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瑞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作家。文学创作凡四十年，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集等，曾连获上海长中篇小说奖，杂文获中国新闻奖。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有预谋的写作
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于研究长篇小说的章节构成
。发现无论中外，很少有长篇小说是不分章节的。有
的分部；有的分章；有的分节；还有的既分部，又分
章，又分节。其中，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最，凡篇幅长
一点的，都有章回可分，以致后人把中国古代长篇小
说称之为“章回小说”。四大名著无一不是章回小说
，就很说明问题。
这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长篇太长，作家写时要
喘口气，读者读时也要喘口气。分章分节，就便于双
方“喘气”。中国古典小说分章回还有一大原因：它
们大多由“话本”演变而来。说书人不会一气说到底
，而是要分段来说；一到紧要关头，还要“卖个关子
”什么的。这就形成了章回的切分点。
为什么我要说这个东西？因为这跟本书成稿有很
大关系。
我一直有志于长篇小说，但苦于穷忙，缺少整块
的写作时间。我是在研究长篇小说的章节时找到思路
的。从长篇的构件来看：“部”的篇幅是个小长篇；
而“章”是一个中篇，“节”是一个短篇。为此我订
了个创作计划：围绕同一主人公、同一语境，每年写
两部中篇；积三五年之功，自信会有六七部较成功的
中篇。这一系列的中篇，只要主人公“形”、“神”
不散，其成长（变化）存在逻辑陛，故事脉络的走向
比较清晰，那就有可能组成一部长篇小说。
这一尝试使我的写作出现了新境界。长篇创作太
苦太累，许多作家称之为“马拉松”。我跑过马拉松
，所以知道“写长篇之苦”与“马拉松之苦”有惊人
的共通之处。尤其是那种“极限状态”一旦出现，会
让人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放弃感”。两者的区
别，仅在于一是劳心、一是劳力而已。
不过时至当代，“马拉松”也“放松”了，“半
程马拉松”“短程马拉松”甚至“微型马拉松”，都
出现在各种赛场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启发作家：长篇
创作也可以采取“分段跑”的办法。
这本（《昨夜布谷》，就是用“分段跑”的方法
来完成的。它是一部由六章组成的长篇小说。六章就
是六部中篇。我当初的预想显然太乐观了，因为，这
六部中篇发表的时间，超过了原先预想的“三五年”
。但令我欣慰的是，“分段跑”的设计我一直没有放
弃，心心念念，一直在“跑”，这就算是比较执着的
了；六部中篇，也写得比较认真。本书的六章如果还
原成中篇小说，那就是——
第一章，原名《本乡有案》（发表于《上海文学
》）；
第二章，原名《叫魂》（发表于《上海文学》）
；
第三章，原名《六神有主》（发表于《上海文学
》）；
第四章，原名（《多事之村》（发表于《上海文
学》）；
第五章，原名《秋天备忘录》（发表于《人民文
学》）；
第六章，原名《大选》，（发表于《小说界》）
。
这一场“马拉松”跑到终点，正值改革开放40周
年。躬逢其盛，却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们这一辈作家
，最大的精神矿藏有两座，一座是“文革”，一座是
“改革开放”。我的感觉，“文革”一结束，“改革
开放”接踵而至（其实是有过渡期的）；我还有个感
觉：“文革”的日子过得特别慢，而“改革开放”后
的日子过得特别快。岂但快，简直是飞快，快得令人
猝不及防，以致我都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时候丢掉青
年和中年的，又是什么时候迎来老年的。至于那些小
说，是上世纪发表的，还是本世纪写的，也都因年轮
飞转而变得模模糊糊。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只记得自
己被大时代潮流裹挟着，跌跌撞撞地向前走。走在哪
条路上？赶往哪个方向？自己心里并不明白。
有老朋友说我：“你这辈子不会有大成就，因为
你不是那种头脑很精明、又很会自我设计的人。”他
说中了。
改革开放曾在基层遴选千万知识分子，充实干部
队伍。有些人从此发达，走上社会顶端；也有人高处
坠落，陷入人间地狱；而更多的人，则走在一条平庸
的路上，业绩平平、处境平平、前程平平。说他成功
吗，他没有什么辉煌；说他失败吗，也不见他有什么
重大跌落。他自己呢，有时觉得平生没有枉过、唯心
无愧；可有时又觉得满心歉疚、沮丧不堪……
《昨夜布谷》中的“我”，就是这第三种人。
明眼的读者指出，小说中的“我”，有作者的影
子。我以为这种见仁见智的事情，原不必争议。小说
虽是虚构艺术，但凡作家都承认，其中必有作者自传
的成分。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改革开放岁月，“我”
作为洪流中一员，足迹印在其中，并非突兀。
在这瞬息万变的大时代里，人要留下一点痕迹其
实并不容易。将来某一天，已垂垂老矣的我，如能在
这本书里看到几帧自己年轻时的留影，倒也可说是一
件赏心乐事。
2n1R一6—11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后记：有预谋的写作

