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年（1937～1947），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新中国在这里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里起步。
朱鸿召著的《延安赢天下》用纪实的手法，在扎实且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按照学术书的规范，选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会影响力，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政治主张、政权建设、民主实践、经济政策和文化创新能力，以及赢得民心、赢得天下的内在历史逻辑。

朱鸿召，文学博士，曾任《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现居上海，长期从事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现代城市文化研究。相关著述有《延安文人》（《延河边的文人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延安曾经是天堂》、《延安缔造》等，主编《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档案文献汇编》60卷，担任CCTV三小时特别节目《延安，温故1942》（2002年）总撰稿、12集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在延安》（2012年）总撰稿，凤凰卫视5集历史纪录片《洪流：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2015年）策划。

前言：延安十年赢天下
第一章 及时回应时代关切
一、一次次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
共产党，给抗日救亡最响亮的回答
国民党，六年时间不做抗日表态
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奔赴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
西北大联合，曾经谋划的抗日愿景
西安事变，中共走上前台协调各方
三、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科学论述
最初的论证
毛泽东的擘画
鼓舞人心的传播
第二章 完善制度和德行，切实主持社会公正
一、供给制，物资短缺环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二、同志间的平等友爱与体面尊严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领导，平时看得出，危时站得出
人民，现实凡人，理想皈依
三、特殊的组织需要特殊的纪律
纪律，是集体对个人说“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埋单
反贪，只有自我洁净才有肌体健康
第三章 共襄事业，兼容并包
一、抢夺人才就是抢夺天下
伟大事业有赖众多人才
成为人才都是有条件的
二、黄土地上的文化奇迹
值得骄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窑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杂花生树最是春天
三、科学技术胜出文化艺术
引进培育良种更好解决社会温饱
马兰纸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质
科技创新推进边区社会文明进步
第四章 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示范区
一、局部民主社会治理结构
民主可以协同社会大多数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起承转合
二、“三三制”的来龙去脉
从个人主张到集体意识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高潮
三、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从“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人民民主专政与王道善治传统
文明进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第五章 艰苦锻造团队执行力
一、统一思想，统一步伐
干革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干得好还要说得好
用中国话语向世界阐释中国
二、思想纯洁，组织纯洁
让每个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现出来
从每个人的经历中查找疑点和污点
把党性原则变成每个同志的自觉行为
三、审查干部，审查作风
从“惩前毖后”到“治病救人”
从“帮助坦白”到“抢救运动”
从“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第六章 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脸面
一、给群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
农民曾经咒骂毛泽东
善待每一位外来务工者
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劳动者
二、群众拥戴就是执政基础
劳动致富体面又光荣
帮助农民财旺人也旺
让农民识字读报有文化
把陕北乡村建成人间福地
农民们唱起了《东方红》
第七章 塑造新人生，缔造新社会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因后果
“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
“笔杆子”配合“枪杆子”
二、《解放日报》改版的历史影响
在新闻传播中执行党性原则
把报纸办成人民的教科书
最抢手的精神食粮
跋语：从延安看到我们的未来
初版后记
新版后记

前言：延安十年赢天下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一个时代的先锋，延
安是孕育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十年（1937～1947），黄土地上，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
在这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从这里
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边，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取得
存在的合法性、成长的合理性、发展的突破性，从
而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
、一个深刻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启
发意义的社会话题。在21世纪后现代中国与全球化
语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会，重塑延安
精神传统，可以激励人生，锻造团队，启发事业，
昭示后昆。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小城延安顿时成为
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
决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认可。自
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
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
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
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
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
上学校在校学生4．2922万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
人。大约有1．2万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
“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知
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云的主张变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
的先锋行动。1937～1942年间，延安先后创办了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
、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中国女子大学（女大）
、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
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医大）、俄语
专科学校（俄专）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
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
化（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
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
。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
基本实行免费。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
皆兵，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
”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
遗，夜不闭户。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
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
是没有锁的，只有一个铁丝钩钩在里头。据说根本
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
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
送回来给你。”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
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失物招领启事，小
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妇从上海出发，取
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等地，经
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
圣地延安，情不自禁地惊叹：“延安啊延安，你从
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
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
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
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
任马列学院院长，他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
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
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
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
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
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
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
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
；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
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
，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
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
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参
与者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
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
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以及在5月16
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
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
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
自称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
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自于对自己的自信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
，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青年艺术
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毛泽
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
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
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
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
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
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整风运动后，这些专职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
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
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
文化的新篇章。
六
延安是时尚的，延安是开放的。
中国现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始于延安。
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居
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
信息通道，是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的功劳。
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
朝、日、印度、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
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
、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
活动家等。就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
以及其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最富传奇性的是来自西
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
职的援华医生；规格最高，能量最大，对历史格局
形成最有影响的是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政府要员。
史沫特莱不仅把交际舞带给延安，而且还在革
命队伍里发起节育运动、捕鼠运动。安娜·路易斯
·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都是
纸老虎”的豪言壮志传播给世界。白求恩从加拿大
来到延安，坚持在抗战前线为八路军和根据地群众
义务服务，把志愿者精神发挥到极致。朝鲜青年郑
律成用自己的艺术才思，谱写了《八路军进行曲》
，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
共中央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
，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被
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
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蒙
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
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
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
津大学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
信件，其中交代：“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
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
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
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
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
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
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
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
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
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
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
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
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
给医学事业，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
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
里。
最早把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传播到世界的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
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后三次
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
日内瓦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
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
。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
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人大西洋，流到欧
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
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
，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延安，中国，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怀，吸引着天
下的朋友，安顿着一代同样有血性的国际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主张、清明政
治，还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朴、陈嘉庚、黄炎培等
当时诸多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们从共
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两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交流对
于国内形势的观点，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辩论中和事
实面前逐渐折服；陈嘉庚通过细节观察，找到了中
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黄炎培为中共领导人的远
见卓识和领导才能所打动。
这些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心
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
，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

