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耀华，湖北省鄂州市人，市政协委员、湖北省作协会员、市作协副主席、史学专家、高级经济师。学术专著有《中国价格史》（2000年出版，2013年再版），2004年获中国价格理论研究最高奖“薛暮桥价格研究奖”。文学作品有《千古第一相·管仲》（入围第八届矛盾文学奖）、《范蠡——从兵家奇才到东方商圣》（入围第九届矛盾文学奖、陕西广播电视台连播）、《飓风——明朝反贪风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大唐财相：刘晏》《二品：海瑞》等20余部，累计千万字。

第一章 绪论
读史：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
一、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二、中国历代兴亡的命运悖论
三、兴亡周期律因果探源
第二章 三代——兴亡之始
一、文明初始
二、夏桀暴政亡国
三、“成汤革命”
四、纣王无道
五、周公制礼安邦
六、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第三章 秦王朝——勃兴猝亡
一、短}乍王朝
二、“焚书坑儒”
三、《为吏之道》
四、伟大的创举
五、民心为何缺失
六、秦朝兴亡的启示
第四章 大汉王朝——在辉煌中走向灭亡
一、汉初“无为而洽”
二、“文景之治”
三、汉武帝自毁
四、王莽篡汉
五、“光武中兴”
六、走向灭亡
七、汉朝兴亡的启示
第五章 隋王朝——兴于俭亡于奢
一、短祚王朝
二、隋文帝节俭治国
三、隋炀帝的功与过
四、隋朝兴亡的启示
第六章 大唐帝国——从神话中的坠落
一、唐初的吏治
二、“贞观之治”
三、唐高宗并非一无是处
四、武则天铁腕洽吏
五、唐玄宗前后判若两人
六、帝国神话的破灭
七、唐朝兴亡的启示
第七章 大宋王朝——物欲横流的时代
一、物欲横流的时代
二、太祖、太宗对吏洽的贡献
三、“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四、北宋后期积重难返
五、南宋吏治败坏失江山
六、宋朝兴亡的启示
第八章 元朝——最无制度的朝代
一、最无制度的朝代
二、元初吏治逆天而行
三、贪风四起与吏治整顿
四、元朝后期的社会腐败
五、元朝兴亡的启示
第九章 明朝——整饬吏治高歌猛进
一、明太祖严惩贪官污吏
二、明成祖倡廉肃贪
三、“仁宣之治”
四、英宗时期为拐点
五、中后期的吏治
六、明朝兴亡的启示
第十章 清朝——君主专制最后一曲挽歌
一、谁葬送了“康乾盛世”
二、腐败与烟毒交相为恶
三、侵吞军费酿国耻
四、光绪不做亡国之君
五、最后一曲挽歌
六、清朝兴亡的启示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归氏族集体所有，人们过着相互平等，无阶级压迫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人类进入到父系氏族公社以后，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父系大家族的家长，凭借手中的特权和家长制作风，将氏族成员的共同劳动所得攫为己有，成为显贵。他们破坏了原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和最初的阶级对立。
随着生产范围的扩大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结成联盟，以增加军事力量，称为军事民主制。这一时期的部落或联盟首领，由“四岳”会议民主选举产生。这种民主推举更替首领的办法，史称“禅让制”。尧、舜、禹相继被推举为首领，就是“禅让制”的产物。
尧、舜、禹选贤任能，实施仁政，躬身力行，带头节俭，出现了原始的廉政萌芽。
夏禹老了，遵照尧、舜禅让的先例，寻找接班人。“四岳”会议推荐皋陶为接班人，得到禹的认可。但皋陶不幸染病，先禹而死。“四岳”会议再次公推伯益为新的接班人。禹当众允诺：“我死后，伯益为领袖。”
伯益等了十年，夏禹终于宾天了。当伯益准备走马上任时，夏禹的儿子夏启横插一杠子，武力抢班夺权，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此，“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家”。
许多部族由于势单力薄，无法与夏王朝抗衡，只好臣服。但也有不服者，其中有扈氏部落首先站出来。有扈氏是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居地在今陕西户县。他们以启破坏民主“禅让制”为由，宣布独立，声称要推翻夏王朝。
夏启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消灭有扈氏，夏王朝政权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于是决定出兵讨伐有扈氏。
在誓师大会上，夏启大声疾呼，讨伐有扈氏是“恭行天之罚”，对部下则说：“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即勇往直前者，赏；贪生怕死者，杀。
夏军与有扈氏的军队，在甘水流域的甘地展开生死决战，以夏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因战争发生在甘地，史称“甘之战”。
“甘之战”是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第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代表新兴势力的夏王朝，巩固和发展了奴隶制专制政权，为定都河洛奠定了基础，揭开了中国社会跨进文明时代的序幕。
夏启征服有扈氏、巩固夏王朝政权之后，一反过去俭朴的生活方式，尊老爱幼，任用贤能的治政作风，生活逐渐变得腐化起来，整日饮酒作乐，歌舞游猎。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承王位。
太康自小跟着父亲启享乐，即位后生活比夏启更腐化，只顾饮酒游猎，不理政事。
有一次，他带着家属、亲信去洛水北岸游猎。一去三个多月不回来，弄得百事废弛，民怨沸腾。东夷族有穷氏（在今山东省德州市北）部落首领后羿乘机起兵，夺取了夏的都城安邑。
