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学者祝勇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讲述了这三百多个日夜里所纠集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其线索庞杂，矛盾纷繁，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
《最后的皇朝(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精)》收录百余张珍贵历史照片，请跟随祝勇回到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辛亥，重新体会那个“需要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里个人、国家、民族关乎一生一世，存亡兴替的抉择。

祝勇，作家、学者、纪录片工作者，艺术学博士，现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兼任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历史研究，北京作家协会理事，全国青联第十届委员。已出版主要作品有：《旧宫殿》、《血朝廷》、《故宫的风花雪月》等，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多种选本。获第一、二届郭沫若散文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担任纪录片《辛亥》《历史的拐点》等总撰稿，先后荣获第21届中国电视星光奖，第25、26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十佳纪录片奖，香港无线电视台台庆典礼最具欣赏价值大奖，与《舌尖上的中国》并列获得第18届中国纪录片年度特别作品奖。

第一章 末世
第二章 冬眠
第三章 春雪
第四章 标靶
第五章 车站
第六章 风向
第七章 船票
第八章 血海
第九章 背影
第十章 广场
注释

一
今夜，翻读这部书稿，我仍被自己多年前的文字带入
到一种无限苍茫的历史情境中。好似一些故人，在某一次
回忆中如约而返。照片和文字里的他们，一如我们身边的
人一样真实和生动。说他们栩栩如生，那是因为他们生过
，所以他们仍然可与我们说话、交流，在照片或者文字里
，跨越了百年光阴。但我知道，在照片之外，我们分别属
于不同的时间，有着全然不同的际遇与命途。
然而，我要说的却是，生于同一时代的他们，际遇与
命途竟也全然不同，甚至于为了各自的抱负而拼杀个你死
我活。时代让他们离得无限近，政治却把他们推得无限远
。之前的历史中，似乎还没有一个时代，像那个时代的人
一样咫尺天涯，让我恍然：这到底是戏，还是历史？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良弼与吴禄贞，两位留学日本的
同窗，那个年代里的青年精英，一个试图挽大厦之将倾，
一个却要为皇朝釜底抽薪，结局是后者（身为革命党的帝
国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身死，而前者（身为保皇
党的良弼）同样没有逃出被暗杀的宿命（详见第五章《车
站》），只不过这暗杀的意义与影响，截然不同——良弼
是为将死的帝国殉葬，吴禄贞则为新生民国而牺牲。假若
吴禄贞没有在军队政变的前夜意外死亡，他率领的北方新
军（革命军）就可能直捣紫禁城，南北战争和南北和谈或
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历史，或许就轮不到袁世凯发言。
我不想谈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我只想说，在那个时
代，每个人都在试图创造历史，也都在被历史裹挟着前行
。因此，在每个人的小命运之上，都有着无法摆脱的大命
运。一如我在本书初版序言里所说的，本书意在剖析中华
四千年帝制（自夏朝以来）何以在辛亥年猝死，同时也有
兴趣解剖在这宏大的历史叙事下一些鲜活的小麻雀，这些
小麻雀的名字是：载沣、载涛、端方、杨度、梁启超、汪
精卫??
二
本书原名《辛亥年》，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出版六年来，我对
原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修改，虽写作的立意与方法未
改，然而此番改名《最后的皇朝》，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侧重点还是有所调整。
当年取名《辛亥年》，选取年代剖面式的写作，自然
有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子。而此次改名《最后
的皇朝》，则把焦点转移到人的身上——帝国大船倾覆的
时刻，船上乘客的反应与抉择，借此凸显我观察那场革命
的不同视角，那就是把被革命者——帝国皇亲国戚、朝廷
百官，当作观察与书写的对象，从他们的命运里，解读历
史的大命运。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改朝换代，出现过无数位
的末代皇帝，但皇权未死，下了台的皇帝，换了一个姓氏
又会卷土重来。唯有清朝不同，因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
后的皇朝，清朝的末代皇帝，不只代表着清朝的终结，也
代表着中国四千年帝制的终结。中国人从此与皇帝永别，
再也没有回头。其坚决，也超乎想象，当然也超出了企图
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想象（详见拙著《民国的忧伤》），
也证明了我们民族是一个能够自我调适、再造文明的开放
性民族。站在这一视角上解读历史，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此书或许未能达到所期，那是我的视野与能力所限，而
非所选视角之误。
三
2011年，当我的《辛亥年》一书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我任总撰稿的十集纪录片《辛亥》在北京
电视台播出的时候，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在成立一周
年之际，举办了“辛亥革命与故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
”，以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八十六周
年，说明了清宫与辛亥革命的独特关系，而故宫博物院之
建立（由帝王的皇宫转型为公众的博物院），也最典型地
体现了辛亥革命之成果。
有意思的是，此书出版后不久，也是“辛亥革命与故
宫博物院建院学术研讨会”之后不久，我就收到了故宫博
物院的一纸调令，正式调入故宫学研究所。而在我写作此
书的时候，还断无此念。我与故宫博物院的缘分，固非一
本书所成就，而是早有渊源，但对革命中的“最后的皇朝
”的研究与书写，却为我与这座旧日皇宫的联系加入了某
种戏剧性的元素。百多年前的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历
史，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甚至在一百年后，仍然
能够改变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道路。
四
宇文所安先生在谈到自己著作时说：“如果能够重写
，它们一定会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
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我想，每一
个著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此，在初版之后，我一直
没有放弃对本书的修订，以补入最新资料。经过几年的蜕
变，终成为今天的《最后的皇朝》。它脱胎于《辛亥年》
，但不只是《辛亥年》的再版。
感谢故宫博物院领导、同事对我的大力支持，感谢老
朋友臧永清、应红为此书乃至我的整个作品系列出版而做
的努力，感谢赵萍、薛子俊所做的大量具体工作，感谢刘
静、崔欣晔老师为此书所做的设计，没有他们，此书不可
能以今天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年，辛亥年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纪年，在它的内部，包含了晚清数十年的光阴，其线索庞杂，矛盾纷繁，有着超大的历史容量。
祝勇著的《最后的皇朝(革命前夜的大清王朝)(精)》以辛亥年一年为横断面，从辛亥年的春节开始，一路写到这一年的除夕，讲述了这三百多个日夜里所纠集的转折、浮沉、悲喜、恩怨、可能和不可能。

