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芝加哥大学教授
研究清朝制度史的中外著述中，《君主与大臣
》是最优秀的成果。
盖博坚——华盛顿大学教授
这是对于清史研究技艺以及清朝历史都有贡献
的重要著作。
《君主与大臣》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所取
得的成就，而且也在于它代表的新的研究方向。
在未来许多年，它将是18世纪历史研究的标杆
作品。
戴廷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君主与大臣》是难得一见的著作，博得交口
称誉，且取得学术突破。
魏斐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在西方，没有人比白彬菊教授更熟悉清朝的档
案。《君主与大臣》一书，使用第一手确凿材料，
为我们提供了对于帝制中国内部决策的认识。军机
处(对中国皇帝而言，大致相当于美国总统的国家安
全委员会)建立的原因，学界争论不休。白彬菊的研
究对此提出了新看法，同时揭示了清朝君主政体是
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运作的。
司徒琳——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君主与大臣》一书，会让认为制度史单调乏
味的人手不释卷。

《君主与大臣》的中译本付印在即，身为译者
，还有一些感想要说。
1991年，《君主与大臣》英文版出版。此后，
论及18世纪清朝中央政府机构、决策、君臣关系等
内容的各类英文著述，常常会引用这本书，它是得
到征引和推荐阅读最多的清史著作之一，是西方学
者公认的研究清朝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威著作。
1996年，《满学研究》第三辑刊出了这本书“
序言”与“结语”的中文译文，对于向中文读者介
绍作者的观点，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二十多
年来，在中文著述中引用这些观点的并不多，更不
用说商榷了。
这当然是一本值得完整翻译的书。如今，军需
房一军机房一军机处的三阶段说已没有多少人坚持
了，可我们还是可以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否定这种说
法的，也可以检视书中所认为的“军机处乾隆二年
说”是否有道理。书中着力论述了从君主统治到大
臣管理的内廷转型，指出存在从雍正朝君主专制到
乾隆朝君主与大臣合作的变化，甚至决策时大臣可
以制约君主独断的看法，这不同于我们历来的清朝
18世纪时皇权日益强化的认识。了解作者的这些结
论性认识固然有必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看作
者的论证。
白彬菊教授是西方学者中最熟悉清朝中央档案
的。这本书是她娴熟利用汉文与满文档案的最好证
明。可能是我偏爱细节的缘故吧，在翻译的过程中
，常常叹服书中研究的细致入微，美不胜收。细节
往往具有重大意义，例如，白教授仔细比对档案，
明确无误地指出，雍正皇帝的朱批，有的完全抄自
内廷大臣为他准备的议片，雍正皇帝自诩的朱批“
一字一句，皆出自朕之心思”，就这样被彻底颠覆
，由此也使得我们要重新考察雍正朝奏折的处理程
序。我有时也不禁在想，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查
阅并研究这些档案，该需要怎样的功夫!
白教授很在意这本书，这是她到目前为止唯一
的专著。我提出要翻译此书，她十分高兴。她给我
开了一个名单，希望中译本出版后，能邮寄给帮助
过她的人和有关学者，她希望听到中国学者对她著
作的评价。正如在“中文版序言”中所说，她提供
的并不是终极答案。白教授也希望有学者深入研究
清后期的军机处。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白教授给予我很多帮助
。为了找出一些引文原文，她翻出了几十年前抄录
的档案，并到台北查阅原档。她也到北京与我商量
一些翻译问题。
近些年与白教授见面，聊天时，我也会问到她
对现今清史研究趋势与作品的看法，白教授对此没
有什么回应。这让我想到了一件往事：1995年4月，
还是硕士研究生的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结识了
白教授，有次她对我说，她不明白，这里有这么多
珍贵的档案，为什么中国人要到美国去学习清史。
我当时不清楚她为什么会这样问，现在明白了，一
切都在于她深爱着清朝档案，完全沉浸在清朝档案
的世界里。她好几次对我说，真要感谢从清朝一直
到今天的档案工作者!白教授正在写一本清朝档案历
史的书，祝愿这本书能早日出版。
我感谢多年来关心中译本的认识与不认识的朋
友。感谢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赫晓琳积极
推动中译本的出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王
琬莹、李文为中译本的编校与出版付出的辛劳。
有必要说明的是：“结语”译文经白教授与周
晓莹核校过，“致谢”与“结语”各有一处遵从白
教授的意见做了改译，“中文版后记”由周晓莹翻
译。
依中国传统计岁，今年适值白彬菊教授九十华
诞，我将中译本敬献给白彬菊教授，以为寿庆。

第一部分 雍正朝分立的内廷：军机处的前身
（1723—1735）
第一章 雍正初年内廷的加强
雍正初年的外朝
雍正初年的内廷
雍正皇帝继位时面临的种种问题
雍正皇帝控制外朝的尝试
规避外朝的雍正内廷
第二章 雍正的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
