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早已注意到史家叙史与小说家讲史之异趣，前人对某些个案亦有深入研究，但鲜见对史书与小说全面系统的互文解读。本书是专门讨论史家与作家“三国”叙事的学术随笔，涉及三国时期主要的人物、事件和人文政治现象，兼及相关地理、职官和吏治风俗等问题。全书通过对比史书中的三国历史与戏曲小说中的三国故事，揭示政治伦理、人格形态以及审美观念之流变，追索史书与文学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因时因地因人而产生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中所蕴含的国族、民间、史家、士人在不同历史处境中的心理状态及相关的历史信息。

李庆西 1951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三十余年，曾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现任上海《书城》杂志执行编委。著有评论、随笔集《文学的当代性》《寻找手稿》《魔法无法》《话语之径》《小故事》等，小说集《不二法门》和长篇小说《大风歌》等。另，标校叶德辉《书林清话》，编著《大学文学》《古代文学经典渎本》等。

（一）序言 演义：历史迷宫的逃逸路线
（二）前记
卷上
（三）十常侍乱政
（四）汉末三宗室
（五）『捉放曹』及其他
（六）王司徒之坚守
（七）白门楼记
（八）官渡疑云
（九）汉沮迷津
（十）千里走单骑之路线图
卷中
（十一）大梦谁先觉
（十二）刘备说『妻子如衣服』
（十三）关羽说『荆州本大汉疆土』
（十四）石头城下无波涛
（十五）一时瑜亮
（十六）司马一生唯谨慎
（十七）魏延之叛
（十八）司马氏与淮南三叛
（十九）羁旅托国，孤独与悲情
（二十）曹操家事
（二十一）吴宫魅影
卷下
（二十二）三国地理杂俎
（二十三）三国宅京民略
（二十四）三国将军辨述
（二十五）士风与吏治
（二十六）祥瑞与灾异
（二十七）三国叙事之怪力乱神
（二十八）舌尖上的三国
（二十九）《三国演义》的叙事悖谬

