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上下）（精）》取材于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现实生活。故事情节由两条平行而相互密切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卡列宁—伏伦斯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变迁，讲述了贵族妇女安娜追求爱情幸福，却在丈夫卡列宁的虚伪、情人伏伦斯基的冷漠和自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卧轨自杀、陈尸车站的下场；另一条是列文—吉娣的人生和精神探索经历，庄园主列文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作者通过列文表达了自己复杂的社会道德观点和调和主义改革的努力。矛盾的时期、矛盾的制度、矛盾的人物、矛盾的心理，使全书在矛盾的漩涡中颠簸。这部小说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早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最美最复杂的女性形象之一。

力冈（1926-1997），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生前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作家协会理事。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长期在安徽师范大学从事俄语教学和俄苏文学翻译工作，一生翻译文学和传记作品共二十一部，达七百多万字，其中《上尉的女儿》《暴风雪》《当代英雄》《猎人日记》《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等世界名著影响广泛。他文思敏捷，译笔准确优美，深受读者喜爱。

主要人物表
(上)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第四部
(下)
第五部
第六部
第七部
第八部 树林与草原

力冈先生文学翻译的历史意义
——序《力冈译文全集》
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
在力冈先生诞辰91周年的今天，在力冈先生去
世20年后的当下，在洋洋19卷23册的《力冈译文全
集》面世的此刻，我们终于可以试着归纳一下他的
文学翻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了。
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苦行僧形象是具有典型意
义和感召力量的，这是中国老一辈俄苏文学翻译家
留下的一个苍凉背影，也是他们为自己建起的一座
“非人工的纪念碑”。翻译是一项苦差事，是需要
坐冷板凳的，是一项付出和回报往往不成正比的工
作，是一种注定要与孤独和寂寞为伴的工作。文学
翻译至少需要出色地掌握两种语言，而好的外语或
许能让人找到另外一种更为轻松、更有利可图的工
作，好的翻译家若用其母语来进行创作，大约自己
也能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可是，文学翻译似乎
像电子游戏、像吸食鸦片一样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
事情，一旦上手，一旦品味到其中的甘苦，往往便
欲罢不能。始自玄奘的翻译姿态和翻译精神，似乎
成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译者的宿命，即专注和吃苦，
苦修和执着。
力冈先生1926年生于山东乡间，自幼失去母亲
，生活贫苦，到他上中学时，家乡被日寇占领，他
流亡河南、甘肃、陕西等地。1950年，他考入哈尔
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毕业后志愿来到安徽
师范大学任教，不久就开始了文学翻译工作，陆续
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短篇译作，至1956年，他的单行
本译作《里雅希柯小说集》已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
推出。然而次年，他便在反右运动中蒙冤，被开除
公职，押往新生耐火材料厂劳教。1960年7月，他因
“劳动表现突出”被摘掉右派帽子，重返学校，他
在教学之余立即重拾译笔，在短短数月间便译出苏
联作家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这篇
译作在《世界文学》杂志1961年第10期刊出，引起
轰动，“力冈”这一译家大名从此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在力冈先生准备大展宏图、施展拳脚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却突如其来，1968年，他再度被逐
出校园，下放至宣城地区新田公社劳动改造，直到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方得以重返讲台，此时他
已过天命之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噩梦醒来
，已是人生的黄昏。”文学翻译需要天赋，但也是
一种力气活，在对于一位翻译家而言的黄金时期，
即30—50岁，力冈先生却两度蒙冤，两度再拾译笔
，重新开始，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坚韧！他两落三
起的翻译经历，几乎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
俄苏文学翻译家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的缩影，就
是那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象征。令人惊讶的
是，重返译坛的力冈先生以超乎常人的工作激情和
翻译速度，在1978年后的20年间陆续出版20余部译
著，平均每年一部，总字数达700余万。在20世纪80
年代，最初几部译著的出版使力冈先生挣到了以当
时标准看相当不菲的稿酬，甚至成为所谓“万元户
”，但他似乎无暇也无意去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依然粗茶淡饭，素衣裹身，与此同时却以更大的热
情继续译事，终日伏案，不懈地爬格子。1997年2月
，力冈先生因肝癌病在芜湖弋矶山医院逝世，据家
人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念叨着未译完的最
后一部译作《罪与罚》。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被
文学翻译累死的；我们肯定可以说，文学翻译是他
最为看重的毕生事业。
力冈先生少年时四处漂泊，中年时命运多舛，
老年时病魔缠身，他的一生似乎都不是给最需要安
宁和平静的翻译家所准备的；力冈先生的职业是教
师，他偏居小城，又不善交际，这些似乎都不构成
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全国著名翻译家的前提条件。但
是，正如吴笛教授在他纪念力冈先生的文章中所言
：“他的一生就是用出人意料的成就表现了悲怆的
境界。面对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和不公，他并没有
沉沦，也没有片面地记恨，而是在艰难的岁月中怀
着对人性的憧憬，将厄运升华为创作的动力，在逆
境中不忘呼唤人性和仁爱，将种种遭遇视为生命中
的财富，在悲怆的境界中抒写诗意人生，毫不气馁
地追求生命的意义，在自己所献身的俄罗斯文学翻
译事业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
我们或许可以将力冈先生的文学翻译风格概括
为“大气的诗意”或“壮阔的悲凉”，即一种融悲
剧与抒情于一炉、广阔的画面感与内在的节奏感相
互呼应、一气呵成的连贯调性和力透纸背的史诗感
相映成趣的译文风格。在他精心翻译的《静静的顿
河》和《日瓦戈医生》等巨著中，他的译笔很好地
传达出了原著中原本就饱含的由抒情性、悲剧性和
史诗性抱合而成的小说整体氛围，而在《生活与命
运》的翻译中，他的这一风格又得到了更为充分的
彰显。请读一读这部史诗长篇的结尾：“在这种宁
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
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
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
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
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
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在幽暗的凉荫里，在雪下
，沉睡着逝去的生命——因为爱情而聚会时的欢乐
，四月里鸟儿的悄声低语，初见觉得奇怪、后来逐
渐习惯了的邻居，都已成为过去。强者和弱者、勇
敢的和怯弱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沉睡。就好比
在一座不再有人住的空了的房子里，在和死去的、
永远离开这座房子的人诀别。但是在寒冷的树林中
比阳光明丽的平原上春意更浓。在这宁静的树林里
的悲伤，也比宁静的秋日里的悲伤更沉重。在这无
言的静默中，可以听到哀悼死者的号哭和迎接新生
的狂欢……”这一史诗性的小说结尾写得好，译得
也好，善于再现悲剧抒情风格的翻译家力冈先生的
功力和风格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炉火纯青！
俄国诗人叶夫图申科在1986年访问中国之后，
深为中国俄苏文学翻译家们忍辱负重、坚持不懈的
精神所感动，写下一首题为《中国翻译家》的诗作
，在由笔者译成中文的这首诗的最后，诗人写道：
“知识分子的良心，／就是一家出版社，／它仍能
工作，／即便没有印刷机，／无论监狱、痰迹还是
侮辱，／它仍能用诗句的春燕／把各个民族连系。
／翻译家们在做什么？／他们让各国人民相互走近
，／越过国境，／越过谎言的沼泽地。／总有一天
，要用他们的姓氏／为巨轮命名，／稻穗和麦穗，
／会向他们鞠躬致敬。／伟大的译文，／就像神的
预言。／翻译过来的细语，／会成为震耳的呼喊。
／但愿能有一座纪念碑，／献给无名的翻译家，／
那最为可敬的基座，／就由无数的译著垒成！”我
们相信，力冈先生的译著，应该也被垒入这座纪念
碑的基座；力冈先生的名字，应该也被刻上这座纪
念碑的碑身！
二〇一七年初秋于京西