怡亲王允祥
张廷玉
第三章 皇帝的内廷代理人
皇帝内廷代理人的发展
书面议覆
廷寄
第四章 为平准之役而设立的内廷下属机构
户部军需房
大臣
第二部分 乾隆内廷统一时期军机处的建立与扩张
（1735—1799）
第五章 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内廷的转型
（1735—1738）
清朝过渡班子的历史背景
雍正内廷机构的统一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人事安排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职责
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的变化
反对内廷壮大
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军机处
第六章 18世纪军机处的结构
乾隆朝军机处的鼎盛
军机处的名称与专用术语
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行政职责
第七章 军机处下属组织
军机章京
军机处满伴
方略馆
第三部分 结局
第八章 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1799—1820）
嘉庆改革的原因
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
结语
军机处设立时间问题
内廷转型的主要阶段
18世纪有利于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可能阻碍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嘉庆统治结束时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
附录A 雍正朝文件中的“部”
附录B “办理军需大臣”的材料
附录C 雍正朝“办理军需大臣”“办理军机大臣”人名
附录D 雍正朝内廷满章京
附录E 总理事务王大臣中的编纂人员
附录F 军机处满伴业务——对乾隆初年一个月满文奏折上报事项的考察
征引文献
索引
中文版后记
译后记

雍正皇帝曾以类似方式否决了他认为不实用且愚蠢的建议(请求除贴黄外对题本再行摘录)。对提议者，他的批示极尽揶揄口气：“汝乃督抚中因不得人将就适用之中才。”当时的情况是，即便是对地方官员率直的评价，比如一位巡抚无遮拦地贬斥一位属下“轻率”，都会惹怒那人的同党，给这位巡抚带来无尽的麻烦。而实际上，雍正时许多奏折直言不讳，甚至是挖苦人，藏身在内廷的档案中已有两百余年。尽管雍正朝一些无伤大雅的奏折出版了，部头很大，但还是有许多未刊，这是为了掩盖会引人怀疑的皇帝动机。这些写在奏折上、雍正皇帝未事先演练及率直的、信手乱涂的文字和外省官员对此的回应，都是严格保密的。
禁止内廷文件广泛传播奏折的严格内廷保密性还有其他的好处，雍正皇帝可以拿出对奏折建议的处理意见，然后再将自己的决定下达部院。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禁止这些内廷文件转至内阁和六部。雍正皇帝坚决要求外朝和内廷的信息渠道严格分开，训斥甚至惩罚那些无视该规定、向外朝泄露奏折秘密的具奏人。另外，对奏折的任何批示都必须以“密谕”对待，同样由内廷奏折体系而不是由本章体系处理。这意味着对于奏折上的朱批不能向其他大臣透露，甚至是地方上同一衙署的官员。通信渠道的严格区分向皇帝提供了他所希望的非正式性、保密性和私密性。但同时，当奏折的信息必须要正式处理时，雍正皇帝上述的关切就会遇到种种困难。
禁止将奏折送往外朝，这意味着如果问题必须由外朝处置，那么为适应本章制度的要求，就不得不书写一个全新的文件。这就导致了烦琐程序。首先，皇帝将奏折返还具奏人，命“具题来”。接下来外省的具奏人将书写同样的内容(时常要删除不妥的词句)，以题本的形式再次送往京城。尽管这会造成延迟，但它给了皇帝充分考虑解决方案的时间，有一些在进入外朝议事程序之前就予以修订。有一次，一位巡抚请求延长一年时间以弥补藩库亏空，雍正皇帝对此表示同意，但他又指示具奏人：“将不得体、不当入本之句删去，具本来奏。”又有一次，雍正皇帝与一位总督商议应对盐课征收缺短事宜。问题在于是否允许改变每年上缴的“盈余”数目。雍正皇帝知道这事必须要向外朝报告，但不希望有些信息扩散出内廷，他建议：“应题奏者，具题。”内廷的保密性使得一些信息从未到达外朝官僚。
对于重新上呈题本的限制规定，在决定人事问题上特别有用。例如有次雍正皇帝指示鄂尔泰(当时仍在西南任总督)，要区别对待给外朝吏部的信息与在奏折中直接上报皇帝的率直的人事评价：“张广泗亦系上好实心任事之员，但未料有如此本领，甚属可嘉。具题时疏内应将他好处声明。此人宜两省何员升用处，折奏以闻。”
尽管现在还缺少这些事例的后续信息，难以确切解释皇帝的建议动机，但一些建议似乎是为了保护地方特别的利益——可能一些例子关系到雍正皇帝着意培育的官员和地方士绅，而有的例子意欲保护内廷的特殊运作。雍正皇帝直言不讳地命令官员在题本中故意含糊其词，表明皇帝使用奏折制度的一个目的是要避开外朝机构，并且汇集不便外露的信息并在内廷做出决策。为避开外朝的公开与腐败，幕后的操作是必需的。例如，如果外朝某部院很可能接受了影响人员保举任命和欠税弥补的贿赂，那么，人事任命与欠税问题的决定就不得不在内廷做出。
P53-5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相继开放了各自保存的清朝中央档案，为学者研究清代中央政府机构设置和日常运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白彬菊著董建中译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作者白彬菊教教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经过多年研究，推出了这部研究清代中央重要机构——军机处的著作。