演义：历史迷宫的逃逸路线
（我梦见我在旷野疾走。虫声四处。有魑魅在我背后
追赶，挥着捕蝴蝶的袋状网，在我脑后挥来挥去。而我脑
后并无昆虫类的东西逸出。……疾走，忽然跌了一跤，被
掼在有司案前。有司慈眉善目，冷冷一笑：交代，交代你
的叙述方略！……我醒了。——《拟野草之十一》）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朋友，识得其人之前往往先
识其文。那年在《文学评论》（一九八二年四期）读到一
篇《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讲的是“文学曹操”和
“历史曹操”的异同，依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立论，判定
小说角色“扭曲”历史人物未必就没有其合理性。立论雄
辩而且文采飞扬，就大佩服。那年见到李庆西，握手道了
久仰，才知道那是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发表的前两年写就
。他的本业是出版社编辑，编了很多重头书籍。业余写些
“张三李四王麻子”之类王蒙很欣赏的“新笔记小说”，
也搞评论，论证“寻根派也是先锋派”，是一个跨领域的
写作者。香港人的说法是“四围都风生水起”，有几年还
沉迷于研究明史，只是不见他再讨论“三国”。
岁月匆匆，原来庆西并未撂下对三国和三国叙事的阅
读和研究。他读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读范晔
的《后汉书》，读《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读《资
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从十年前开始，陆续以学术随
笔（又叫“知性散文”）的方式，发表总题为《老读三国
》的专栏文章。“老读三国”一语双关，一是反用了“少
不读西厢，老不读三国”的俗典，二是点出年纪和岁月，
平添了一派沧桑况味。文章越写越多，竟然写到近三十篇
之多，书名也改为《三国如何演义》了。
“三国如何演义”这个大题目，带出的似乎还是小说
家讲史与史家叙事的分野，其实庆西早已彻悟“文学本位
”也是一种偏执，所谓虚构/非虚构的二元分立，远远不能
说清楚三国叙事和阅读的“历史层积”，必得运用谱系学
等多重方法，方能一探诸多历史情境和叙事策略交织而成
的众声喧哗。都知道正史叙事难免许多剪裁、修饰和虚构
，小说家讲史亦对应了实在的“想象的真实”。但这里的
关键是不再囿于现代文体分类学的“小说”概念，如实地
把《三国演义》看作“演义”。由此至少必须提出四个问
题：什么是“演义”，演的什么“义”，为什么要“演义
”，以及——如何“演义”？
演义者何？“演义”一词最初出自《后汉书·逸民传
·周党》，其中云：“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
《易·系辞上》云：“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高亨注解云：“《释文》引郑云：‘衍，演也。’先秦人
称算卦为衍，汉人称算卦为演，演与衍古字通也。”若以
此解释为据，可看出，“演”与“衍”相通，均含有引申
、推广、发挥的意思，所谓“演义”，就是要对其中蕴藏
的深刻道理进行阐发。演义工程的崇高由此获得合理性，
其间的踵事增华虚拟铺排，极尽其“衍”的能事。然而演
的是什么义？却仍需从它所依附的史传传统中袭来。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演义”标目，旨在于借“
事”演“义”，通过相关史事的叙述，一再标举求仁政、
尚忠贤、恶奸佞的伦理价值。明代庸愚子解释这“义”，
直接将其溯源于“史”：“夫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
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
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
不笔之者，有义存焉。”继而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
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其他得失，彰彰可
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贤，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
已”。
为什么需要演义？这就说到了“通俗”（思政教育）
的功能——明代修髯子说：“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
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
者，以俗近语，□（无此字）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
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
，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愚
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
焉。”
说起来头头是道，其实知易行难，这一番大道理落实
到叙事实践，就产生了庆西所说的诸般“悖谬”。
其一，《三国演义》叙事逻辑最明显的悖谬是优汰劣
胜：在小说语境中，刘备绝对是“政治正确”，作为汉室
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诸葛亮这样
安邦定国的良相和谋略大师，加之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
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然而最具政治优
势的蜀汉最先出局，赢家是篡汉的曹魏，最后得天下的又
是篡魏的司马氏。跟历代的“成王败寇”完全拧巴，用“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宿命论，或“是非成败转头空”
的虚无感慨，都无法解决其中的悖谬。
其二，三国语境中的“忠义”，常常漂移不定，毫无
准则可言。英雄主义实际上往往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
“英雄”既以天下为念，成其功业与建树，不能不倚助机
会主义运作。落实到故事里，心机、谋略与手腕不仅是叙
事策略，也被作为一种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扬。譬如
，刘备得益州之前，投靠过袁绍，依附过吕布，归顺过曹
操，又奔走于刘表、孙权之间，那些豪强没有一个是他真
正的盟友，也没有一个彼此能够好聚好散。作为权且之计
，如此蝇营狗苟斡旋于各派势力，要说是生存之道抑或未
可厚非，可是却被誉为英雄韬略。
其三，人物描写的悖谬，就是鲁迅所说的“欲显刘备
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表面看来是描写
用力过度带来的反效果，然而东汉以来对士人风神的关注
恰恰带来人物行为举止的“表演性”，其间的表里情伪往
往暧昧不清。余嘉锡的《笺疏》，说到华歆这个京剧里“
破壁揪伏后”的小花脸，为何却在陈寿《三国志》里一直
“高大上”，日：“自后汉之末，以至六朝，士人往往饰
容止、盛言谈，小廉曲谨，以邀声誉。逮至闻望既高，四
方宗仰，虽卖国求荣，犹翕然以名德推之。华歆、王朗、
陈群之徒，其作俑者也。”而后世不断升级到了“忠义神
武灵佑圣帝”的关羽，在小说语境中也不掩他的刚愎自矜
。（关羽的谥为“壮缪”，谥法：“武而不遂、死于原野
日壮，名与实乖日缪。”实在是的评，后世改“缪”为“
穆”，也是拨乱反正的一招。）庆西认为三国人物在种种
天人交战之际的多变应对，反而因此“演义”出一批性格
复杂的“立体人物”。
庆西细析三国叙事中处理“悖谬”的诸般策略，自是
精彩纷呈。由此可知，何为“演义”，演的什么“义”，
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如何演义？这些个“如何”带出
的历史信息（即历代叙述者的“文化想象”），才是关键
中的关键。
与此相关，庆西还对三国叙事中的“地理空间想象”
多有心得：“《三国演义》以小说讲史，地名不仅表示事
件发生地点，亦涉及职官制度、政区地理和军事活动路线
等等，不能仅视同文学手法。”小说多以州名指称州治所
在城邑，如“青州城”“冀州城”“徐州城”“扬州城”
等，这类地名具有多重模糊性，不能确指某地某城。关羽
千里走单骑时的“长安、灞桥”，曹操起兵援汉中时的“
潼关、蓝田”，孔明六出祁山时的“剑阁”都只是历代诗
文里具有象征意义的地名，若落实到古代地图上去认真摸
索，一定糊涂。依志书，当日鲁肃若在水边设宴，应该是
资水或湘水之滨。从资、湘挪至长江，小说家换了地理背
景，是借以衬托关羽一身英雄壮气。“不用说，唯有浩浩
荡荡的长江才能给人那种任尔驰想的气势。”《三国演义
》以大量篇幅极写在西凉、辽东、南越这些边远蛮荒之地
的征战，至少从空间上重温了“大一统”的辽阔想象。至
于魏蜀吴的“宅京”工程，于乱世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并
不只是一味追求淫逸享乐，而是为了呈示“大国威仪”，
以及“上合于天”的合法性。
少读三国，老来还读三国。三国实在是中国文化常读
常新的历史教科书。这短短一百年的历史为何在国人的认
知中占有如许地位？答案也许真如庆西兄所言：原因或许
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是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那
是一个被毁灭的儒者的理想国，那些故事里充满忠义与悲
情，智谋与权变，以及至今依然困扰国人的种种伦理语境
。
（我梦见我在山径上疾走。应该是服食了“五石散”
，皮肤非常敏感，触处皆痛。宽袍大袖，在山径上疾走。
……视觉、嗅觉、听觉，皆敏感灵捷。远处有山民野唱。
……凉风习习，大汗淋漓。……我行散，故我存在。——
《拟野草之十二》）
黄子平
二〇一八年夏末于北角

