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拉罗西埃先生以自己从事金融工作50年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系列世界性金融事件和危机的真实故事。他参与了诸多欧洲和国际金融领域的重大事件，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项目的谈判，东欧国家转型，拉美危机，等等。作者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和大量历史细节为读者呈现了从上世纪以来全球金融秩序动荡与重建的惊心动魄的图景，其叙述既有金融专业人士的独到眼界，又饱含当事者对相关人物、事件的点到为止的精当评论。《金融危机五十年》展现了一位国际金融秩序深度参与者和创立者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金融失序状态中的智慧和才能。

雅克·德·拉罗西埃，国际金融秩序构建的权威专家，世界金融事件的亲历者，其职业生涯一直处于国际金融机构的顶端。他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九年（1978-1987），之后担任法兰西银行行长（1987-199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1993-1998）。现任法国巴黎银行总裁顾问。

序
第一章 家庭与教育
第二章 学习的岁月
第三章 伦敦、阿尔及利亚和金融监管
第四章 我在里沃利街的最初几年
第五章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塌
第六章 四年国库总长生涯（1974-1978）
第七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神奇的岁月（1978-1987）
第八章 法兰西银行：永恒危机的七年（1987-1993）
第九章 东欧国家：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为其转变服务
第十章 “您说退休”
后记
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非法国人）
参考书目

我犹豫很久要不要写这本书。
有两个风险让我觉得恐惧。第一个风险是，如
果我通过一种个人三棱镜的角度来叙述这些事件，
会不可避免地让回忆录作者对事实进行加工，甚至
无意识地让他自己成为主角。另一个相反的风险是
，回忆录作者对事件发展细致而枯燥的描述可能会
让读者感到无聊。
然而，最终，我还是决定去回顾这段往事。
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我每天都会记笔记。但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遗忘了这些笔记。而决定
写这本书的首要原因是我重新找到了这些笔记。我
再次阅读了这些文字：它们用真诚的语气细致地描
写了在我们的金融史中那些引人注目的阶段。
其次，因为我所经历的绝大部分事情并没有被
多少人知晓。如果说人们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
盟形成的进程了解得更多的话，我所参与的国库、
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事务就不是这种情
况了。因此，我的经历能够帮助到一些历史学家。
我很幸运能有这样一个阅历丰富的职业生涯。
于是我尝试分享这段经历，虽然有选择性的回
忆无法尽善尽美，但我尽全力以客观的方式来呈现
这部著作。
我要感谢那些关注这部作品的友好之人。
首先，是比利时国家银行的伊沃·玛艾斯（Ivo
Maes），他鼓励我开始了这项工作。其次，是欧迪
乐·雅各布（Odile Jacob）女士，她极其认真地阅
读了我的手稿，并且给我提出了一些睿智的意见。
最后，我的儿子亨利（Henri）和我的朋友迪迪埃·
卡昂（Didier Cahen）给我提出了很多非常宝贵的
建议。

雅克·德·拉罗西埃曾经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兰西银行行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等职务。因此，作者亲历了19世纪的各大国际经济、金融事件，对其中的情况比较熟悉，增加了很多以往大家不曾知道的信息。此外，对于金融危机，作者也有自身的思考与认识。作者独到的见解，需要当下的国人的重视。
《金融危机五十年》涵盖了从布雷顿森立体系的垮塌到雷曼兄弟的破产，出自一位处在金融货币领域一线、经历了五十年金融危机的作者之手。
一位曾经在雅克·德洛尔、吉斯卡尔·德斯坦、雷蒙·巴尔、保罗·沃尔克身边工作过的，杰出而具有影响力的人的回忆录。

这本书还剩下些什么呢？
很多事件、很多危机、很多协调会、很多出戏
……但是，最后人们跟我说，成果却没有多少。
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至1965年运转良好的
体系——的垮塌，并没有被阻止。事实上，这次垮
塌是计划好了的。美国过多的债务，美元的虚弱，
国际上没有国家愿意公正地使这个体系运转，没有
公正地将体系的调整既分配在债务人身上也分配在
债权人身上，这些都是危机的组成部分，最终危机
导致了体系的垮塌。
就像我所说的那样，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
垮塌后，人们并没有对国际货币体系启动真正的改
革。特别提款权的创立，G20的思考，多边监管的尝
试都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体系。国际流动性的问题
并没有总是以合理的方式得到对待。凯恩斯和特里
芬的疑问总是让人烦扰。
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用自身的天资理解了布雷
顿森林体系的失败。凯恩斯本想创立一种由世界银
行发行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但是他意识到了这种体
系的脆弱性，体系中现金增多，这对于经济发展是
必不可少的，但是却完全依靠美元的发行。他同时
预感到，跨国的资本流动可能会让系统失衡，并且
对汇率造成一些不固定的浮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
下，人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文中引入了一些
“防范条款”，而现在它们似乎已经过时了。这些
防范条款允许在必要的情况下，对那些与商业交易
无关的资金流动实行外汇管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对于稀缺通货的条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
果一个国家的货币被宣布“稀缺”（比如说当美元
匮乏的时候），这些防范条款就可以去
特里芬在1960年就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特里芬难题”。考虑到美元的中枢位置和美元对体
系运转所施加的垄断，有两个剧本依他来看是可能
发生的。第一个假设：美国活期账户平衡或盈余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假设这个国家不会向外部出
口净资产，美国产品的外国进口者就不会有足够的
美元去支付他们购买的东西，从而使世界经济陷入
衰退。
而美国则希望能给自己的经济增长和消费上润
滑油，于是发行了大量的美元，并以赊欠的方式从
外国进口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危险是美元会
失去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与其在体系中的中心货币
地位所关联的。同样，美国的黄金储备很可能不足
以保证黄金与美元的兑换性，而美元是唯一要承担
这项义务的货币。发生的事情说明特里芬的话是有
道理的。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难题第二分
支：美国的债务太多了，美国的位置发生逆转，美
国成为资本的进口国，美元的信用危机发生了……
……
无数在几年内完成调整的国家得以重新实现了
它们的基础平衡，逆转了它们的债务曲线。这是很
多发展中国家（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情况，是
德国、斯拉夫国家、加拿大、英国的情况，也是最
近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情况。但是我不觉得我们国
家会通过这本书马上就能越过那些限制经济增长和
就业增长的壁垒。但是在几年内还是可行的。我们
需要在一种没有党派观念的精神下动员全国之力才
能完成这项令人振奋的使命。
这种对国家飞跃意愿的号召似乎是矛盾的，或
者是与时代相违背的，毕竟我之前对由于真正的国
际体系的缺位而导致的经济放纵主义讲了很多。但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当下金融误入歧途的情况下，国家只有接受
去治疗它们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才会找回力量和尊严
，期望通过国际货币和金融的无序来消灭这种失衡
是一种幻想。
巴黎 2016年1月27日