本书的英文本出版于1991年。而今，二十多年
过去了，很高兴看到许多著述仍在引用它。更令我
兴奋的是，它的中文译本将要面世，我要感谢译者
付出的辛劳，更期盼着能从中国朋友那里得到对本
书的意见。
我参加耶鲁大学博士生口试的时候，中国18世
纪历史的所有英文研究著作只有六种，且所有作者
都没有机会参考原始档案，只是利用了少量已出版
的档案。我的这本书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后因有了
无比宝贵的机会，阅读到保存很好的清代档案才最
后定型：开始是1970年代在台北(当时美国人不能到
北京进行研究)，接着是1980—1981年在北京的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当时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我
及其他的美国人到中国大陆。1985年再次来北京查
看了一些新近开放的满文档案。在两地，我与许多
学者交流，获益良多：台北，有庄吉发、赵中孚、
张伟仁；北京，有韦庆远、单士魁、鞠德源。这六
位先生只是与我疑义相析、成果分享的主要朋友，
还有许多朋友恕不能一一列名。
在这里，我要向中国同行致敬，他们为学习中
国历史的外国人做出了重大贡献；想到中国学者能
看到这个序言，我特别高兴。最重要的是，大量的
档案专家、学者从事繁重的整理、编目、出版、缩
微等工作，近来又将他们负责的百万计的文件数字
化，以便于检索；如果接触不到这些珍宝，我们的
研究定然困难重重。我们要感激的不只是今天的中
国人：如果清朝内阁与军机处的学者一官员们认识
不到需要有完备的档案，或是没有创造出完善的分
类与保存体系，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将何去何从?清
朝覆亡后有人想毁掉这些档案，如果不是一些人奋
力抢救，那么我们今天的研究又将何去何从?我们要
感谢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过去的与现在的。我在
注释中引用了大量的档案，毫无疑问，它们是我研
究的立足之本。西方许多学者的研究亦复如是。
能与现当代中国学者交流，阅读中文著述，这
对于我们的研究也极为重要。身为西方学者，我们
受惠于有着先行研究的许多中国学者。18世纪的数
位士大夫以及近人已写有军机处的历史，值得称道
。我开始研究军机处时，首先做的是文献回顾。后
来，在台北和北京长期停留期间，我有幸与当地的
学者讨论。有机会在中国人的圈子中生活，对于我
的研究以及后来的教学都至关重要。最终我认识到
，军机处的建立与发展是清史的一大关节。我在台
北的老师赵中孚一再强调，皇帝崇信分而治之的做
法，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成功的一大法宝。庄吉发先
生与我分享了他深邃的见解：雍正皇帝操控着一个
非正式的内廷，在内廷，皇帝的大量谕令不会自动
转化为法律。此外，军机处的发展代表了历史悠久
的外朝(这一时期由内阁和六部主导)与内廷(康熙皇
帝与雍正皇帝极力发展的高层心腹和小规模机构)间
竞争的新阶段，这一见识是我研读傅宗懋、钱穆、
吴秀良著作的心得。这些想法的灵感不是来自西方
学者，而是来自中国学者。
二十年前，有书评批评我没有使用西方学者如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国家建构等理论
。事实上我了解蒂利的想法，但认为不如中国学者
的想法更贴近我的研究。遗憾的是，美国或欧洲的
书评者们没有评论我使用的内外朝斗争的分析方法
，而我发现，这对于理解我的研究至关重要。
最后要说的是，通过挖掘档案，我对清中期三
个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1)军机处的设立(因
为档案所揭示的与流行的说法完全不同)；(2)对军
机处的业务流程的新的描述，以及对18世纪军机处
的发展原因的新解释；(3)朝廷决策上的根本性改变
，这也带来了皇帝权力行使上的变化。18世纪盛清
——清朝发展的顶点——的大批档案，是理解这些
过程的钥匙。我认为，18世纪中叶，中央政府运行
方式有着方向性的变化，特别是因为创立了一个新
的使中央政府强大的内廷组织，对于其后清朝的历
史进程影响至深。在我的研究中，台北和北京的档
案不可或缺，两者有时互相补充。
我的书并没有提供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进一
步的研究会找到新的材料，并会有新的解释。我期
待着看到中国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军机处设立于清雍正朝，标志着两千年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顶峰。白彬菊著董建中译的《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精)/海外中国研究文库》认为，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始于雍正朝，直到乾隆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军机处日益扩张，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是海内外学界军机处研究，也是清代政治史乃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