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著的《专使》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来自美国伍莱特的斯特雷瑟奉其爱慕的女性纽瑟姆太太的“旨意”，前往法国巴黎，找出是什么原因，或者是谁使她儿子查德留恋于这个臭名昭著的享乐之城，并将其带回伍莱特继承家业。然而在不断交往的过程中，斯特雷瑟发现查德受德·维奥内夫人的影响，已转变为一个举止得体、处世周到的青年。随着巴黎春天的到来，斯特雷瑟本人也爱上了巴黎，爱上了查德，爱上了德·维奥内夫人，以及整个巴黎文明带给他的活力。作为“专使”的斯特雷瑟，显然是辜负了他的职责，但他却明白了生活的真谛，明白了伍莱特对人性的戕害，伍莱特甚至包括他自己“愚蠢地侮辱了他的性格”。

译者序／王理行
纽约版序言／亨利·詹姆斯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四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五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六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七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八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九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十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十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十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泽后记／王理行

《专使》最初发表在《北美评论》（1903）的
十二期当中，同年以整体出版。要说明其主题是再
容易不过的事了。为了方便读者，涉及的情形，早
早地在第五部第二章就概括成尽可能简洁的言辞—
—生硬又显眼地植入或“沉”入小说发展过程之中
，也许近乎成了小说叙述的障碍。从来不可能有那
么一部作品更直接地源自一丁点无意间产生的联想
，从来不可能有那么一丁点联想，经过生长发芽、
枝繁叶茂和修剪约束后，还会作为独立的粒子更多
地潜藏在总体之中。总之，整部小说就在于那个星
期天下午在格洛里安尼家的花园里兰伯特·斯特雷
瑟对小比尔汉姆难以抑制的感情冲动，为了开导他
那位年轻朋友，他坦率地就那场危机耐心地给了他
忠告。这个故事的想法确实就在于这么一个事实：
一小时前所未有的悠闲时光在他的感受中居然被当
作一场危机，而他要努力像我们可期望的那样简洁
地把它向我们表达出来。于是。他说出来的那些话
就包含了《专使》的本质，他说出来之前，他就抓
住了这朵盛开之花的花茎；在那之后，他继续殷勤
备至地把它呈现给我们。“你能怎么活就怎么活；
不这么活就是个错误。只要你有自己的生活，你具
体做什么倒问题不大。如果你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
，那你有过什么呢？我现在是太老了——至少对我
所明白的道理来说，是太老了。一个人失去什么就
失去了；别犯这样的错。不过，我们还有自由的幻
想；因此别像今天的我，连这种幻想的记忆也没有
。在该有这种幻想的时候。我要么太笨，要么聪明
过头了，总是没有这种幻想，而现在，我的情况是
在对这种错误进行反思；你想干什么就千去吧，只
要不犯这种错误就行。因为这就是错误。生活吧，
生活吧！”这就是斯特雷瑟给那个留有深刻印象的
青年所作要求的大意，他喜欢那个青年。想要帮助
他；后面会看到，在他述说的过程中，“错误”这
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表明了那种郑重告诫的分
量，他觉得那是从他的经历中得出的告诫。因此，
尽管或许天生适合扮演更好的角色，他却已错过太
多，而他现在才醒晤到这点，就会想到一个可怕的
问题。也许还会有时间弥补的吧？——就是说，弥
补对他性格上的伤害：他很想说，那么愚蠢地侮辱
了他的性格，其中连他自己都笨手笨脚地有一份，
还能弥补这种伤害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现在
总算看明白了；所以，不谈这一切当中宝贵的寓意
，我的故事的情况和我的行动的进展就是我对这一
认识过程的展现。
在如此大费周章地论述了我在场景方面所作的
