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赛亚·伯林著的《卡尔·马克思(精)》以卡尔·马克思的生平经历与思想发展为主线，从他在德国的成长与求学，在巴黎的工作与斗争，一直写到流放伦敦的最后岁月，涉及青年黑格尔派运动、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论》出版等众多历史事件，完整勾勒出了马克思传奇而动荡的一生。伯林在书中尤其关注马克思在各个阶段的思想发展轨迹，客观评述了他在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术成就，力图还原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伯林对马克思的研究摆脱了后续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二次阐释的影响，从历史文献与马克思本人著述出发，生动呈现了马克思富于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夫森学院院长，1957年获封爵士。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俄国思想家》、《概念与范畴》、《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观念的力量》、《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作为杰出的思想史研究者，先后被授予伊拉斯谟奖、利平科特奖和阿涅利奖。

第五版编者前言
前言（艾伦·赖安）
第四版作者序
第三版作者按
第一版作者按
一 导言
二 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三 “精神”的哲学
四 青年黑格尔派
五 巴黎
六 历史唯物主义
七 1848年
八 流放伦敦：第一阶段
九 第一国际
十 “红色恐怖博士”
十一 最后的岁月
后记（特雷尔·卡弗）
延伸阅读指南（特雷尔·卡弗）
索引

借着本书新版的机会，我得以对一些事实和判
断上的错误加以更正，同时弥补在阐述马克思观点
时的一些遗漏之处，包括社会的和哲学的，尤其是
被其第一代追随者与批判者所忽略，直到俄国革命
之后才大放光彩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他关于
异化与人类自由之间关系的观点。我已经尽我最大
的努力更新了文献书目(虽然我只能局限于英语版的
间接作品)，谨向C．阿布拉姆斯基先生与T．B．博
托莫尔先生致谢，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与宝贵建议
。在此我还要感谢S．N．汉普希尔教授重读了此书
的前半部分，并且提出了很多改进的意见。
1963年于牛津，I．B．

以赛亚·伯林著的《卡尔·马克思》是一本精炼得恰到好处的作品，它涵盖了对认识马克思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历史场景与事件，同时又匠心独运地重点刻画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本书还原了马克思充满人性色彩的真实面貌，及其在学术领域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生动展现了伯林本人卓越的智识魅力。

