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1909-2005，Peter F.Drucker），管理学科开创者，他被尊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的思想传播、影响了130多个国家；他称自己是“社会生态学家”，他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影响深远，他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
1909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书香门第，1931年获法兰克福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1937年与他的德国校友多丽丝结婚，并移居美国，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
在美国，他曾担任由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的经济学者，以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IBM等大企业的管理顾问。为纪念其在管理领域的杰出贡献，克莱蒙特大学的管理研究生院以他的名字命名；为表彰他为非营利领域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国际慈善机构“救世军”授予德鲁克救世军高奖项“伊万婕琳·布斯奖”。
他曾连续20年每月为《华尔街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一生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共发表38篇文章，至今无人打破这项纪录。他著述颇丰，包括《管理的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旁观者》等几十本著作，被翻译成三十余种文字，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册。其中《管理的实践》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而《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已成为全球管理者必读经典。
他曾七次获得“麦肯锡奖”；2002年6月20日，获得当年的“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德鲁克思想被引入中国；2004年，德鲁克管理学全面进入中国的管理教育。

彼得·德鲁克，作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在管理
学的理论与实践界都有着崇高的影响和地位。但这
么一位声誉卓著的管理学大师，却在半个多世纪以
前，就写出了一部融经济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
里程碑式”（张伯伦语）的社会政治哲学著作——
《工业人的未来》。作者自己也认为这是自己“最
得力之作”。
本书写于1942年，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
关键时刻，法西斯在欧洲气焰正盛，而作为当时唯
一尚未正式卷入战争的工业大国——美国，对是否
参战尚处于犹豫观望之中。当时还很年轻的德鲁克
，却透过这一席卷全球的梦魇般的浩劫，看到了战
争之于工业社会的另一面，看到作为极权主义顶峰
的纳粹主义威胁的根源及其伪社会性与反社会性，
昭示了作为工业社会内在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
极权主义路径的失败，以及自由主义路径的工业社
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德鲁克也预言到美国必然要
参战，并且这次战后，美国借助其在工业体系中所
建构的社会制度和物质资源方面的优势，必然成为
工业国家的榜样，引导工业世界的新的自由的社会
和政治秩序。
的确，工业社会以其巨大的物质技术力量，首
先逐渐改变了人类生存与交往的基本方式，使人首
先由统制主义下的普遍自足转换为依赖普遍的交换
，也改变了古典重商主义时代单纯的商业领域的狭
隘性，因为只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金融资本的
结合所催生的真正的工业社会，才具备真正的物质
技术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塑造出完全不同的社会生
活与交往的秩序模式。但这种秩序模式本身也隐藏
着颠覆秩序的危险，如果仅仅将工业社会的基础建
立在经济的扩张之上，则必然使这种潜在的秩序颠
覆爆发出来，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这种颠覆
的强大注脚，显示出了工业社会的超经济性。这场
战争胜利后，重新建构工业社会的路径不能是简单
地恢复到战前的重商主义体制，当然更不能走导向
法西斯极权主义的集权计划体制，人类必须找到一
条新的完善的工业社会的道路，人类社会必须要在
社会与政治层面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从社会政治层
面给出一个超越纯粹经济效率维度的新的秩序基础
。要在不丧失人类自由的前提下保证这一秩序顺畅
流转。
这一重大主题实际上德鲁克分别在两本姊妹书
中加以探讨。他的第1本书《经济人的末日》主要探
讨第一个问题，即建立在纯粹经济维度、经济效率
上的工业社会，虽然能带来物质的富足，却潜藏着
巨大的人类风险。因此，在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就必须将这一秩序基础转换到一个新的基础
上来。由此由工业人来替代经济人，承担起转换中
的新的工业社会的秩序建构使命，这就成为德鲁克
撰写第2本书《工业人的未来》的内在思路。
而这种转换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人，可以说是
为了人、实现人的全面价值。所以作为出生并成长
于奥地利的德鲁克，其基调和目标都是自由的，为
了自由和实现价值，人必须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功
能。而一个社会要成就这种关于人的目标，必须具
备功能性，同时为了避免本来必要的社会权力导向
极权主义，这种决策性的权力就必须具有合法性，
个体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功能，社会的决定性权力的
合法性，这就构成了本书主题的核心概念。
实际上德鲁克似乎也继承了所有奥地利学派的