努力后，我接下去要谈谈，我已发现，出于同样明
显的兴趣朝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所作的努力，
几乎妨碍了反复琢磨的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并
非未曾注意到，尽管联系紧密又大为不同，非场景
因素最行之有效！的规则和最令人着迷的魅力，在
称职作家的笔下，仍然是可以理解并显示其效用的
。就表述而言，如此论点对可爱又用心的人来说，
意味着无限可能的多样性，意味着表达上行之有效
的无限变化和对比。在诸如这样的时光，为了得到
批评家的首肯，就会深思引人注目又不可避免的偏
离问题（偏离原先过分热衷的视野），结果，连最
成熟的计划都可望强加上最直接地实施的精心欺骗
——问题在于，虽然经过反复思量的最后成果中似
乎总是充满那种特殊的痕迹，但《专使》在我的努
力下却大大强化了这种特征。在此，我一定要赋予
我最后的话以不同的意义；我刚刚匆匆想到另一层
关系，注意到诸如我的主人公与查德·纽瑟姆第一
次相遇这样的片段，尽管已证实完全属于非场景形
式，却仍然对表现效果起到坚实的作用一起码就意
图而言。为了准确而全面地描述在一个具体的场合
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就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
涉及场景；不过，在我提到的例子中，通过表达，
在完全不同的规则下，追求并达到的是表现上的好
奇心和表现上的优雅。其实质其实很可能仅仅就是
，由于查德整个的体态仪表，某一种得到容忍的叛
逆行为，恰恰就与让他减少和放弃直接出场并置—
—这就是说，剥夺了其相应的有利条件；总之，这
样一来，如何充分合理地安排作者与他的关系，在
重要时刻就得重新确定了。然而，从评论的角度来
看，本书令人感动地充满了这样经过掩饰和弥补的
损失、这样暗中的矫正、这样力求补救的坚持。在
相关的书页里，玛米·波科克通过我们看来运用得
神秘莫测的旁敲侧击或捷径，完全以迄今尚未尝试
过的一种视角，给整个情节带来了帮助，这是早已
设定的，而我禁不住要想，这也是可以充分感觉到
的，她在旅馆客厅里那一个钟头的焦虑，我们也伴
着她聚精会神地琢磨与她自己相关之事的意义，在
俯瞰杜伊勒利花园的阳台上，那明媚而温暖的巴黎
下午——这些就是为了在场景以外得到对立和更新
的迷人效果而坚持到处使用再现手法的长处的明显
例子。不费吹灰之力，我就会认为，由于就这样使
用了这种对立的手法，本书便聚集起一种大大增加
戏剧性的张力——尽管戏剧性被视为所有张力的总
和；或者说，无论如何，与之并列是没什么可担心
的。事实上，我有意没有从这种铺张退缩——出于
所涉及的道德层面考虑，我反而进行了这种冒险；
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的这部具体作品已穷尽它自
身提出的有趣的问题，而是说，在正确的信念引导
下，小说依然是最独立、最灵活、最令人惊叹的文
学形式。

亨利·詹姆斯著的《专使》是一部优美的风俗戏剧，也是19世纪受人欢迎的小说样式“青年成长小说”的翻版。“青年成长小说”这种小说样式通常描述一个年轻人的成长，最典型的就是描述从青春期到成年期阶段。詹姆斯灵妙地加以改变，创作出了一部“中年成长小说”。斯特雷瑟不是二十五岁或十五岁，而是五十五岁，这就使得这部小说不但更加妙趣横生，而且还更加动人心弦。斯特雷瑟迷惑不清的神态、异常强烈的好奇心、起伏变化的信念，表明他有着坦荡的胸怀却又缺乏强烈的个人意识，这使他成了一个迷人又令人同情的人物。

既然答应了，我马上找了一同事译《鸽翼》，
一南京大学的老师译《金碗》。我自己就开始翻译
《专使》。因担心难度大翻译的时间会拖很久，我
后来又请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帮我分担此书后面三
分之一的翻译。几位译者都为能参与翻译这位名家
的名作而欣喜。一晃半年过去了，图书市场已转向
低迷，北京那位记者在电话里对我谈到出书难的问
题，但又说他还是看好亨利·詹姆斯的这几部小说
。我马上了解了一下各位的翻译进度，不知是因为
各位都太忙还是因为翻译难度实在太大，结果是，
《鸽翼》译出了三四万字；《金碗》还没开始翻译
；帮我分担《专使》后面三分之一翻译的老师只译
了两千字。鉴于这些情况，我与北京那位记者商定
，立即让那三位译者终止翻译工作。三位译者一听
此消息，个个如释重负。当时我自己《专使》的译
文已有七八万字，这七八万字可是我这半年里除了
非千不可的事以外全力投入费尽心机绞尽脑汁的成
果，如果就此终止《专使》的翻译，我心有不甘。
再说，像《专使》这样富有文学个性和价值的名著