延安改变了历史，延安孕育着未来！
延安时期，砺兵秣马，韬光养晦，走出延安，赢得天下，这是一段历史的奇迹！
在《延安赢天下》中，作者朱鸿召著的《延安赢天下》研究延安，回顾历史，旨在为了更清楚地审视现实，从中汲取创造理想未来的智慧！

5万人，10年时间，你能做什么？
一个稍具规模的大学，师生员工总数5万人，现
在中国颇多。一个大中型企业，一个接纳外来务工
者的行政村，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集聚5万人都是
常见的。1937年初中共中央进驻延安，随后红军主
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三个师，加上陕
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以及南方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军队3万余人，党政机关行政人员和各级各类学校
师生员工2万余人，共计5万余人。1947年3月中共中
央离开延安，转战陕北，指挥解放战争，途经河北
西北坡，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北京）城，取得全
国政权，建立完全独立主权国家，让近代以来遭受
百余年欺侮屈辱的中国人民站起来。这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范例。
近年来，我有幸应约与越来越多的企业界人士
谈延安。他们是垂顾惠读了我的延安研究著述后，
希望与我交流关于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延安那
么偏僻的地方，用短短十年时间，可以赢得天下归
心？他们阅读延安的目的性功利性很强，就是要向
中国共产党学习成功之道。他们把共产党视为一个
巨大的客观历史现实存在，正视之研究之学习之。
他们很现实，也很直白地认为，在中国，无论经商
从政做学问，你必须对这个客观历史现实有一个正
确的认知，否则生意做不大，做大了也走不远。这
样，就促使我对延安历史文化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视
角。
延安十年赢得天下的首要原因，是在抗战御侮
反侵略的问题上，始终高举抗日的旗帜，赢得知识
界，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信任和拥戴。自1931年“九
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里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作为执政党和合法政府，面对
日渐高涨的抗日思潮，都没有以集体组织的名义公
开发表过抗日主张，没有正面及时有效回应时代社
会关切，从而逐渐丧失了人心民心。尽管从蒋介石
到诸多国民党将领和国民政府官员，都不乏爱国之
心和抗日情绪，但个人情绪观点不等于执政党和国
家政府主张。人心向背是一种能量，一种巨大的能
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心就是江山，民心就是天
下。任何时代社会，任何行业领域，得天下者必须
先得人心。
其次，延安改变了陕甘宁边区农民的命运。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彻底停发国
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军饷，并对陕甘
宁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导致延安和陕甘
宁边区极大的经济困难和生存危机。共产党在困难
面前，没有退缩，没有抱怨，而是因时因地制宜，
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大力
发展农业生产，设立经济特区，善待外来务工者，
组织科技攻关，改良农业品种，发放扶农专项贷款
，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延
安及时发现并推广农民互工队，引导改造互助组，
改善提高农村生产关系，增加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
。物质生活难关渡过后，创新评选劳动模范，帮助
农民财旺人也旺，组织农民开展识字运动，尝试建
立农村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切实提升陕甘宁边
区农村社会文明进程。在一个以农立国的时代社会
，农民是社会最大多数。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
的利益，是局部执政或治国理政合法性的现实基础
之所在。
再次，延安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理论
问题之答案。经历过中央苏区的军事政治失败教训
，经过长征途中的深刻反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
共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在领导根据地军民抗日和
局部执政过程中，寻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有效
方式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现了中共历史
上第一个思想理论成熟时期，在关于举什么旗、走
什么路、向何处去等基本问题上，找到了自己明确
的答案。通过整风运动，将政党成熟的思想理论转
化为全体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特别是经过耐心细
致的工作，让“拿枪的队伍”与“拿笔的队伍”步
调一致，形成合力，从而极大地提升了革命队伍的
集体执行力和战斗力。建立在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
的现代化社会，以标准化产品和标准化服务为导向
，必然要求执行严格的集体纪律和操作规程。延安
整风运动是延安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从锻造团
队执行力的角度来分析，延安时期的历史具备了中
国现代社会属性，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
特殊阶段。
延安时期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出很多，我以为
赢得天下的根本经验，是关乎人心、关乎利益、关
乎思想方法这三条。
拙著初版名为《延安缔造》，比较全面地阐述
回答延安十年何以赢得天下的问题。用最简短的语
言文字，把最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深入浅出，言简
意赅，是一种学术水平和思想境界不断精进的体现
。我不敢说自己处于什么阶段水平，只能说自己矢
志不渝地追求着这样的境界。为减轻体量，瘦身健
体，现将其中的七篇个体案例抽去，并对部分章节
内容进行润色调整，希望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方，思想可以到达；思想不
能到达的地方，理想可以到达；理想不能到达的地
方，梦想可以到达

