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少时得到的一本日记本开始，席慕蓉就养成了以书写来整理自己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习惯。在这本回顾之书里，席慕蓉打开岁月珍藏的宝箧，诚挚地与读者分享她的记忆图册。其中有她在绘画本业上的困惑与拼搏，对诗的痴迷与信仰，以及对原乡的思念与牵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回顾之书，也可以说这是一本成长之书。

此刻骑着脚踏车天真烂漫的小女还，知不知道故乡正在以云岚掩拥的幽微和秀媚逐时逐刻地在她幼小的心怀中累积着形貌？她将来要怎么长大？怎么去爱汉字编织出来的汉文化的教育？他日回首，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故乡？

——席慕蓉

席慕蓉，祖籍内蒙古，出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毕业后，赴比利时深造，一九6六年以第y名的成绩毕业于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 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五十余种。曾任台湾新竹师范学院及东海大学美术系教授，现为专业画家，并为内蒙古大学、南开大学、宁夏大学、呼伦贝尔学院、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等校之名誉（或客座）教授，亦是内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荣誉公民。

席慕蓉的散文书写有了更广大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视野，但是，我相信她仍然是矛盾的，或许她仍然愿意是那个对一切美好怀抱梦想、隔着距离、单纯向往美丽草原的过去的自己，但是，显然书写创作使她一往直前，再也无法回头了。——蒋勋

她的一支笔既含蓄又浅显，既委婉又迫切，既激动又平易，既一针见血又十面埋伏，“反复”到底可以叹为观止了。——王鼎钧

她的散文的特色就是抒情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也写诗的关系，文字敏感细腻，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痖弦

第一章 最初·最早

日记九则

五十年后的同学会

第二章 在台东的画展

日记十九则

第三章 　关于诗

诗三篇

日记与笔记摘抄十二则

寄友人书

生命的撞击

我不仅仅是……

六月谢函

给“诗想”的回应

关于一首叙事诗的几堂课

第四章　回家的路上

信件三封

日记六十一则

第五章　我给记忆命名

关口

城川行

克什克腾草原

安答

《二○○六/席慕蓉》后记

前篇与后续

后记

附录

写给穆伦·席连勃（蒋勋）

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　布鲁塞尔

画展的开幕式定在今天傍晚六点，我虽然算是准时赶到，但是许多朋友和同学早就到场了，真不好意思。陈雄飞先生来为我的画展致词，他的朋友卢森堡驻比利时的Dumont大使和夫人也来了，他们夫妇都喜欢画廊中间那张大画。Léon Devos教授笑着向我道贺，我心里明白他是促成这次画展的推荐者，是我的贵人，但是班上同学都在场，我只能向他鞠躬道谢，就不多说话了。

画廊的女主人告诉我，《晚报》（Le Soir）的艺评家Paul Caso先生稍早已经先来看过了，叫我到时候看他的评论，另外有几家报纸的艺评家也会过来。

这一阵子是有点混乱。今天从宿舍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打扮好了，却被安妮叫住，一定要帮我把头发重新梳整，时间因此急迫，我只能这样出门。其实并不喜欢这种不很自然的发型，可是也来不及了，心里只能怪自己为什么这么糊涂和软弱。

不过，进了画廊，看见昨天辛苦布置好的画展，满心的闷气都全部消散了。

席慕蓉啊席慕蓉，你今天就是披头散发进来，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人家要看的是你的画，不是你的头发。

这一整个画廊的作品，才是今天的主角。

班上的同学差不多都来了。安得烈、大卫、宝拉、昂端，还有玛丽亚，都热烈地和我拥抱，说想不到我是班上第一个开个人画展的学生，还没毕业就有画廊正式邀请，多好！

是啊！是啊！还生什么头发的闷气呢？

要好好珍惜，要深深感谢吧。

鲁汶的同学也都来了，刘海北在帮我招待，看他指着画东讲西讲的，好像很懂，很投入，我心里不禁暗笑……

现在要先给爸爸妈妈写信，他们的女儿真的在欧洲开画展了。要好好向他们细说今天的一切，一切的一切。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晨　淡水

编辑希望我再摘取几篇近两年的日记，好让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本新版更为完整。我找到三篇，并且已经放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了。