太康带着猎物兴高采烈地回来，当走到洛水岸边时，见对岸有重兵把守，慌忙派人过河探问，这才知道自己的老窝被后羿端了，不让他回都。各部落首领都不满太康的荒唐，又惧怕后羿的实力，谁也不来帮助。太康后悔不及，只好在阳夏筑了一座土城居住下来。这次事件，史称“太康失国”。
P14-16

这是一本历史通俗读物，探讨自夏商周到清代这一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兴亡的缘由。它以朝代更迭为顺序，以史料为基础，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经历由兴到亡的经验、教训。本书通过对历代王朝兴亡轨迹的归纳、分析，从中探寻吏廉则政清，腐败则亡国的因果关系，让读者获得历史的启示。本书可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读本。

一、著名的延安“窑洞对”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左舜
生、傅斯年、章伯钧6人到了延安，这些人不是来延安游山
玩水的，而是应邀前来做客的。
延安方面非常重视这批尊贵的客人，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叶剑英、林伯渠、张闻天、邓颖超、杨尚昆、陈
云、陈毅、刘少奇、彭真、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贺
龙、陆定一等一些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集体出动，赴
机场迎接这些贵宾。
中共领导人向这些民主人士表示，延安敞开怀抱欢迎
他们，无论是机关、农舍，还是市场，贵宾们可以自由参
观，不受任何限制。
几天之后，黄炎培发现，延安方面对他们真的没有任
何限制，没有出现在重庆常紧随其后的“尾巴”；行走在
延安街头的人们，人人气色红润，个个精神饱满，没有发
现游手闲荡之人，也没有面带烟容的颓唐之人。街上没有
标语，但有黑板报，黑板报上介绍的是卫生知识。印象最
深的，是延安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都可以投书，上
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延安的人们对毛泽东大多
是直呼其名，一般不连带他的头衔。
访问结束临离开延安时，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
里有一次精彩的对话。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这次到延
安访问，有何感想。
黄炎培回答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
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
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
个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
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
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性情发作，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
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
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
功业欲所驱使，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
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
史，‘政殆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
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
去到现在，我略了解了些，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
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
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
亡政息。”
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后来写道：“这是对的，
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望才不致发生。只
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
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
的。”
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段对话，便是著名的“窑洞对”
，直至今日，仍然被人们广为引用。
为了永不松懈，跳出“周期律”。1949年3月，毛泽
东又在西柏坡会议讲话中，极富预见性和前瞻性地提出了
“两个务必”的著名论述，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不论发生过什么
波折和曲折，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的文明史
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历史教
训，以史为鉴。
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