第一章
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天正交上春季一个重要的节气——惊蛰。这是每年头上初打雷的时辰。
半夜，杜森突然来电话说，永生，老大进去了！
依我这些年的经验，凡这类半夜来的电话，没一件是好事。我在黑暗里抓起听筒咕了一声，随即闻到自己喉头发出一股烟火臭。我平时不抽烟，但这夜抽了好几根。
杜森问，你在听我说话么？怎么没声气？
我记得自己嗯过一声。不过说实话，这消息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我蓦地想到惊蛰这个节气，还隐隐听到了雷声。
我问杜森，老大怎么会进去的？
杜森说，女人啊，他搞女人啊。
我背脊上窜出一层冷汗。
老大叫苗志高，是塔城镇的一把手，代理书记兼镇长。几个钟头前，我就跟他在一起。杨吉昌这家伙从香港回来了，说又要在塔城镇买两块地。晚饭就在“四海春”吃，算是老大给港商接风洗尘。四海春这家酒店很鬼，他们会搞许多名堂。酒足饭饱以后，四海春老板陈一钟就问苗志高，老大，要不要开个房，吼它几声？
苗志高就用小毛巾擦着嘴，很响亮地说，好，吼它几声。
于是就吼几声。
不要看塔城是郊区一个镇，吃喝玩乐却一应俱全，设施一点不比市里差。市区今夜唱响的歌片，塔城第二天就放得满天响。什么老歌新歌，什么《红尘》《玫瑰》，我们一支支都能唱过来，苗志高尤其唱得好。老大爱唱歌，镇里干部也都跟着泡歌厅，上班也悄悄学歌。我也能唱几首；杜森也能唱几首，只是有几处走音。老大苗志高唱歌时，样子很好，一手捏话筒，一手插在裤兜里，西装纽子从来不扣，让别人看着，算是潇洒的样子；唱到得意处，他还会支起两根指头，把乌黑的头发朝后一甩，让领带在胸前一荡又一荡；他另有一功，就是唱歌时会像歌星那样，在台上来回走动，神采飞扬的样子；需要停下脚步时，他还用脚尖踏节拍，鞋头一磕一磕的。不管他唱得好不好，四海春里的女子总是喝彩，叫苗书记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苗志高也就很得意，再来一个。
这一夜歌唱得很晚了，苗志高把老板陈一钟唤进来，问，陈老板，这里还有什么好的夜宵？
陈一钟眼睛眨了一下，附在苗志高耳边说了几声。苗志高先是专注地听了听，接着半边脸上便荡出笑来。陈一钟走出餐厅包房时，在走廊里举手勾指头，叫女领班把一群女子都唤了去。
苗志高随即跟杨吉昌低语几句。杨吉昌笑起来，连连点头。苗志高又转身对我说，彭镇长，今夜有好戏，我们一道上。
我晓得是什么意思了。四海春里的女子一专多能，跑堂传菜，陪歌陪舞，想不到，还有这一手。
我对苗志高说，这个怕要犯条款，上不得。
苗志高啧一声，说，你这人，没劲。
我笑笑，扣起外衣领扣，没说什么。
苗志高瞥了我一眼，叱了一声。这一叱，我就觉得更没意思了。临走，我见杨吉昌那小子一堆肉都没在沙发里，面孔灰扑扑油光光的，一双眼睛不时朝走过的女子眯起，一副按捺不住的样子，我就暗暗骂了一句。
这家伙现在算港商了。什么东西啊？一年前他还在镇政府工作，还是我的下属，一个小小的文教干事，平时跑个小学、出个简报什么的。不知托了哪门子亲戚，去了一趟香港，回来就自称香港同胞了。现在他回塔城镇，镇上就把他当港商看，热情招待，还政策优惠。苗老大跟他谈地块生意时，特别爽气。其实，这家伙在塔城镇买的地块，只是过过手而已，转身就卖给第三家。这里是不是有猫腻，天晓得。我是分管文教这一块的副镇长，本来就看轻杨吉昌，此刻，更是一分钟也不愿跟他待一起了。
时已深夜，我走到四海春门口，吸了一口冷风，打了两个喷嚏，人却立马清爽了。我想，这搞女人的事，万万做不得。倒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而是我觉着，自己在镇政府进进出出，搞这种事不得体；还有那些脏病，万一染上了，这辈子怎么交代；且从历史看，搞女人总是不好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反对的；更何况，我自己家，苗志高家，又不是没有女人……
这样一想，我离开四海春的脚步就很决绝。我在停车场回头望去，四海春楼上的灯光一盏盏暗下来。我就想，在那几间包房里，不知老大和杨吉昌他们，跟四海春女人们已搞到了什么地步。我还想，有机会一定要跟老大聊一聊，你几千元一桌胡吃海喝也就算了，可这种不干不净的勾当，也是你做得的么？你毕竟是一镇老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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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小说总是对人物有着不厌其烦的深入刻画，好作家更是习惯于探究和质问复杂的人性。彭瑞高先生从未让人失望于他小说中的角色，《昨夜布谷》亦然如此……当人们越走越远，灵魂却总会我们身后发出召唤。我确信，那些“布谷”、“布谷”的叫声，就是一次次“灵魂”的召唤。

彭瑞高著的《昨夜布谷》，是一部反映乡官的现实主义力作。主人公“我”，是改革开放初期，从学校遴选出来充实乡镇干部队伍的知识分子。“我”所在的乡政府大院，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张力的舞台，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出没表演。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我”目睹乡村干部为家乡发展付出血泪代价。“我”的呼喊挣扎，与一代人的沉浮升降，从一个侧面映照了改革开放40年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