特雷尔·卡弗
伯林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由来已
久，且曲折复杂。绝不能说他是二者任何一个的坚
定支持者。人们眼中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二者之
间相互支持或者反对的政治含义是或者可能是什么
，这些在他一生中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马克思
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一个动态背景下的动态对象。
从我开场的区别中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和
政见，与大量各种各样的、借马克思主义之名发展
的知识和政治趋势与运动，绝不是同一回事，尽管
广大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包括拥护的和反对的)费尽
心思要把二者统一起来。
我研究这一课题的方法看重复杂性与结尾的开
放性，而非简化论和假设的确定性。虽然在其一生
中，伯林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说过一些明显带有
批判性的话，我还是不倾向于说他在这些观点上持
有一致性。不过，我认为就此指责他前后矛盾是不
合适的。而且，在伯林的笔下，对马克思诸多方面
的确是带有崇敬与激情的；在他职业生涯的任何阶
段都不低估这些情况的价值，这点十分重要，而我
认为有一些批评家是低估了。因此，我十分反对一
些评论家的那种试探，要将伯林的一些自相矛盾的
判断放到一起，似乎这种不同本身就是一个不足，
似乎就只能说明他本身摇摆不定或者思路不清。我
宁愿相信，伯林本性上就与这种复杂性和开放性一
致，这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学术和政治品质，尤其
是在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正因为这二
者向来都是复杂的、开放式的现象，而且因为完全
可以建议读者们也这样去处理。
此外，我认为伯林值得赞扬的一点，也是他读
者的另一个受益之处，就是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思想
和作品定位为以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哪怕
是一度如此，而其他一人往往会那样定位(也是或者
支持，或者反对)。最后，我也认为，对于马克思和
马克思主义来说，看到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
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被提及，事实上就如伯林所
做的，将其放到西方及其他地方多元的、不固定的
知识与政治发展潮流中来加以对待，这样对其也是
有益的。总之我想说，这是一个难以磨灭的成就，
而伯林的第一部著作《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
》…便是先锋之作。更确切地说，我在20世纪60年
代中叶第一次读到他这本篇幅不长的作品时，就有
这样的评价，虽然是下意识的。如今，近五十年过
去了，我再一次在这部作品中看到了这一点，只不
过这一次更加清晰，尽管伯林在过去对某些文字进
行过这样那样的修改，而我的印象也不是由于这些
修改的缘故。
这不是在讲述伯林怎样写成此书的故事，也不
是在讲述他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成长
历史。相反，这是在以伯林一贯竭力避免的政治上
与知识上的正统观念为对比，来评论这本书(在其不
同的阶段)。伯林表现为一个喜欢追求自己思想的人
，哪怕自己的思想与其他人的并不完全相同，哪怕
自己的思想多少搅乱了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而轻
易放过了自己的敌人。因此他的方法(对本读者而言
)算是带有一些批判性、体现细微差别的赏析，而不
是简单地根据分析上的二分法和评判上的确定性加
以谴责或进行偶像化。马克思是幸运的，因为伯林
写了他——在伯林之后，他就显得不那么教条化和
固执了，也更能面对多元化的解释，他成了一位更
加多变、更具激励性的思想家，值得求知若渴的人
来研究。
……
伯林留下的遗产
很难论证说，伯林所说的一切，或者大多数内
容，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都有些不一致。事实
上，我更想表达的是，伯林的方法至少是对他所处
时代及其后的正统观念的含蓄挑战，更有成效的是
，它对未来关于马克思的评论家和思想史学家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标志和一种启发。自伯林之后
，在广义层面将马克思当作一位重要知识分子去研
究(而不是将他列为“科学社会主义者”，不管是好
是坏)，是令人尊敬的；而且通过马克思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词汇去接近他，针对那些材料去发挥某个
人的批评才能，或多或少脱离于当前的政治极性与
意识形态架构(无论“意识形态”这个词是带有贬损
还是激励的意义)，也是正当的。马克思可以被视为
一位十分重要，事实上也是第一流的学术人物，超
越了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冷战、铁幕和柏林墙相关
的过时争论，而这正是伯林的真正成就。
《卡尔·马克思：生平与环境》一书不只是从
其本身来说极具可读性，尽管事实上也有一些很长
的段落中，伯林离题的倾向占了上风，而马克思几
乎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伯林的这本小书读来依然
很有启发性，不仅是因为他那出了名地宽容的多元
主义，以及他对革命性变化中的思想角色充满激情
的描述；而且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创造马克思时突
出的多元化，他在自己的方法、判断、学术与马克
思主义者传统上的正统说法之间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带着优雅的轻描淡写，以及明显微弱的赞扬之辞)。
的确，他赋予马克思那种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