高福源（1901～1937），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生于辽宁营口县马家屯村，1921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辍学后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深得张学良和王以哲的赏识，毕业后留在东北军，历任连长、张学良卫队营长、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带到瓦窑堡参加“白军政治学习班”，接受中共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反蒋抗日的主张。针对两军阵前喊话的情况，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将领彭德怀亲自约见高福源，“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说到甘泉围城形势，显然斗则两伤，和则两利，只有和平商谈，才能保存力量，共同反蒋抗日。据彭德怀回忆，高福源主动请缨，“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〇师，我同意他去”。
1936年1月初的一天傍晚，高福源来到甘泉城南门外向城里喊话，东北军将领周祖尧发现有人站在高福源旁边指使，“我就约高福源到甘泉城来会谈，想骗高进城脱离红军，共谋守甘泉之策”。高福源回话，回去商量后再做决定。次日下午四时许，高福源一人右手高举白毛巾，脖子上围一条防沙白毛巾，头戴红军八角鸭舌帽，穿黑色对襟长棉袄、黑棉裤，一副老红军打扮。他来到甘泉城南门外，要求进城。东北军用麻绳把他从城墙下吊上来，周祖尧取笑他：“你变了，你不像国军了！”
高福源顺口答道：“我变了，我思想也变红了！”
大家相视而笑，算是化解了尴尬。高福源在城里住在周祖尧的营部，两天时间里，详细介绍了自己被红军俘虏后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交流了对于化解甘泉困境的对策，以及东北军处境出路等问题。高福源表示，“东北军不该打红军，过去的行为是错误的。揭穿了蒋介石促使东北军打红军是两败俱伤的阴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失地，拯救东北父老于水火之中。蒋介石是假革命，用革命的口号，欺骗全国人民。安内攘外政策是‘安内’真干，‘攘外’永久不会实现，真心革命的是共产党”。他还现身说法，说明红军优待俘虏政策不虚。“他介绍了苏区人民的自由生活情况，说服了所有听话的人，解除了怕当俘虏被杀害的思想顾虑。”第四天上午，高福源仍然由东北军在吊他上城墙的地点，又把他吊下去。临行前他再次强调，今后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并再三叮咛，无粮食吃，与红军商谈是会解决的，不能把东北子弟饿死在城里，更不能再打，造成流血牺牲。
高福源进出甘泉城，开启了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直接来往，进行和平谈判的历史。
三天后，城外红军转送高福源给城里东北军的一封信函，具体接洽两军会谈事宜。在无法继续生存的情况下，城里守军最高长官张文清默许其营附（即副营长）郭绍宗为代表，出城与彭德怀谈判。数次交涉后，双方达成互不为敌的谅解协议：停止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两华里的空地上，开设集市，自由买卖，双方人员不得佩带武器进入市场，不得强买强卖。这样，既解决了守城东北军缺粮缺柴之困，又让苏区群众以粮食换得国统区法币，互相有利。
甘泉城和谈的初步成功，让高福源产生更大的愿望。据彭德怀回忆，高福源从甘泉城内回来后，“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
高福源高兴极了，试探着询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彭德怀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高福源有些急不可待：“明早？”
没想到得到的回答是：“好吧，欢送你！”
彭德怀随即安排，给高福源200元路费，派骑兵护送至王以哲部队所设军事防线边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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