我出生在巴黎，但是如果尽可能地向上追溯，我家族的根在外省。
我的母亲名叫胡格耶特·德·香朴弗（Hugayte de Champfeu，1898-1986），她的家族是穆兰地区的一支资产阶级贵族。其祖辈曾担任过军官、行政官员（其中一人在17世纪曾经是穆兰市的终身市长）、国库官员等。我的外公，雷奥·德·香朴弗（Léon de Champfeu），曾是一名海军军官，他在一战中失去了两个儿子，最后的两个家族继承人。这两人之一的雅克，曾留下过大放异彩的印象派诗篇。《1923年法令》曾允许复兴因战争而中断的姓氏传统，根据这一法令，胡格耶特的孩子继承了香朴弗这一姓氏。
我的父亲名叫罗伯特·德·拉罗西埃（Robert de Larosière，1896-1970），他的家族生活在洛林地区靠近波旁莱班（Bourbonne-les-Bains）的巴斯涅（Bassigny）。其族人曾经是葡萄种植者、钟铸造者、行政官员[自17世纪起，很多人都当过其所在城市塞纳以德（Senaide）的市长]、法官、国王顾问、水林检察官、牧师、修道院院长……
在路易十六时期，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克洛德一埃提那（Claude-étienne，1745-1830）生活的时期，我们将一片属于家族的土地名字“拉罗西埃”加到了我们的姓氏“米修”里面，从那以后拉罗西埃这个姓氏就一直延续了下来。克洛德一埃提那在那时达到了他的权力巅峰。他首先在肖蒙（Chaumont）担任律师，之后成为巴黎议会的律师，而后又投身于与印度的贸易中，为武装贸易船只筹款。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的船只因为战争被英国政府和董事会征用。虽然打了多年官司，但克洛德一埃提那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只得破产。他在塞纳以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致力于帮助村民用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
19世纪的时候，这位杰出人物的后代在马提尼克（Martinique）复兴了家族。他们与克里奥尔（Créole）贵族家庭结盟，在海关和殖民署担任官职。我的祖父，罗伯特·埃里·德·拉罗西埃（Robert élie de Larosière）是家族中最后一个出生在岛上的人。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并在法国本土定居下来。
对于我的父母，我只有幸福的回忆。他们用爱和关心将我温暖。他们告诉我工作和责任的意义。
和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一样，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海军军官。他的母亲欧也妮·泰波（Eugénie Thébaud）是一位祖籍南特的美国人，她的家族在18世纪末移民美国，因为海洋贸易，其家族在纽约兴盛起来。父亲从他母亲那儿继承了远大的志向、流利的英语、幽默感和博大的胸襟。
父亲的军旅生涯给了他在一战时期的地中海舰队脱颖而出的机会。他曾被记录如下功勋：“因为他的灵活、沉着和冷静”，他用鱼雷击沉了一艘敌军潜水艇。这让他在二十一岁时获得了荣誉勋位勋章。
上岸和指挥是海军生活的常态，我的父亲选择时不时在国外担任海军随员。这就是我的家庭在罗马待了三段很长时间的原因。
我母亲修养极高。在那个时代，她认识的女孩子很少会上大学，而她却获得了英语教学专业本科文凭。她的祖母，克莱尔·德·南特耶（Claire de Nanteuil），曾在第二帝国之后写了一些儿童读物，并大获成功。我的曾外祖父曾经是拿破仑三世的官员，在其遭到清洗后，这些书让整个家庭得以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生存下来。我的母亲总是保持着好奇心，一直到生命的终点，她都手不释卷。每周四（不用上学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们去罗马教堂、博物馆和宫殿。她为我们开启了艺术和美的大门。
我们依靠着父亲的军饷过着简单而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我的家在物质上不富裕，但在精神上却是富足的：信奉宗教、坚守诚实、努力工作、热爱祖国、行事慷慨、待人坦诚。在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我总是能看到，我们家的饭桌和房子总是向孤独的人、外国人、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孩子开放。
事实上，战争将撼动这个平静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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