五 巴黎
这一刻终将到来，那时太阳将会照耀在一个自由人类的世界上，那里人们除了自己的理性之外再不认识什么主人，那时暴君和奴隶、神父和他们愚昧或伪善的工具将不复存在，只留在了历史尘埃中或者舞台戏剧里。
——孔多塞
一
在欧洲历史上，19世纪中叶巴黎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氛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一大群诗人、画家、音乐家、作家、改革家和理论家全都聚集到这个法国的都城中来，在路易·菲利普相对宽松的君主统治下，这里为很多国家的流放者和革命分子提供了庇护所。长期以来，巴黎都以其对知识分子的豁达热情而著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正是欧洲其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思想家从周围黑暗社会中成批奔赴到这个光明中心，大家发现在巴黎，他们不再像在柏林时那样被本土文明恐吓要求完全服从，也不再像在伦敦时那样被人冷漠地抛在一旁，只得聚在彼此孤立的小团体里，而是受到人们自由甚至是热烈的欢迎，而且可以自由出入君主政体复兴多年来还一直存在的艺术和社交沙龙。
这些人置身其中谈论和写作的知识氛围是令人亢奋的，也是十分理想的。一种强烈反对旧秩序、反对国王和暴君、反对教会和军队，尤其是反对困惑迷茫的市侩民众、反对奴隶和压迫者、反对那些妨碍自由个人生活和权利的敌对势力的普遍情绪，带来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上的团结局面，将这个骚乱不已、成分混杂的社会维系在一起。情感得到激烈的培养，个人感受和信仰通过热烈的语言得到了表达，革命和博爱的口号被那些随时准备为之献身的人狂热地一再重复。
在这十年中，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理论、个人观点在这里百花齐放，比此前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得多；在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和文艺复兴以来的任何时期相比，才华更加多样、更加引人注目、表达更加清晰的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相互吸引、对抗和改变着彼此。每年都会有新的流放犯从皇帝和沙皇的领土上过来。意大利、波兰、匈牙利、俄罗斯、德国的侨居群体在惺惺相惜的氛围中兴盛壮大起来。他们的成员形成了国际社区，纷纷忙着写小册子、组织集会、参加阴谋，但最主要是在私人家里、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在公共宴会上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争辩着；人们的情绪是意气风发的，也是乐观积极的。
革命作家和激进政治家们处于自己希望和力量的顶峰，他们的理想还没有被扼杀，革命的豪言还没有被1848年大崩溃所败坏。这种为了自由的国际大团结此前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诗人和音乐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感觉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写作，而是在为全人类而写作。在1830年，人们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他们继续靠这些胜利果实过日子；1839年被镇压的布朗基主义密谋，被大多数浪漫自由主义者当作一场不起眼的骚乱（émeute）而忽略过去了，但它不是孤立爆发的：因为这场沸沸扬扬却紧张不安的艺术运动，是针对狂热的金融和工业发展背景而发生的，与这种发展相伴随行的是冷酷无情的腐败，大量财富一夜之间到手，却又在成批的破产倒闭中消失殆尽。一个由幻想破灭了的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政府，被新兴的由大金融家和铁路巨头组成的统治阶级所控制，后者是转入阴谋和贿赂的迷宫的工业大实业家，在这个迷宫里暗藏着的投机者和卑鄙的冒险者掌控了法国的经济命脉。在南部不断发生的产业工人暴动，昭示着动荡不安的局势，而这一方面是由特定劳工雇佣方的无良行为所引起，同时也是由那场与英国相比尽管规模小得多，但正在更加迅速、更加猛烈地改变着这个国家的工业革命所激发。
严重的社会不满情绪，连同对政府懦弱和欺诈行为的统一认识，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危机和变迁的普遍感觉，这种感觉使人认为似乎只要有足够本事、胆大妄为、积极主动，一切便唾手可得；同时它也让人充满无限幻想，创造着在巴尔扎克的作品和司汤达未完成的小说《吕西安·勒万》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血气旺盛、野心勃勃的投机者，而审查机构的松懈散漫和七月王朝的宽松政策，容许政治刊物那种尖锐而激烈的形式的存在，有时还能上升为巧言激辩，在印刷出版的文字能发挥更大号召力的时候，这种刊物能煽动思想，激起人们的热情，并且能够进一步使已经群情激昂的氛围变得更加强烈。那些作家、画家、音乐家——缪塞、海涅、托克维尔、德拉克罗瓦、瓦格纳、柏辽兹、戈蒂埃、赫尔岑、屠格涅夫、维克多·雨果、乔治·桑、李斯特——留下的回忆录和书信传递了那些年的一种魔力，其标志就是一种敏锐和自觉的感受力，一个满是天才的社会中增强的活力，一种对自我剖析的专注——有点病态而且装腔作势，却自豪于自己的创新和优势，以及一种从古代桎梏中突然摆脱出来的自由，一种全新的、打开了活动和创造空间的宽广感觉。到了1851年，这种情绪消失殆尽；但是一个伟大的传奇被创造了出来，流传至今，并且使巴黎变成了自己和别人眼中的革命进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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