，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认认真真翻译好了，就不愁
没人出版。于是我仍然继续《专使》的翻译。
到1996年夏，我的工作岗位有了变化，工作责
任和压力急剧增加，不仅八小时以内，连八小时以
外的晚上、周末，乃至睡梦中，都经常在考虑工作
上的事，完全无暇他顾，《专使》的翻译自然不得
不暂停。此时，《专使》已译出三分之二。这二十
来万字的译文，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的
，写满了六七本每本一百页每页三百字的稿纸。当
时人们把在稿纸上写作、翻译叫作爬格子。
此后的十多年，虽然工作岗位有过几次变化，
但总的来说，都免不了又忙又累，尽管心里一直记
挂着《专使》的翻译，但只是偶尔拿起笔译上几页
，翻译几乎没有什么大进展。
时光飞逝。到2012年，尽管当时的工作还是比
较紧张，但经过两年的适应后，我终于基本上可以
在周末翻译《专使》了。这时的翻译，当然已经不
是爬格子，而是用上电脑了。同时，为了方便以后
修改，我请人把前面写在稿纸上的二十多万字译稿
输入电脑。由于只是周末搞翻译，而周末又还不时
会有因公因私的杂事打扰，所以，翻译进展仍然比
较缓慢，直到2014年上半年，才译完《专使》全书
。不过．此处所谓的译完，其实只是译出了初稿。
前面已提到过，《专使》以艰深难解著称。这
部小说即使对母语是英语的文学读者来说也有较高
阅读与理解上的难度。有位美国某大学的文学教授
在得知我在翻译此书时，马上瞪大眼睛张大嘴巴看
着我，惊讶地“啊”了一声，随即向我竖起大拇指
。
初稿出来后，就开始逐句对照原文修改译稿。
修改《专使》译稿的工作，难度依然很大，进展依
然缓陧。即使在修改译稿的阶段，仍然经常查一本
本词典，反复琢磨推敲，或就一些疑难问题请教相
关专家和同学，一个句子花上一两个小时、半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是常有的事。
到2016年秋，集编辑、作家、翻译家于一身的
漓江出版社的老朋友沈东子先生知道我在翻译《专
使》，表示可以将此小说收入该社的“英语文学典
藏译丛·长篇小说卷”。我的第一本译著就是在漓
江出版社出版的，该社的第一代外国文学出版人刘
硕良、宋安群、莫雅平等都是我的老朋友。我欣然
与该社重续前缘，签了出版合同。
亨利·詹姆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美文
学由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专使》是他后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最喜欢
的自己的作品，其中贯穿着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
其明显的语言特征是接连不断的长句，一个句子中
为了传达作者想表达的各种信息会不断地塞入各种
成分，句子结构常常十分错综复杂，太多的句子看
上去似乎每个单词都认识但就是不易吃准具体含意
。这些是这部小说难译的主要原因。文学作品是由
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从内涵到外延在内的方方面面
的因素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包括题材、思
想、意义、意境、语言、风格、技巧、遣词造句、
段落篇章结构、阅读效果、审美效果等等。译者应
把原作中包括上述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原作中存
在的一切因素，都尽可能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去全面
地把握，并尽其所能在译作中全面忠实地加以再现
。我向来主张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在文学翻译批评
中都秉持这一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而不是不顾
原作风格只顾片面追求译文简洁、优美、朗朗上口
，更不能在译文中刻意展现译者个人的风格甚或才
情。当然，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说，这样的文学
翻译的全面忠实观，是文学翻译中的一种理想，是
一种应该不断追求、有可能不断接近，但永远无法
完全实现的理想。然而，不可能完全做到全面忠实
，绝不应该成为译者随心所欲地脱离原作而自行其
是地对原作任意添、删、改甚至译者自己大加发挥
