影响及意义作了较深刻的阐述。
书前附有杜甫行踪示意图，可使读者对诗人一生行踪一目了解。书后附有杜甫简谱、人名索引、文献索引、词语索引，为读者阅读提供方便。

杜甫的传记已经有很多种了，其中冯至先生的《杜甫
传》、朱东润先生的《杜甫叙论》和陈贻焮先生的《杜甫
评传》等几种，我都曾认真阅读且甚感钦佩。但是去年8月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我撰写《杜甫评传》时，
我还是很爽快地应承下来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我自信可以
写出一部超过上述著作的书来，而是另有原因：作为《中
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这本《杜甫评传》在写法上
必须与一般的杜甫传记有所区别。《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主编匡亚明先生在丛书总序中指出，这套丛书的任务是
“通过对每位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
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
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
，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
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所以本书在把杜甫当作一位文学家进行评述的同时，必须
着重阐明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而且必须对杜甫与传统思
想文化的关系予以特别的关注，而这正是其他的杜甫传记
注意得不够的地方。不言而喻的是，本书作为丛书的一种
，只能以《杜甫评传》为书名，尽管至少有三种同名著作
早已问世了。
本书从去年8月下旬开始动笔，到今年6月中旬完成初
稿，其间除了教学之外，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这本书的
写作上了。如今书已写完，对于它自身的长短得失，只能
留给读者去评判，我觉得意犹未尽而想再说几句的是一些
题外话。我热爱杜甫，我很乐意借写评传的机会向这位伟
大诗人献上一瓣心香。也许是由于我命途多舛，又缺乏浪
漫气质，虽然我对李杜之优劣从不敢妄置一词，但总觉得
飘逸的李白离我较远，而沉郁的杜甫离我很近。特别是当
我尝到生活的艰难时(比如躺在被大风刮去茅草的茅屋里仰
望着满天寒星)，更深切地体会到杜甫是一位最可亲近的诗
人，他的伟大即在于他的平凡之中，他的大部分诗都是为
我们普通人写的。当我听说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肆意贬低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样的作品且声称要追问凭什么称
杜甫为“人民诗人”时，不禁哑然失笑：究竟是谁在这个
问题上更有发言权，是养尊处优的他呢还是千千万万正住
在茅屋里的普通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习惯：
在评价古代文学家时，要不厌其烦地指出其“局限”——
阶级的、时代的，等等。似乎不这样做便不具备现代意识
、不体现理论深度。于是，杜甫便常常因“忠君意识”而
受到种种责备，更其甚者，有人竟指责他没有为解决封建
社会固有的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等等。我对此
一向感到困惑：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人类的文明史
是一个不断地积累、发展的过程，在它的各个分支上，都
必然体现出后来居上的总趋势，所以任何杰出的历史人物
总是要被后人超越的。张衡发明了地动仪，而现代的科学
家已能用卫星遥感技术来预测地震了；祖冲之最早把圆周
率推算到小数点后面七位，而现代的数学家借助电子计算
机已把π值精确到小数点后十万位以上了。如果我们说张
衡“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发明更好的地震观测及预测
方法，或者说祖冲之“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没有把圆周率
推算得更加精确，这样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错，可是那不
是等于什么也没说吗？据我所知，关于科技史的著作中很
少见到此类“论述”。但是在文学史、哲学史的研究领域
内，这样的“论述”却是大量的、经常的，有时甚至是喋
喋不休的。仿佛越是把古人的“局限性”说得痛快淋漓，
便越能显示论者自身的高明。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主体诠
释和现代意识的极大误解，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
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
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真理与方法》)文学史研究当然是应该体现现代意识的主体
诠释，但在具体的诠释过程中必须时时牢记着对象的“历
史”性质。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用现代意识去理解
、诠释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而不应该用现代
意识去指责历史人物与现代的差距，因为后者事实上是没
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在本书中力图做到的是：以现代意
识为指导，把杜甫置于他所属的那个时代予以审视，且诠
释杜甫的文学业绩及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意义。
程千帆老师始终关心着本书的写作，在我动笔之前，
他听取了我关于全书框架的构想。在全书完稿之后，他在
病榻上审阅了第六章，指点我许多修改意见。更需要指出
的是，我曾聆听千帆师讲授“杜诗”课，又曾在他指导下
撰写过一些关于杜甫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进了《被开拓的
诗世界》一书)，这对我撰写本书有极大的帮助。周勋初老
师也始终关心本书的写作，并在百忙之中仔细审阅了全稿
，提出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愿两位老师接受我由衷的感
谢。此外，我妻子陶友红女士利用休息时间帮我誊写了大
部分初稿，使原来被我涂改得难以辨认的草稿变得整齐清
晰了，我也对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耶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十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像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①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杜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②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校笺》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瑶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都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道：“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①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觎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自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