在把整本初校稿寄回去之前，今天我还想写一件事。不能说是日记，只能算是一篇“认错”的告白吧。

是关于我最近完成的第四首叙事诗《英雄博尔术》。

诗集初版时，圆神出版社的版本即使已经写到超过了一千行，却还是处处都有所欠缺，让原本曾经鼓励我去尝试的齐邦媛老师失望了。她直言责问我为什么完全忽略了对空间的描述？还有战争的场面也零零散散，根本铺陈不出英雄之所以能成为英雄的那种大气势等等等等。

她的看法完全正确，她的苦心我也能完全了解并且感激。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好好听齐老师的话，多去读读书，慢慢地去经营长诗的气势和格局，或许就不会出错。

偏偏自己性急，想到关于空间的描述其实可以补救。这二十多年来在高原上行走的亲身体验，无论是一日的晨昏光景，还是一季的自然变化，我都有现成的资料啊。至于战争，那些血肉模糊的细节我还是不想写。或许，我可以把战争的规模或者战况的经过写得更为完整一些？于是，踌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开始提笔上阵了。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修修补补了一番的《英雄博尔术》连注释在内共有一千五百行。自己以为或许会比原先的内容充实了一些吧，没想到错误就在此时铸成，而且还不能怪任何人！

是的，在这条回家的长路上，所有那些曾经被我反复细读或只是匆匆翻阅的书本里都不见的这四个字，这么多年间我认识的许多位领路人也从来没说过的这四个字，是我独家的发明。

在叙述拖雷皇子进攻你沙不儿城一役所用的攻城辎重是如何在出发前“一一分解后，仔细包装，以牦牛和骆驼载运，与炮兵同行”，在这句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自作主张地加进了四个字：

“步兵随后。”

是的，就是这四个字，如此自然，如此顺理成章地被我放进了可汗的西征花剌子模大军之中，并且之后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阅读，经过了至少有四次的仔细校对，都没发现这其中的荒谬，仿佛是被催眠一样的状态。

是荒谬啊！甚至到了今年的九月八日，去内蒙古大学演讲，还以《我如何写英雄叙事诗》为题，讲得兴高采烈。

是要到隔了一天之后，早上醒来，在呼和浩特市区一间旅馆的舒适的眠床上，那四个字突然浮现，就在瞬间我也省察到这是极为可笑的错误，我怎么会一直没发现呢？

这天是九月十日，朋友约好了带我去拜见一位我仰慕已久的学者，我们一起吃中饭。在席间，抱着或许还有万一的微弱希望，我问出了这个问题：

“请问，当年大军西征时有没有步兵？”

从面对着我的学者眼中显露出的讶异眼神，还有旁边朋友忍不住的笑声，我就知道没希望了，只有低头承认自己的匮乏吧。

不过，还有一件事比较麻烦，就在这几天之前，诗集的简体字版本刚刚在北京印制完成，作家出版社已经开始发行了，我要怎么样去向每一位读者认错呢？

我沮丧极了。

原来，光是有热情有渴望也不足以成事，基础如此薄弱的我，还能妄求些什么？

接下来的那几天，在呼和浩特，也有不少朋友安慰我，他们说：

“也难免，你从小是在汉文化的教育体系里长大，恐怕有很多影响连自己也不知道。”

他们的话或许有道理，可是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一直到回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说起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

日子就这样混乱地过去。昨天，把《我给记忆命名》全书的初校稿终于看完，我决定应该与自己讲和了。或许还是会不断地出错，或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渺不可及的目标，可是能够走在这条回家的长路上，不也是靠着在自己的生命里已经是共生状态的两种文化的滋养吗？

讲和吧。讲和吧。我还是想要继续写我的叙事诗。虽然此刻心里有点明白，这个“自己”，或许就如同那个在西征的长路上孤单而又荒谬地行走着的“步兵”一样，永远永远也走不到花剌子模……

二○一○年九月下旬，我应魏坚教授之邀，从银川飞北京，到他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演讲。讲题是《族群的记忆》。不巧这天我的喉咙不舒服，肿胀疼痛，难以发声。但是下午的演讲我还是费尽气力、磕磕绊绊地讲完了，听众都能体谅，反应也很温暖，我衷心感激。

