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瑾著的《陪都岁月(重庆时期的宋美龄研究)(精)》选取宋美龄研究中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角度，立足于详实而丰富的新史料，讲述宋美龄在重庆时期的政治生活。全书共分五章，包括初入四川：宋美龄视野中的重庆；举国大内迁：“蒋夫人再莅重庆”；战争与中国女性：蒋夫人的“宣传战”；废墟上的“救赎”：大轰炸时期的宋美龄；陪都岁月：精神重于物质。本书通过系统梳理重庆时期宋美龄参与抗战建国事业的方方面面，从全新的视角解读宋美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心路历程和历史作用。

张瑾，1963年生，重庆人，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从事民国史、城市史、新闻史研究，著有《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舆论话语权研究》等。

导言
一、缘起：问题的提出、研究视角及史料
二、框架：重庆时期宋美龄研究的定位
三、观点：重庆时期的宋美龄研究新探
第一章 初入四川：宋美龄视野中的重庆
第一节 天府之国：军阀统治下的“魔窟”
一、刘湘的“军人干政”
二、1935年的重庆
三、不一样的北碚
第二节 “新四川”：复兴民族之根据地
一、四川的问题与出路
二、蒋委员长亲临重庆
三、改革势在必行：重建四川“新”秩序
第三节 想象新重庆：《西南漫游》解读
一、随蒋入川：不一样的感受
二、西南的故事：重庆在哪里？
三、统一四川：现代交通的意义
第二章 举国大内迁：“蒋夫人再莅重庆”
第一节 城市即国家：大后方的“新首都”
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二、宋美龄随蒋介石抵渝
三、“新都”的“旧”
四、规范“新”首都
第二节 时过境迁：“到后方不是逃难！”
一、重庆“进步之速，实觉可惊”
二、“为四川做事就是为中国做事
三、子冈特写：《蒋夫人会见记》
第三节 聚焦中外观瞻：重庆的“第一夫人”
一、欢迎蒋夫人：战时首都的舆论阵营
二、荣誉等身：“战时的中国女英雄”
第三章 战争与中国女性：蒋夫人的“宣传战”
第一节 后方妇女动员起来！
一、“太太们站起来了”：自上而下的机制
二、献金与劳军
三、设立“蒋夫人文学奖金”
四、演讲与广播
第二节 “谨为难童请命”
一、“孩子们到四川去了”
二、《致美国的小朋友》
三、歌乐山模范保育院
四、记忆中的“蒋妈妈
第三节 战时书写：从重庆发出的声音
一、《中国工业合作运动》
二、《我将再起》
三、《如是我观》
四、《新中国的出现》
第四章 废墟上的“救赎”：大轰炸时期的宋美龄
第一节 1939年，战斗在大后方的“前线”
一、“五三”“五四”大轰炸
二、全力赈灾：第一时间的应对
三、“轰炸季”开始
第二节 1940年，残酷的无差别轰炸
一、宋家姐妹聚首重庆
二、“八一九”大轰炸
三、国府明令重庆为“陪都”
四、跑警报、躲空袭
第三节 1941年，愈炸愈坚！
一、大隧道惨案
二、在黄山官邸遇袭
三、永不放弃的坚守
第五章 陪都岁月：精神重于物质的年代
第一节 苦守在“精神堡垒”：我们站定了！
一、从德安里到林园
二、亲密战友：委员长的贤内助
三、叩问上帝：信仰的力量
第二节 大后方的苦日子
一、疾病的困扰
二、单调中的浪漫
第三节 身心疲惫：访美归来之后
一、1943年秋：重庆困境的加剧
二、不堪流言蜚语
三、无力回天：辉煌舞台的消失
参考文献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开
放，史学界对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开始较多地关
注蒋介石与宋耀如家族，对宋子文、宋庆龄发表和
出版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学界对另一位
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宋美龄却问津甚少。坊间虽然
出版了关于她的一些著作、画册等，但是如何审视
过去对她的一些误判并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无疑
是历史学界应尽的责任。
2009年1月，我与南京大学三位教授飞赴台北，
在邱进益博士的引荐下，与“妇联会”辜严倬云女
士相会，商讨合作研究宋美龄事宜。双方相谈甚为
融洽，确认了积极开展宋美龄研究的学术计划。时
间已经过去多年，《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
九卷、《宋美龄文集》五卷，均已顺利完成撰著和
编纂工作。其中《宋美龄、严倬云与中华妇女》于
2012年由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宋美龄文集》(五卷、繁体版)于2015年由台北苍璧
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是海峡两岸学术合作和宋美
龄学术研究的大事，值得祝贺。
宋美龄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女性、著名
的女政治家、中国妇女运动的推动者和指导者。
2003年10月24日(北京时间)逝世于美国纽约。时任