当郭维先的姐夫单太和在腊月的寒风中叩开北京外城棉花胡同八条的院门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他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是死亡的消息。三个小时后，他就在他妻弟的这座宅院里断了气。他死时狰狞的表情令郭维先永生难忘。郭维先拉开他的衣领，发现他的脖子下面遍布着大块大块的黑斑，像无数只黑色的蝙蝠，栖落在他的胸膛。
辛亥年春节到来之前的一个星期，北京城内一连串的离奇死亡事件，令这座城市陷入极大的恐慌中，几乎与单太和死亡的同时，安定门内一名姓文的十九岁少妇突然死去，她的母亲和十一岁的女儿也很快停止了呼吸，一个平静的家庭，就这样突如其来地灭了门。同样死因不明的遗体从雍和宫、报房胡同、南柳巷，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向官医院汇集。中央卫生院的医官对接二连三的死者进行了验尸。医官摘下口罩，一个可怕的词从他们口中脱口而出：鼠疫。
郭维先的姐姐因为伤心过度，当天晚上十点就死了。郭维先的全家被外城总厅派来的巡警转移到城外的隔离室居住，他的姐姐和姐夫被巡警们抬到城外深埋，在他走后，他的宅院消失在一片火光中，他的房屋、器皿，死者曾经穿过的衣服，以及几天以前还安静平和的生活，都在火中化为青烟。
三星客栈里那个名叫徐允卿的客居者听到窗外一片杂沓的脚步声时，对于步步紧逼的厄运一无所知。他透过窗子，看见这个客栈被巡警包围了，他的内心升起一片疑云。像客栈里的其他住客一样，他并不认识郭维先刚刚死去的姐姐和姐夫，不知道他们曾在这里落脚，就住在离他不远的房间里——他甚至可能听到过他在夜里深深浅浅的咳嗽或者低语，更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被这两个陌生人改写。徐允卿和其他住客被移送到城外的隔离室，在那里，他或许会见到郭维先，但他们不会知道彼此在整个事件中的联系。客栈的一些房间被拆除了，连同一些被褥器物，都被投入火焰。
一块又一块的黑斑，仿佛邪恶的花纹，自城市的躯体上，悄无声息地浮现出来，渐渐地汇集，连成一片。它所带来的恐怖气氛，比病毒更有杀伤力。
这场鼠疫，缘起于哈尔滨，由东北三省向北京进逼。辛亥年春节刚过，大清帝国的皇太后隆裕就垂询东三省鼠疫蔓延到京的情况，摄政王载沣回答：“业已拨款，饬民政部及各衙门暨直东各督抚竭力防范，早为扑灭，想不致传染来京。”
从那一天起，京城的警察开始挨家挨户地劝说，凡有秽臭腐烂之物，切不可抛弃在街道上。各区专门派出卫生警官，一律佩戴红十字袖章，监控疫情。同时，北京的街头出现了许多洒水车，沿街喷洒石灰水消毒……
即将对大清帝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德国皇储在印度得知北京鼠疫的消息后，取消了访问计划，踏上了回国的行程。
辛亥年正月初六，因春节放假而暂时停刊的北京《顺天时报》重新出报。报纸上除了披露了关于京城鼠疫的消息之外，在主要篇幅上刊登了一幅旭日朝阳的图画——层层卷曲的海浪上，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天空中，象征吉祥的蝙蝠正在成群结队地上下翻飞，散布着帝国的福音。
正月初十，是隆裕皇太后的万寿圣节，深红的宫墙隔绝了帝国内部的一切不幸，此时的紫禁城，正沉浸在一片喜庆气氛中，内廷行走之王公大臣行礼如仪，他们进奉的各种奇珍异宝，隆裕已命储秀宫太监赏收，隆裕还对大臣们进行了赏赐。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