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是杨澜入行传媒业30年的传记作品。共八章，以杨澜自述和朱冰旁述的方式立体展现了杨澜30年的媒体生涯。书中写到杨澜从1990年以来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写到杨澜对王光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韦尔奇、余光中、李敖、金庸、沃尔特·克朗凯特等政界、金融界、文化界、传媒界高端人士的采访，写到杨澜对”赢”的重新理解和体悟，以及杨澜眼中的传媒江湖。书中摘录了很多杨澜采访成功人士后的真实感触，字里行间能感受到她对真实人性的探求。书中也写到杨澜对传媒业的回顾及前景展望，此书也可作为传媒专业学生的课外拓展教材。

杨澜，26岁获得中国主持人国家荣誉奖——首届“金话筒奖”；32岁SHOU创了中国高端文化卫星频道——阳光卫视；她采访了全球900余位世界政要和各界风云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华莱士”；三次参与中国奥林匹克申办工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形象大使和2022冬奥会总体策划，同时还担任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曾荣获国家公益慈善奖“中华慈善奖”；2013年被福布斯评为全球影响力100位女性之一。

序：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01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02 你不想赢吗？
03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
04 为什么总问女人这个问题？
05 奥运可以是件很浪漫的事吗？
06 你是否曾站在空空的舞台？
07 选择与被选择？
08 谁动了谁的奶酪？
然后呢……

世有疑惑，必须发问
杨澜
2019年是我入行30年，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
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
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
是件好事。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追逐成功者的时代，我也
不能免俗，想成功，想证明自己。我一开始做人物访谈的
时候，去世界各地寻找那些所谓成功的人，询问他们成功
的秘诀和经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对成功的定义有了前
所未有的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
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
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渐渐地成了自己曾
经讨厌的样子；为了“成功”，大街上充斥着厚黑学之类
的书籍，贩卖权术和心计，还有一夜致富的妄想，搅动着
人心，又让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成了失败者；为了“成功”
，我们污染了自己的土地、空气和水，再让重金属通过食
物进入我们孩子的身体；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
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
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
景，忽略了身边的人，甚至忽略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越来
越多的人焦虑、抑郁……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自己片
刻的安宁，给爱我们和我们爱的人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
个朋友发来的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
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
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新时代对成功
的诠释已经悄然改变，它是活力与健康，而不是规模和权
力；是自我的觉醒和接纳，而不是屈从于他人的期待；是
多元包容的，而不是单一刻板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
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
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
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
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
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
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
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
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
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
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岁时做出
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
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
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
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
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集体，到终于可
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
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还能影响更多的人，帮助
他们获得成功、进步，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但
是，不断追求更大的影响力又何尝不是一种执念呢？一直
追求“让世界因我而不同”的李开复在2013年被诊断出患
有四期淋巴癌时，几乎崩溃。死亡让他重新审视自己奉为
圭臬的信条。在佛光山，星云大师对他说：“‘最大化影
响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这样说的时候，通常都是
给追求名利一个浅薄的伪装。问问自己的内心吧，千万不
要自己骗自己。”他认为人类不该一刻不停地计算、量化
一切事物，侵蚀内心本真的东西。因为这会阻碍生命中真
正能量的涌现——那就是爱。这让李开复有了向死而生，
珍惜真爱的康复之路，这既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做的最重要的工
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
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
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
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
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
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
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
“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学
院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
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多个学生，
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
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
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
。，’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
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
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
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
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
？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
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
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
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
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
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
也有盲区吧。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
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
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
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
，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
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
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
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
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
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
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
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
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
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
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
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
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
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
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
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
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
。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人坐在你面
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
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
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中间会
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
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
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
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
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
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
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
去？”“我快乐吗？”美国前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
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
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
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一问一世界》是杨澜黄金30年媒体生涯标杆性作品，30年的媒体人生，问遍世界，看到自己，立体展现一个真实的杨澜和她眼中的时代真相。
在本书中，杨澜将告诉你：她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李敖、金庸等名人政要的问答过程；她如何在人生每个节点转换和选择；她对“赢”“远见”“事业与家庭”的重新理解和体悟；她30年的非常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