自由主义精髓，就像其他前前后后的奥地利学派大
师如门格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那样，对自由充满向
往，为了实现自由而展开对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
不遗余力的批判。虽然德鲁克在对自由主义的维护
上不像这些大师那样享有盛名，但也许这只是因为
其管理学上的更大权威性掩盖了他在这一自由主义
政治哲学领域的声望。但透过这部书，我们实际上
可以一窥德鲁克的自由主义观，并且可以看到其和
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巨匠们某
些相似的风格，也可以看到他与另外一位以批判法
国大革命中的极权主义而闻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克
的理论有某些契合。同时从他对各种学科理论知识
游刃有余的把握上，可以看到他不愧为近代一位同
样以知识渊博著称、地位非常独特而崇高的经济学
大师——约瑟夫·熊彼特的高徒。
当然，由于作者意不在建构一种全面的学究式
社会理论体系，也不在于撰写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
，因此，德鲁克并没有对本书中的一些关键性概念
比如身份、功能、合法性、重商主义等给出一种学
术的严谨定义。作为译者，我们也不便在此将自己
的理解加之读者，怕误导读者，还是让读者自己在
阅读中体会把握。
但是在此，我们只是想要提醒一下读者少些误
解的是，这几个概念德鲁克有着一些不同于我们现
在一般认识的意义。比如“身份”这个词，它不同
于梅恩爵士所说的近代社会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
会的进步中“身份”的概念，梅恩的这种概念大致
和我们中国现在普遍理解的比如说农民身份中的“
身份”有点类似，是指那种与等级制和利益分配相
关的个人的社会角色，具有贬义性。因此，作为一
种近代化的特征，我们当然要打破这种等级身份，
恢复

出版说明
推荐序一 （邵明路）
推荐序二 （赵曙明）
推荐序三 （珍妮·达罗克）
序言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第2章 什么是功能性社会
第3章 19世纪的重商主义社会
第4章 20世纪的工业现实
第5章 希特勒主义的挑战与失败
第6章 自由社会和自由政府
第7章 从卢梭到希特勒
第8章 1776年的保守主义反革命
第9章 保守之路
译后记

第1章 工业社会之战
1
这次世界大战是为工业社会的结构而起，它所谋求的，是工业社会的原则、目标和制度。工业社会的一个论题，也是其唯一的一个论题就是社会与政治秩序问题：自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的大约200年时间里，整个西方为自己创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栖息地，在这个丰裕的物质世界里，其秩序与旧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相同或不同呢？
最能清晰地反映这个论题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它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作为工业战争的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工业不再是一个附属品，而成了战斗主力。工业战争所带来的必然是工业和平——在这种和平状态下，工业不再仅是和平时期社会组织的外围，而成了其中心。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社会组织必然都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上，遵从同样的结构规则，这是政治生活的一个规律。有时，它可能表现为一场缔造新社会，或者至少是逐渐显化新社会的战争；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却可能表现为和平。这就出现了第一个论题，一个最为古老的推想——也是最无意义的推想，关于政治哲学的推想，实用主义的政治家可能感觉这无异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推想。但是作为事实本身，并不存在任何疑问：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必然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当今的工业战争社会，必将成为明天的工业和平社会的先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可能将工业体系及其社会组织仅仅视为纯粹的从属性副产品。虽然有用好用坏之嫌，机枪、飞机、坦克和汽车都还是被作为了步兵作战这种传统模式的辅助手段。就基本的社会单位而言，1914年的战争仍然反映的是封建社会的组织结构：步兵团中没有职能和技能的分工，它们几乎原样照搬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治安官带领佃户和农奴随从出征。
的确，在那场战争的最后阶段，战争就已经开始演变为一种工业战争。1917年和1918年的诸多重大战役，都已是工业战役。但最后的和平并非工业的和平。大战期间，西方世界的社会组织未曾解决工业社会的问题，它甚至未曾尝试找寻这种解决方案。而恰恰是由于这种差距，导致了凡尔赛体系的崩溃垮塌。凡尔赛时期及此后的若干年（直到1929年，很多国家甚至直到1939年）断然延迟和逃避解决这个工业体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尽管这样做往往并无意识。此时，有一种试图恢复前工业社会（1913年）基本状态的强大愿望。基本上，在战争间隔之间的人们（其时间间隔非常接近，然而其思想甚至对于我们这些同类都完全难以理解）非常清楚差距所在。这一点表现为他们坚持认为持久和平是维系凡尔赛体系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
认为自由社会经受不住再次战争的考验，这种想法（在1928年或者1934年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一点）就等于说我们已知的自由社会不能够寻找到适合工业体系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结构。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实际上是宣判了自由社会的死刑，唯一可能的最大奇迹也就是祈望缓刑。指望永久的和平属于幻想中的太平盛世，而不是任何人间社会所能为的。事实上，死刑在即，随时可被执行。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并非由于自由国家中缓和姑息之类情绪有什么回归返潮，这种情感根源于认为工业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我们还能够为自由而战斗只是因为希特勒自己的根本错误。