们决不当李白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解决好“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历史陛课题，走好脚下的路。
二、中国历代兴亡的命运悖论
中国历代廉政建设，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
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探索值得肯定，成果需要总结，经验可以借鉴。然而，
在中国历代廉政制度的发展进程中，却始终无法摆脱自身
命运的悖论。诸如“周期律”、“矛盾律”、“背反律”
这样一些带有普遍性、必然性、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仿佛
与传统廉政制度结下不解之缘。历史的悖论难题，更值得
让人深思破解。
（一）关于“周期律”现象
透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历代王朝的兴亡
，许多现象似乎是在重复走过一条相同的路，统治者生时
的忧患，存时的百态，衰时的落寞，亡时的悲泣，许多是
那么的相同或相似。旧政权的灭亡，新王朝的兴起，不过
是又一轮循环往复的开始。这种“周期律”现象，仿佛是
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怪圈”。既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中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当然就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如
果从历代吏治建设与“周期律”二者关系的角度考量，至
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究“周期怪圈”的视野：
……
二是惩贪力度前严后宽，吏治建设难以贯穿始终。一
般来说，新王朝建立初期，统治者都能够励精图治，整个
官僚队伍从上到下也都比较勤廉，对贪官污吏的惩处也极
为严厉，社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一旦统治稳定
之后，继承者渐渐忘却了先祖创业的艰辛，居安享乐，不
思进取，奢侈腐败之风逐渐蔓延开来，并愈演愈烈，直至
王朝最终覆亡。
秦始皇气贯长虹，一统天下，期望家天下传至万世，
但仅系二世而亡。
汉初统治者实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创
造了文景之治。从汉武帝开始，汉朝历代皇帝却醉心于享
乐，奢侈之风自上而下弥漫朝野，最后外戚专权，难逃亡
国之运。
隋文帝杨坚勤政爱民，以节俭治天下，其子炀帝杨广
却荒淫无道，腐败透顶，最终命丧江都。
唐初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集团吸取隋亡的教训
，勤廉为政，开创了贞观盛世。迨至唐玄宗后期，腐败渐
露，进而成泛滥之势，国势也由盛转衰，大唐神话也从神
坛跌落。
宋朝初期，统治者尚属清廉，“以忠厚开国，凡罪罚
悉从轻简，独于治赃最严”。对赃吏处以弃市、杖流等。
到宋真宗时，惩贪之法渐松，有法不依，弃市之处罚不复
见。可见宋朝依法惩贪也重蹈了始严、继松、终弃的老套
路，导致宋朝反贪官的起义此起彼伏，民无宁日。
元、明、清各朝也未能逃脱廉明兴国，腐败丧邦的历
史怪圈。对反腐败的廉政建设，历代王朝正如《诗经》中
所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三是皇帝带头腐败，腐败遂成风气。反对腐败，惩治
贪污，往往都是皇帝对臣民的要求，但皇帝却很少不腐败
。古代的贡奉制其实就是收受贿赂。由于皇帝有至高无上
地位，把臣民向朝廷贡献视为理所当然，并用贡物的多少
作为衡量、检验臣民忠否的标准。
如宋代有专门收受各地贡奉之物的“应奉局”，各地
要把本地特产奉献给朝廷。在地方向朝廷贡奉的过程中，
过手三分肥，地方官借上贡之机，额外加征，更加重了人
民的负担。
清朝乾隆皇帝在严惩官员行贿受贿的同时，自己却又
大肆收受贡奉。几次出巡，两淮盐商报效白银百万两；70
大寿，地方官更是抢运贡品，古北口外“篝火相照，铃铎
动地，鞭声震野”，以致道路阻塞。
皇帝收受贡品，其实就是聚敛搜刮，地方官员献贡，
当然就是行贿。地方官的贡献来自于层层摊派，这又给地
方官提供了贪赃纳贿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皇帝的行为
直接引导了臣民的言行，“君好之，则臣为之”，“上之
所好，民必甚焉”，说的就是上行下效实情。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凡是倡廉无效，贿赂公行，赃官
遍地，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者，病根多在最高统治者身上
。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国家社会腐败的总导演，正如唐朝名
相魏征所言：君严其禁，臣或犯上，况上启其源，下必有
甚，川雍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
！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的缺陷与实践中的不一致，使中国
古代的廉政建设过多地体现出个人因素的干扰与影响，也
使中国古代反腐斗争跌宕起伏，不仅同一朝代前后不一，
即使是同一朝代同一个皇帝，前后也会出现不统一，共同
演绎着腐败——廉政——腐败的周期性循环。

在历史的长河中，王朝的更迭，看似同一命运之反复——政治清明廉洁，惩治贪污腐败，则兴；横征暴敛、吏治败坏，则亡。但探究个中缘由，旧王朝的覆灭与新王朝的建立，并不是新瓶装旧酒，具体到各朝，则各有不同。本书通过对历代王朝兴亡轨迹的梳理，探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因果关系，从而得到历史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