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于当日发去唁电，表示哀悼
，并对这位成功跨越三个世纪的政治家给予了高度
评价。
宋美龄祖籍海南文昌，出生于上海。幼时跟随
家人赴美国读书，后转人韦斯理学院深造。受家族
影响，笃信基督教，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
1917年，宋美龄学成归国。作为一名深受西方
文化熏陶的中国女青年，她进一步融合了中国的传
统观念和伦理道德，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典范，彰
显了中国现代女性的特质和风度。
1927年，宋美龄与蒋介石成婚。之后走上政治
舞台，与蒋介石东奔西走，逐步展现其政治才华。
作为一名重要的民国政治人物，凭借第一夫人的特
殊身份，宋美龄亲历了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的重大
历史事件，并作出了她的历史贡献。
宋美龄较早地献身于中国的妇女运动，领导创
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安抚遗孤，培养教育为国
捐躯壮士的后代。即使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中兵败退
台后，宋美龄仍对引导妇女服务军界、筹建军眷住
宅、推动社会福利事业、扶助难童和残障人士等事
业表现了特别的关切。
早在19世纪后期，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
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
国家的道路。然而革命后的社会改造却是更为复杂
和长期的过程。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掀起了新生
活运动，尝试改良社会风气、移风易俗、改变不良
习惯、规范国民生活，虽然这一运动并未取得明显
效果，但宋美龄奔走呼号，成为此项运动的重要推
动者。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国共两党走上
团结抗日的重要转折点。宋美龄亲赴西安，力劝蒋
介石转变态度，为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特殊的作
用。
宋美龄一生最光辉的政治亮点是在抗日战争时
期。她不仅亲赴前线、引导妇女投入战地救护工作
、着力建设中国空军、陪同蒋介石出访印度、拓展
中国在南亚的影响，而且还远赴美国，争取美援。
其在美国国会的演说，震动了美国政坛，展现了她
的外交风范和智慧。抗日战争后期陪同蒋介石出席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开罗会议，更加显示了中国女
政治家的才能。
晚年，宋美龄逐步脱离台湾政坛，赴美久居，
放手让蒋经国治理台湾。终宋美龄一生，其政治生
涯既辉煌，又曲折。她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奉献了智慧和力量，是一位值得浓笔重写的杰出
女性。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组织多位历史学
教授，依据大量原始史料，撰著的这套宋美龄研究
丛书，有《我将再起：宋美龄的后半生》《家国春
秋：宋美龄与宋孔家族》《历史关口：宋美龄与西
安事变》《东方魅力：宋美龄与战时中国外交》《
新民新风：宋美龄与近代中国社会改造》《陪都岁
月：重庆时期的宋美龄研究》《美丽哀愁：宋美龄
年谱》《吾心吾力：政治视阈中宋美龄的思想历程
》。这些著作的撰写，作者虽然努力做到尊重历史
事实，给宋美龄以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述，但毕
竟受学术水平和掌握史料所限，因此，著作中疏漏
及不当之处，尚请各方人士给予指正。
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 张宪文

张瑾著的《陪都岁月(重庆时期的宋美龄研究)(精)》试图借鉴新史学倡导的“总体历史”观念，即“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全面深入地探讨在这一时空内，宋美龄的个人历史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战时民国政治历史之关联；本书也试图克服单纯的“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的范畴，而力图对陪都历史进行多层面、多方面的综合考察，以从整体上把握宋美龄在此期间的断代史。
本书的创新点在于解读宋美龄的新视角——重庆。作者试图从战时首都的角度考量宋美龄的个人历史，而关注重庆时期的宋美龄，势必要考察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战略。换句话说，蒋介石在重庆期间的抗战建国是理解重庆时期宋美龄历史的一个大的政治环境和前提基础。

一、刘湘的“军人干政”
