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内在关联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解析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与经济运行的关系分析
(一)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大大降低了市场体系运行的效率
(二)制度性交易成本上升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内移,使许多交易无法进行,降低了潜在增长率
(三)制度性交易成本使外资投资减少、民间投资减少,也会导致经济的下行
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
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放管服”的内在关联分析
(一)将“放管服”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牛鼻子”有利于重塑良好的政商关系
(二)将“放管服”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牛鼻子”有利于通畅政府权力良性运作
(三)将“放管服”作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牛鼻子”有利于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
第二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上海“三去一降一补”问题研究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上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
(二)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与社会背景
二、上海经济的供给侧现状与结构性问题
(一)经济发展方式仍存在着粗放式要素投入问题
(二)产业技术水平与区域空间分工协作问题
(三)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仍需转变
三、上海“三去一降一补”层面的现状特征
(一)去产能——聚焦衰退产业及其过剩产业,推动新产能落地
(二)去库存——总量可控、空间失衡、区域分化
(三)去杠杆——债务率相对不高,重点在于防范金融风险
(四)降成本——塑造法治化与便利化的国际化大都市营商环境
(五)补短板一一提高公共服务事业的质量与水平,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四、上海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对策建议
(一)立足上海实际,明确推进的重点和原则
(二)做好产业转移、结构升级与要素成本下降的工作
(三)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上下功夫
(四)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平台,促进相关制度创新
(五)加快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六)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三篇 上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之简政放权研究
一、简政放权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一)简政放权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
(二)通过简政放权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价值和意义
二、上海的举措以及成效
(一)大力精简了行政审批项目
(二)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
(三)积极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
(四)税费负担合理降低
(五)大力清理、规范收费项目,率先开展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理改革
(六)进一步简化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程序
(七)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金融改革
(八)上海企业成本下降明显
三、存在的问题
(一)“两会”中提出上海营商环境主要问题
(二)上海营商环境在国内城市中属前列,但仍有短板
(三)上海营商环境与先进国际经济体差距较大
四、原因
(一)制度设计规划不科学
(二)上海部门制度执行存在阻力与失衡
(三)上海部门制度调整优化不够及时
五、政策建议
(一)制度设计要以需求为导向,及时优化调整现有政策
(二)明确权责边界,规范权力行使
(三)梳理权责关系,推进部门协同
(四)完善行政审批标准化与“互联网+政务服务”
(五)发挥上海自贸区引领作用,进行先进举措的探索试验
(六)加快上海自贸区仲裁院建设,助力打造上海亚太仲裁中心
第四篇 上海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之事中事后监管研究
一、上海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及其制度创新的现状和成效
(一)事中事后监管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系
(二)自贸区初步建成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三)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建立综合执法体系和新体制
(四)持续推进“社会共治”,构建开放型大监管格局
(五)着力构建“互联网+监管”创新模式
二、现阶段上海事中事后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一)以信用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不够健全
(二)监管机构联动性不强,仍存在重复监管等现象
(三)基层监管人员的数量不足,工作质量有待提高
(四)“单一窗口”建设“重形式”而不“重功能”
(五)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初步形成,但信息全面性、准确性有待提高
(六)假冒伪劣和收费现象仍然存在,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
三、上海事中事后监管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企业信用信息来源单一,信用应用体制不完善
(二)监管机构职能不够明确,监管缺乏针对性、层次性
(三)“宽进”背景下“严管”难度大
(四)数据共享融合进展困难,数据平台建设存在障碍
(五)政府打击假冒伪劣、反垄断审查力度不足
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