那天，在他们之中有位十九岁的男学生，记住了我这场演讲，之后又读到两本我写的关于原乡的散文，也很喜欢。

八年之后，他已经完成了学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想要重新出版我那两本散文集。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近午时分，他用向魏坚教授要来的电话号码，从北京打到我家，很诚恳、很有礼貌地向我说出他的愿望。可是这两本书早先已经交给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了，所以我只能回绝了他。

他回答我的语气难掩失望和惋惜的感觉。在那瞬间，有些什么触动了我。

刚才在电话中他已经先说了八年前在学校听过我演讲的事，那时就觉得我的原乡经历可以旁及任何地方和任何人的相似处境……对那样的一位青年，不管是隔了多少年之后，我，恐怕都不应该如此慢待他吧。

所以，我就补充了几句：“不过，我手边刚好有本新书，是去年夏天由台湾的尔雅出版社出版的，你愿意请人民文学出版社考虑看看吗？”

于是，就开始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

说来也巧，就在这之后不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席慕蓉原乡书写系列》也开始发行。先出版了六册，其中就有我新认识的年轻朋友喜欢的《追寻梦土》和《蒙文课》，各以汉文和蒙文两种文字出版。二○一八年九月十一日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我说：“这是我在当年的白日梦里也不敢向往过的白日梦！”

当年，我曾经希冀或许有一天可以“回乡”，但从来不敢臆测它真能实现。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告诉自己这只是“白日梦”。二○一六年我把这篇日记放进新书书稿中，二○一七年七月由台湾的尔雅出版社出版。

没想到如今书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忽然间有些数字似乎成了特意的安排了。新书预定的出版时间是二○一九年，离我初次踏上高原故土的一九八九年，将是整整的三十年。在六十年前命名的白日梦，如今早已是真实的人生，而我的原乡书写还在继续，还能够继续……

为这样的巧合，我要谢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更要谢谢我年轻的朋友。当然，还要谢谢魏坚老师！

慕蓉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于台湾北海岸

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第一次跟随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邢义田院士参观他们所里的博物馆。在灯光特意调暗的展示柜角落里，见到一枚孤单又略带残缺的居延汉简，上面只写着五个汉字：

“夜见匈奴人……”

灯光黯淡，时光黯淡，这片窄而小的汉简材质底色也极为黯淡，可是，为什么，那五个黑色的字却清楚得不能再清楚地显现在我眼前，并且就在那瞬间直入我心？

是的，就是在那瞬间，我突然明白了，原来，讯息是这样留下来，然后再这样传递下去的。虽然，我们并不能预知，时光要如何去选择。

今天是二○一七年的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去尔雅出版社看新书的封面。编辑碧君建议我，可以写篇简短的后记，向读者说明一下出版的缘由，我欣然从命。

整本书的发想，是从二○一四年七月在我母亲家乡内蒙古克什克腾草原上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开始的。会中我得以见到内蒙古大学的苏德毕力格教授，并且读到他的论文《从慕容嘎的几封信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分裂》。这篇论文解开了我多年的困惑——不知如何在隔绝了四十年因而各自书写的历史里找到比较可靠的时空真相，试着为我的外祖父穆隆嘎先生（大陆近代译为慕容嘎）写一篇比较清晰的生平记述。

困惑解除，终于可以开始写了。然后，还想写父亲，写我所知道的他，尤其是在回返原乡的路上和父亲共度的九年黄金时光。于是，日记一本本地翻开、摘录，有时又旁及自己的画与诗。选着选着，就有点像是一册回顾的“日记书”了，而篇幅有限，许多对我极为珍贵的记忆，终于也只能留待后日。

今天晚上，与晓风在电话上闲谈。原本如她往日所言，我们是两个在井旁的女子，趁着工作的闲暇，有一搭没一搭地说几句话而已。可是说着说着，晓风却忽然谈到她近几年在写作时的想法，她觉得有些事物如果再不记下来，恐怕从此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她说：

“我想写下来，是因为有过这样的人，有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

谢谢晓风，为我代言，作为这本新书《我给记忆命名》最好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