最美
离开，还是留下？对于杨澜，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生完孩子的杨澜闲居在纽约的家里，此时邀请她加盟的电话、信件络绎不绝，其中包括cBs等美国主流媒体。按照指导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德·约翰逊的想法，他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做出镜记者开始，在美国的电视机构做到类似宗毓华的主播位置。但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已，杨澜本人去意已决。
作为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主播台上鲜见的华裔面孔，宗毓华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制高点，她曾与丹·拉瑟一同担任cBs晚间新闻联合主播，被誉为美国华裔从事新闻职业的最高成就者。但自小移民美国的宗毓华是个十足的美国人，而杨澜是26岁才到美国，早已经拥有中国的思维系统和文化体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认为我能够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是中国的了。”她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勤奋工作，你有可能成为宗毓华吗？答案只有一个：没有。
杨澜选择回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的深层原因，或许也是萦绕在许多飘零智者心头的困境，那就是文化归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归属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它是—套很复杂的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交错绾结。当一种文化占据了一个人最初的认知并形成足够的侵入，那留下的烙印即便时间也难以抹平。杨澜知道她永远不可能用“猪八戒倒打一耙”来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你解释一个猪八戒，就差不多要把整本《西游记》讲述一遍，就算这样，美国朋友依然不明白那个猪八戒为何要“倒打一耙”；杨澜也不可能用《小兵张嘎》《鸡毛信》的故事来和美国朋友分享童年乐趣，因为当你讲述那些怀揣着时代记忆的故事时，对面的美国人却瞪大眼睛，质疑着儿童参战的合法性。
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此。不同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各自想法的迥异，无障碍的语言交流不等于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也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实现。“作为媒体人，不管你的平台多么国际化，最终你和你的观众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共同归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成功的关键。”
此刻的杨澜分外想念曾经陪伴她走过四年的《正大综艺》的观众，想念那些可以与她一起分享小人书、三分钱冰棍、半夜鸡叫等回忆的观众们。当然，让她心动的不只是一张张具象的面孔，而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向世界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身处异域的三年让杨澜以局外人的视角关注自己的国家，传媒人的敏锐使得她感知和触摸到了一个古老国度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她1993年首次参加申奥，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好像一个疾行的巨人，步履阵阵激发着杨澜的想象力。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再不要做个旁观者，而是要做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面对杨澜的决定，吴征用行动配合着妻子的激情，那就是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迁回中国。
那是1996年的圣诞节，纽约依然下着雪。
洛克菲勒中心树立起全纽约最高的圣诞树，历年圣诞节它都作为全城的标志矗立在那儿，享受往来人群的欢呼，更聚焦着1000万纽约人的目光。每年这棵树从哪里砍来、怎样竖起来、上面挂什么样的装饰、设计师是谁，一系列关于这棵树的消息都是纽约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这棵树就像一张标签，折射出纽约的城市格调；年复一年的仪式也成为一种传承，容纳着一方人群的共同记忆。
即将回国的杨澜想再去看一眼圣诞树，与这个城市做一个心灵的话别。为了预防感冒，还在哺乳期的她被吴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严实。当两个人终于走近那一棵让纽约人为之骄傲的树，杨澜内心不禁涌荡起难以言说的感慨。“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在1996年完成的随笔文集《凭海临风》中，杨澜写过一首《好孩子》，那首诗其实是在写她自己。很多时候，杨澜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都是非常规范的，被规定好的，而且在别人眼里自己也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孩。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改变，一直向往着探索。
就好像三年前离开北京，这一次离开纽约，又会是一次富有远见的选择吗？
睿智，有时不在于为别人指点了多少迷津，而在于能否在恰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登山者，不是一味攀爬，而总是在山麓小憩时，眺望云海去分辨到底哪一座山峰最终将属于自己。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山头叫作凤凰卫视。
1997年年底，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在这档节目中，杨澜不仅是主持人，更是制片人。一个“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而且做得很成功，《杨澜工作室》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且广告收入相当于整个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 ‘三人半’的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