在下一次的和平会议上，我们可能再次致力于构建永久和平——尽管我认为我们都已经开始怀疑这种尝试是否明智。但是，我们无疑不能也不会推卸寻找解决工业体系基本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责任。而工业战争的现实，且不提战后的现实，更将使得它不可能去推卸这个责任。
今天，战争的工业机器是自发形成的，其他一切都以此为中心来构建。步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次要的战斗力。轰炸机的领航员与机组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或者坦克指挥与部下之间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生产线上的领班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它建立在技能和职能层级基础之上，同样也建立在指挥层级基础之上。今天，每一支军队的社会性困境，如旧军律、旧的升迁制度和论资排辈（个人技能水平无足轻重）等都无以维系甚至难以为继，这些现象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军队陈旧的前工业社会状态已经无法组织和驾驭新工业社会的现实。在今天的每一支军队中，陈旧的社会形态都让位于新的社会形态——这一点在纳粹军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未来社会里，前工业时代的旧社会形态必须让位于新工业社会形态。
每一位历史学家都知道，由于法国军队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基础上组织军队，这就迫使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接受法国革命的基本社会准则。未来的历史学家将看到，正是出于要在工业体系基础上组织战斗的需要，促使我们这代人努力构建一个工业社会。确定我们这个社会要建构于什么基础之上，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与参战本身的善恶问题完全无关。我也不会断言战争就是有意义的，它造就了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了任何问题

彼得·德鲁克是管理学的一代宗师，现代组织理论的奠基者，由于他开创了管理这门学科，被尊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终身以教书、著书和咨询为业，著作等身，是名副其实的“大师中的大师”。《工业人的未来(彼得·德鲁克全集)》中大师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开理论认识之先河，跨时空岁月之局限，借鉴学习之意义不言而喻。

《工业人的未来》，这本书被许多朋友和一些
评论家一致认为是所有书中最棒的一本书。确实，
我自己也认为这本书是我最得意之作。它也是我唯
一一部公开阐发基本社会理论的书籍。事实上，本
书尝试阐明的不是一个社会理论，而是两个。一个
或者可称为“一般性社会理论”，它提出任何一个
社会都必然有其功能性和合法性方面的要求。另一
个或者可称为“特殊性工业社会理论”，它将这些
一般性社会理论应用于工业社会这一特例，这种工
业社会出现于20世纪，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渐
获得主导地位。我曾经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保
守之路”，其原因就在于书中有两个关键性概念—
—“身份”和“功能”，它们从根本上说是保守性
的术语。这两个术语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或者
詹姆斯·麦迪逊，而不是约翰·洛克，更不是法国
大革命。本书的第三个关键术语是“合法性”，这
基本上也是一个保守性的术语。如果当时这个术语
已创造出来的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很可能就会
用到这个术语（该术语可追溯到1820年前后，当时
汉密尔顿已逝世很久），而本杰明·迪斯雷利则确
实使用过该术语。这个术语承认合法性权力已是一
种社会现实，但要求这种权力必须建立在普遍公认
、义务、责任和共识的基础之上。
尽管“保守主义”这个词确实有着非常陈旧过
时的含义，但本书并非“新保守主义”（该术语在
本书初版的1942年时还不存在）。因为首先，对我
而言，根本就毫无成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必要，毕竟
这个词所指的是那些前左翼分子，而我从来就与此
无缘。我们现在所谈的新保守主义，我在本书中称
之为“重商主义”（不过，我前面已经申明，这一
术语已经过时，并且可能达不到预期目标），这里
我再重申一遍。因为新保守主义否认而不是肯定工
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实际上，新保守主义
只是鼓吹经济学重于一切的19世纪曼彻斯特自由主
义的别称，而这与真正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相容。
保守主义的立场是，而且总是将社会置于首位。它
并不否认经济和经济学的重要性——事实上，还远
不止是不否认。在那些保守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现
实政治”的真正信徒（如亨利·基辛格）中，我经
常被怀疑说我对经济和经济学过分感兴趣，说我是
在鼓吹只有自由市场才能产生经济的结果和控制的
力量，总有人怀疑说我在鼓吹经济的首要任务是赚
取资本成本，即赢得丰厚的利润，还有人对于我断
言缺乏经济基础的军事力量只是痴人说梦的幻想心
怀疑虑，等等。不过，将社会各个维度都唯一地纳
入这一个维度（甚至是精神方面），却是真正的保
守主义者所不齿的。在19世纪的埃德蒙·伯克、罗
伯特·沃尔浦尔、温斯顿·丘吉尔、本杰明·迪斯
雷利等人的眼中，还有同样在亚伯拉罕·林肯和乔
治·华盛顿看来——社会是个多面体，不是单向的
。巨大的挑战（即“无穷无尽的冒险”，霍勒斯·
沃尔浦尔称之为政治伎俩）就是要在这多个维度间
保持平衡。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社会就必须成为
一个功能性社会。它必须给个人赋予社会身份和功