《安娜·卡列尼娜（上下）（精）》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小说由两条线索构成：一条是安娜与卡列宁、伏伦斯基之间的家庭、婚姻和爱情纠葛；一条是列文和吉娣的爱情生活及列文进行的庄园改革。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安娜，年轻漂亮，追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丈夫卡列宁却性情冷漠。与年轻军官伏伦斯基在火车站的邂逅，改变了安娜的生活。伏伦斯基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热烈追求，最终两人相爱同居。但对儿子的思念及周围环境的压力使安娜陷入痛苦和不安中，绝望的安娜选择了卧轨自杀。小说既揭露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上流社会的丑恶与虚伪，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处在社会转型期时所进行的复杂的道德探索和思想探索。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大小，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都觉得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觉得他们这奥布朗斯基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关系还不如随便哪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人。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已有两天多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就像丢失的孩子。英籍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了信请朋友给她另找位置；厨师昨天午餐时候就走掉了；做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辞工。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弹簧沙发上翻转了一下，紧紧抱住枕头的另一头，将脸贴在枕头上，似乎还想再睡上很久；可是他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①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②，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玻璃瓶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道。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梦里还有很多妙事儿，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来的，而且一醒来连想也想不清楚了。”他看到一幅呢绒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活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绣了花的那双金色鞣皮拖鞋（那是去年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来，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唉！……”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于是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和妻子口角的详情细节、他的尴尬情形和他自己铸成的最使人伤心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儿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主要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他不善于装扮一副脸相，以应付他的过错暴露后面对妻子时的局面。他没有表示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原谅，甚至也不是满不在乎——不管怎样，都要比他的做法好呀！——他的脸上竟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朗斯基一向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完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种习惯的、和善的，因而是一种很傻的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陶丽一看到这种笑，就像被戳了一刀似的，浑身打起哆嗦，发作起来，暴跳一阵，说了一大串难听的话，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从此就不愿意看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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