进行“再创作”的借口。有了全面忠实这个理想，
译者是否朝此目标努力及努力程度的大小，其结果
必然有所区别，甚至有本质性的区别。我在《

第一章
斯特雷瑟到达旅馆时，首先就问他朋友的消息；不过，他得知韦马什显然要到傍晚才会到时，并没有方寸大乱。韦马什发来过一份预付过回电费的电报，预订一个“只要不吵的”房间，服务处把电报给了他，这样，他们在切斯特而不是利物浦会面的默契，就仍然确定不变。不过，同一条秘密原则，本来就没让斯特雷瑟满心指望韦马什会出现在码头，因而使他要推迟几个钟头才能有幸见到韦马什，此时又让他觉得仍然可以等下去而不失望。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一起吃晚饭，而单就亲爱的韦马什来说——在这一点上，斯特雷瑟自己根本就不必提了——用不着怎么担心，此后他们有的是相见的时间。我刚才提到的在起作用的那条原则，对于两人之中刚下船上岸的那位来说，完全出于本能——他敏锐地感到，如此久别之后，突然发觉自己凝视着老友的脸，固然可喜，但是，关于欧洲，假如他只想到了那副面容，在靠岸的轮船上的第一“印象”只能是它，那他的事情就会有点糟糕了。斯特雷瑟已经担心起来，自始至终都将充分印证，什么事情当中都混杂着这个欧洲印象。
在这段时间里——自前一天下午起，多亏了那个更令人开心的策略——这个印象就成了他多年来都不知道的那么一种个人自由的意识，成了那么一种深切体会到的变化，而且尤其是，此刻不论何人何事都不用考虑，假如一心指望并不算太傻，就已经可以期望自己此次冒险之旅将大获成功。那艘船上有他轻松交往过的人——假如至今轻松可以用来形容他的话——而他们多半都匆匆汇入从浮码头去伦敦的人流；另外一些人曾邀请他去旅店相会，甚至还恳求他带他们去“游览”利物浦的美景，但他都从一个个诸如此类的人身旁悄悄溜开，没去赴约也不见熟人，许多人与他不一样，因得以“认识”而自视幸运，他却淡然视之，甚至独立自主，不作交往，一人自处，既无邂逅又无反复，只是悄然躲开，把下午和傍晚都用来享受附近有意义的景象。在默西河①两岸度过的下午和傍晚，形成了欧洲风味一瞥，但是，尽管如此，他品尝到的起码是纯正无假的。想到韦马什可能已经在切斯特了，他还真的有点发慌；他考虑到，假如他非得说明自己这么早就“到”这里了，那么要让等待的这段时间显得特别地急不可耐就难了，但他却像那么一个人，得意扬扬地发觉自己口袋里的钱比平常多了，在动心思花这笔钱之前先要摸弄一阵子，还要漫不经心又乐滋滋地让它叮当作响。他准备不对韦马什明说轮船到达的时间，自己既极想见到他，又极为享受耽搁的那段时间——可以设想，这些事情就是他内心的早期预兆了，表明他与自己实际使命之间的关系可能绝非简单明了。可怜的斯特雷瑟——最好还是一开始就明说了吧——他为一种古怪的双重意识所累。他热情之中有着超脱，冷漠之中又有好奇。
玻璃隔间里的年轻女子隔着柜台朝他举起一张写有他朋友名字的淡粉色纸条，清晰地念出他朋友的名字，随后，他转过身，发现自己在前厅里面对着一位女士，那女士似乎突然下定决心与他的目光相遇，她的相貌——不是很年轻，也不是太漂亮，但五官长得很协调——让他想起最近曾见过。他们站着对视了一会儿；而就这一会儿工夫就让他想起她来：昨天他就注意到她了，在他原先住的那家小旅店里曾注意过她，在那里——又是在前厅——她与他同船的几个乘客作了简单的交谈。他俩之间其实未作任何交流，他不大说得出第一次看见时她的脸给他留下的特征，同样说不出他眼下辨认她的根据。看上去她好歹也已认出他来——这只会增添那种神秘感。不过，她此时开口要对他说的只是，对不起，她碰巧听到他在询问，因此冒昧地很想问一下，他打听的是否可能就是康涅狄格州米尔罗斯的韦马什先生——美国律师韦马什先生。
“哦，是的，”他回答说，“就是我那位大名鼎鼎的朋友。他从莫尔文来，将在这里和我会面，我以为他已经到了。可他晚些时候才会来，没让他等着，我放心了。你认识他吗?”斯特雷瑟说完了。
他直到讲完后才意识到，自己回应的话太多了；这时，她自己回答的口气，还有她脸上新闪现的某种神情——就是说，通常很明显的那种变幻不定的目光之外的某种神情——似乎提醒了他。“我在米尔罗斯见过他——好久以前，我时不时地会待在那儿；我在那儿有些朋友也是他的朋友，我还上他家去过。我不敢肯定他认识我，”斯特雷瑟的新相识继续说道， “但我会很乐意见到他。也许，”她又说道，“我会见到他的——因为我要待上一阵子。”她打住了，而我们那位朋友则在琢磨那些话，仿佛已交谈很多。他们甚至对此似有若无地笑了笑，而斯特雷瑟很快便指出，要见韦马什先生无疑会是很容易的事。不过，这仿佛又让那位女士觉得，她可能已走得太远了。她好像已对一切都毫无保留。“噢，”她说，“他不会在乎的!”——于是她又立即说道，她相信斯特雷瑟一定认识芒斯特夫妇；芒斯特夫妇就是他在利物浦时看到的和她在一起的人。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