能，而且其权力必须被承认具有合法性。
斐迪南·腾尼斯所著《社区与社会》（1888年
版）一书，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最伟大的经典之一
。腾尼斯把社区与社会并置同论，前者关注于存在
（being）即身份，后者关注于行事（doing）即功
能。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我提出，工业社
会的基本制度必须两方面都兼顾，社区赋予身份，
社会行使功能，而这个制度自身还需要能使其达到
预定目的的具体制度。我当时还没有将这种制度称
为“组织”，这一术语当时还没人使用，甚至还没
人知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久才有所改变（
也许这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我的下一本书《公司的
概念》（1946年）中，该书也正由Transaction出版
社再版发行）。我当时还没有察觉（实际上当时谁
也没有察觉，这一工业社会将成为一个包含各种组
织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仅仅包含工业组织的社会）
，意识到这一点，那已经是10年后了。实际上，许
多著作家，尤其是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他们眼里还
仍然只有政府和工商企业，而对其他各种组织，如
大学、医院、工会、教会（还有其他许多）都熟视
无睹，也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执
行其社会功能、组织其社会任务的。而《工业人的
未来》当时就洞察到，工业社会在结构上与19世纪
和20世纪初的社会已经有所不同，并且其面临的挑
战、其价值观和机会也同样有所不同。
那时候，大多数人都认为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
已走到了头——还有少数人认为，即使在美国，这
种自由社会和自由经济也不一定能够捱得过第二次
世界大战，更不用说在欧洲了。虽然不能说世人皆
醉我独醒，但本书确实洞察到，工业社会所面临的
这些挑战恰恰预示着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成就。
《工业人的未来》并不是一本“乐观主义”的书，
在写作其主要章节的1940年夏，当时可以说并没有
多少令人乐观的东西，收音机里倒是天天都在播放
着纳粹的胜利、法国的陷落和英国的敦刻尔克大撤
退之类的新闻。但是，本书却再次肯定了各种价值
、希望和责任——而这些都由战后时期的各种事件
给予了证实，也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的一个
“工业”国——美国取得领导地位这一事实得到了
证实。
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了工业时代。而且实际上
，我们甚至已经超越了“后工业社会”。我们现在
生活的社会我称之为“后资本主义”（以此命名的
另一本书，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Transaction版
就绪之后也将面世）。这是一个“知识”社会，而
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但是，就这一工业社会而
言，它对身份和功能的需要、需求和孜孜以求，却
与50年前并没什么两样——毕竟这些都属于一般性
社会理论，而不是工业社会的特殊特征。借以实现
这些需要的制度仍然是组织，尽管不再仅仅是发达
国家主导着1870年或1880年到1960年或1970年间的
工业（也就是制造业）组织。我们所需要的具体应
用肯定也会有所不同，但原则都是相同的。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的写作始于欧洲已投
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完成（尽管尚未出版）
则是在美国参战之前。那时我已非常清楚美国肯定
会参战——虽然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参战当时还不
很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由此，第1章“工业社会之
战”也许对今天的读者来说特别有趣。书中所描述
的各种事情当时都还很新奇，事实上都是非常异端
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个个愁眉紧锁、忧心如焚
（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如何才能挨过那场战
争，如何才能不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当然，我当时
也同样忧心如焚：在写作此书的那几个月里，好多
个夜晚我都辗转难寐。然而本书（这本书在那时几
乎可称唯一）却敢于发问：我们对战后的世界抱有
什么希望？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担当得起那个世界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我不
得不一直努力尝试”，这是我的一位好友在78岁高
龄开始投入一项“新事业”时所说的，这也完全可
用来作为本书的题词箴言。
彼得·德鲁克
加州克莱蒙特市

彼得·德鲁克庞大的思想和等身的著作，统一于他的基本价值立场，统一于对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主张。要领略德鲁克不断涌动的精神力量，必须从他的思想源头开始。
工业社会三部曲：《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使人们能够理解工业社会的本质，理解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理，理解工业社会的基本单元——企业及其管理的全貌。
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每个人有明确的社会地位，拥有正当的社会权力，按照整体目标发挥社会功能。
工业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把企业当作一个社区，并赋予其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和社会功能。
德鲁克的著作思想博大深邃，往往在书中融合了跨学科的多方面智慧。《工业人的未来(彼得·德鲁克全集)》是“彼得·德鲁克全集”系列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