本书为讨论史书与小说中“三国”叙事的学术随笔，涉及三国时期主要人物、事件和人文政治现象，兼及相关地理、职官和吏治风俗等问题。全书通过对比历史书写中的三国历史与戏曲小说中的三国故事，揭示政治伦理、人格形态以及审美观念之流变。

三国故事国人几乎耳熟能详。从前，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三国戏或饭后茶余的口传叙事。我这一代人读过《三国演义》的已不在少数（包括儿时阅读的小人书），现在读小说之外还有影视作品，还有年轻人喜欢的电玩《三国杀》之类。据说，现在有些年轻读者更热衷于寻踪溯源，从《三国志》和其他史著中去挖掘更多内容。这些形式各异的文本提供了许多自我复制和迭代变异的三国故事，足以构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叙事迷宫。
我很早就着迷于此。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它足以笼罩许多人的精神世界，它以令人喜闻乐见的叙事内容，将某种古老的意识形态植入你的心灵。小时候听长辈说，吕布好端端的毁在貂蝉手里，后来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就是要斩去祸根。那时还不大能理解“红颜祸水”的古训，只是在书里找来找去没发现关公跟貂蝉有何牵扯，心想这肯定不是全本。许多年后才知道，三国故事有许多小说之外的文本，每一种讲法都有它背后的话语支撑。
自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之后，人们对中国古典小说逐渐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具体说到《三国演义》，说深说浅都是绕着说，譬如做文学史的不会忘记告诉你“尊刘抑曹”如何违背历史真实。历史不怎么强调人格与情感因素，如果说历史就是陈寿笔下的成王败寇，小说讲的却是不以胜败论英雄。按照小说的叙事逻辑，你会怀疑那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因为悲情和无奈之中有着某种精神诉求。小说里讲忠勇节义，讲“汉贼不两立”，过去尽被斥之“封建糟粕”，现在怕是又引为“传统美德”了（或既是糟粕又是美德，他们熟悉学术的辩证法），反正很少有人根据小说文本考察这套话语的伦理架构。
其实，“五四”一代文化人就不喜欢“忠勇节义”这套叙事话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论述中，对《三国演义》评价明显偏低。钱玄同将之视如《说岳》一类，认为作者“文才笨拙”。胡适基于三国故事能使妇孺皆晓的事实，称其“魔力”不小，却也以为文学价值不高，将之归人“二流以下”（《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不过就当日情形而言，自亦不必苛责前贤，那时候他们亟欲鼓吹文学改良（或是革命），寄希望于新文学，对此不遑细辨。
我最早论及三国的文章是《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是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一九八二年发表于《文学评论》。文章主要论证不能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评价文学人物，当时有些学者要维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评法批儒”给曹操指定的政治形象，究诘小说（毛宗岗本）如何歪曲了曹操。我觉得小说里的曹操符合其角色定义，是书中塑造最好的艺术形象，我借此论证文学的自身规律，是从艺术和审美角度立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学理论与批评亟欲摆脱政治束缚，对文学本体的关注亦是一种学术风气。
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写过有关《三国演义》的文章。不过隔一两年会重新翻阅这部小说，只是兴趣而已，当然我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不止这一种，出于兴之所至的阅读自然不是学术研究的意思。我知道，真正搞古代小说研究的多半不会据守文学本体，那种学问大抵在文本之外，自是不必沉浸于文本解读。但我有时会想到小说的意义生成，想到叙述与叙述对象的关系，想到《三国演义》作为一种叙史方式对历史的重述与误读……
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意识到，完全据守文学本体也是一种局限，因为《三国演义》这样的讲史小说本身不完全是文学文本，亦须从历史和伦理的角度去认识。而且，这部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很复杂，不仅对应汉末三国的历史状况，它所要表达的东西也带有三国叙事文本衍变过程以及小说成书的历史因素。
岁月老去，思虑散逸。胡乱地想来想去，倒是不断开通文本解读的路径。
十年前有一阵重读《三国演义》（罗贯中著，毛宗岗评改，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开始关注过去未予重视的另一个视角，也即《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所引史家叙事。当然，与三国相关的正史还有《后汉书》《晋书》和《资治通鉴》等（另，《宋书》天文、符瑞、五行诸志记述的休咎事验，差不多有一半属于这一时期）。从这些史著看三国风云，感觉像是又打开了几扇窗子，眼前出现许多异样的风景。史家叙事和小说家讲史各具要旨，但此中的差别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关键不在于真实或是虚构，而是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在互文见义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不同的三国叙事自有不同的意图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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