根据陈旭麓对近代军阀的研究，刘湘当属“带有更多的新质”类军人①，这也许是刘湘在川军中“新”思想凸现的重要原因。刘湘(1888—1938)，又名元勋，字甫澄，四川大邑安仁镇人。1908年，刘湘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1909年毕业后，加入四川陆军。1916年8月，任四川第一师第二旅旅长。1918年10月，升任四川第二师师长。1919年，作为川军指挥官被推戴为川军总司令。1920年7月，升任四川第二军军长，同年12月被任命为重庆镇守使。1926年以后，刘湘在重庆建立了一个“有数万支枪为后盾”的政权。②
就刘湘个人的成长轨迹看，他当属于有“思想”的军阀之列。《北华捷报》称刘湘是“有进步思想的”“有商业头脑的军事首领”。他的改良主张，以及他个人的品格吸引了一批高素质的人在他的手下工作。③周开庆指出，刘湘“驭众能容，有大将风，故部属乐为之用。喜接文士，注意政治。在防区制时代，川中军人多视防区各县为搜刮之地，以县长为聚敛之臣。湘独能选才任贤，重视民问疾苦，地方建设”。④的确，刘湘的个人素质和性格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了其军事政治事业，成为其凝聚地方人才的重要因素。①
通过考察刘湘的话语发现，其思想非常庞杂，突出的特点是充满若干时髦的“革命”话语。②正是这些时髦的“革命”新思想，使得刘湘在四川军阀中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军阀政治的“重心”。1926年12月17日，刘湘就任二十一军军长，他发表的效忠国民政府的通电，“革命”话语不断，并将其占据的重庆称为“我革命新根据地”，自称为“革命军人”，“国民革命军，以工农阶级．解除民众痛苦为职志，今后一切工作，当先以重农工之利益与组织，期得革命之最后胜利，一切还诸民众”。③黄季陆指出，刘湘在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前后，对三民主义有“深切的信仰”。④在这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是将刘湘的演说理解为“不是一种理性的陈述，而是一种典型的含有强烈‘表演’性质的‘言说行为’”，还是如有的学者认为的，这是五四运动以来常见的表达方式？⑤从刘湘日后在重庆的实际行为看，这个问题是有深刻启发性的。
防区内的经济资源是衡量军事实力的主要指标，控制富庶防区的意义深远，刘湘独占重庆的优势十分明显。《纽约时报》称，重庆是真正进人四川省的门户。⑥《密勒氏评论》称，重庆“地控长江上游的进出口地方”，“扼住川省的咽喉”，占据重庆便可以任意拦截长江上的军火运输供应。①在防区时代，刘湘的优势不仅体现在部队器械精良，有飞机及舰队等，且“把握了渝万的海关，税收比较充实，而同时处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下川东各地，有了无数买办阶级、商业资本家、银行家的拥护(自然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可以多多少少发行公债，以及他对省外的政治关系之优势。可以得着种种接济，使他的军费比较有着”。②
在四川军阀中，刘湘的二十一军防区行政有“秩序颇称良好”的赞誉③，从二十一军留下来的比较完善的政务系统资料可以窥见其统治秩序的“严密”。刘湘集团所实行的政务系统为这一新兴军人群体的“以军治市”模式定下了基本格局。进驻重庆以后，二十一军与城市金融、工、商各界绅商密切合作，建立的军一绅政权是其干预重庆市政的重要社会基础。
与四川军阀的第一代军人不同，刘湘的主要特点表现在：第一．高举“地方自治”的旗帜，以“川人治川”和“统一四川”的事业聚集起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第二，追求军事现代化，由此颇得有“现代”新思想的赞誉。第三，严酷打击中国共产党在四川的活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以及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采取极为严酷的打击和控制。这些特点贯穿于刘湘治理重庆的十年间。一方面，刘湘不得不应付威胁“军人干政”的“双向”抗衡，即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以若干“现代”的“新”思维吸引来自民间的认同感。
按照刘湘集团的政治逻辑，二十一军在纷乱的军阀防区体制下是“迫于时代需求，不得已乃由治军进而问政”。①二十一军声明对地方的自治主权“首谋人民安居乐业，予以不扰，继谋交通市政改良，渐次建设”②，即“干政”的目的乃“建设”。在刘湘的话语中，军人干政与“爱民”意义几乎相同。他说：“军队如何爱民，如‘不拉夫’、‘不筹款’，‘不驻扎民房学校’，便是爱民的表现……又如‘不筹款’吗？未必我们没得饭吃，甘挨饿吗？不是的，筹款是政治上的事，不该军队办的，因为军队划出了防区制，才就地要钱，要了钱，又是肥己人私，所以军队莫饭吃。只要把防区制打破，政治统一，财政一公开，我们的薪饷，自然就有着的。况且我们现在的财政困难，完全是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只要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的利权不外溢，军队的薪饷，自然更要充足的，何必还要筹款！说到这里，我对于军队筹款一事，很有点感慨，我常行听着一些人说‘军人不干政’，当真不干政吗？为什么要筹款，把钱拿起走了，不管人民的事，这个就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