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光辉，1947年生，山东泗水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城市地理，著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历史地理学丛稿》、《从幽燕都会到中华国都——北京城市嬗变》、《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应用历史地理研究》等书。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这个集子收录了从研究生阶段到近年来写于不同年代
、长短与深度不一的随笔文字。书名中“史地随笔”是李
新峰拟定的，“燕园”是刘祚臣建议增加的，二者合起来
感觉比原先我确定的《琐言萃集》更好。内容大体分为四
个方面。
首先，资源问题。《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三
：土地、人民、政事”，反映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战国时
期荀子又提出了“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的思想。中国
古代早期就形成了土地管理制度一系列政策和行政界线、
人地关系及其演变过程。故将中国古代土地资源问题放在
前面以强调国土资源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
地区水资源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大问题，南水北
调和深层地下水超采，多年来竟成为社会重要关注点。事
实上，作为弹丸之地的北京更应该注意和河北等省市精诚
合作，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并不
断扩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改善并修复流域上游水源补
给区森林、草地生态环境，涵养流域生态和水源，与南水
北调、开采深层地下水多管齐下，尽力恢复历史上北京平
原“平地导源”“滮洒四出”“渚而为池”“冬夏不竭”
的水源丰沛景观，以保障北京供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
用。这是地理学者包括历史地理学者的热切愿望。当今与
未来社会对土地、水源、政事及人地关系将是中国14亿人
口极为关注的重大问题。
第二，人口问题。人口是在一定空间、一定时间中生
存，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具有鲜明的时空内
容。在“诸侯之宝”中“人民”仅次于“土地”。历代统
治者都极为重视扩张领土，招徕民众，“广土众民”成为
衡量朝代盛衰的标准。这一组文章讨论了辽代以来北京地
区和北京城市的人口规模、户口管理制度、人口控制措施
、人口与粮食供应关系。
第三，城市管理。不同学科对城市这一概念的理解有
所不同，按地理学的观点，城市是在历史时期形成的，区
别于乡村的大型聚落，以非农业活动为主体，是人口、经
济、政治、文化高度集聚的社会物质系统。这一组文章探
讨了早期个案城市的兴起、规模和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及城
市体系等内容。
第四，旅行游记。是1989年在苏联敖德萨大学访问时
在波罗的海沿岸、外高加索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游历时写成
的纪行，应《地理知识》吴关琦先生邀请，发表在该杂志
，共七篇。其实，还有更多材料，如东欧各国和柏林、苏
联东欧地区各加盟共和国重要城市的纪行文字，因回国后
诸事繁忙，资料散失一直没有完成写作，是一件遗憾事。
《我的大学》作为代前言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成长过程
。在原则上，本书所引文献首次出现时，其注释采取完整
格式。该文献再次出现，其注释格式从简。另外，近年来
发表的论文，注释较为完整，就不再删繁就简，一一简化
。限于精力，本书注释格式未能整齐划一，敬请读者谅解
。
在这个文集整理过程中，李新峰、丁超、刘业成、吴
炳乾、吴承忠、刘伟国、何文林、王洪波、田海、彭静杨都做了不少工作，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刘祚臣做了一些工
作，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各位同志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韩光辉
于北京大学逸夫二楼
2018年2月28日

我的大学(代前言)
一 资源
中国最早的土地管理
先秦时期的土地财富观
井田制——中国最早的土地制度
对北京水资源开发的再思考
北京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
北京供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思考
清初以来围场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
清雍正年间的政区勘界
北京御苑赏石：流变
北京——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二 人口与粮食供应
北京人口的历史发展
北京市域人口数量的演变
历史时期北京地区劳动力人口构成及特点
历史时期北京地区人口迁移述要
《大英百科全书》关于北京人口增长过程的误解
《世界大都市》关于“北京的人口变迁”资料的疏误
建都以来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演变与户籍管理
元大都城市行政管理机构与户口管理
清政府对京城人口的控制政策
清代皇族的管理
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分布
元大都城市贫民购粮证
元末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
明代京粮的海运与河运
金元明清北京粮食供需与消费
嘉兴县人口变迁初探
三 城市
郁林城何以在此兴起
辽南京城的方圆与警巡院
辽代五京警巡院
北京历史上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警巡院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
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
金代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研究
《金史·地理志》城市行政建制疏漏及补正
中国北方城市行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兼论金代的地方行政区划
金朝迁都燕京与中都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研究
金代城市行政建制探讨
金元州治城市司候司管理机构及其演变
《元史·世祖纪》“巡院三”考察
《元史·世祖纪》“录事司百三”考察
元中都城市建设与行政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开宁路与兴和路行政建置沿革
元代四川行省设置路府城市录事司探讨
辽金元明时期东北地区州县治所城市的演变研究
临清运河鳌头矶文化景观的形成与保护 明长城东段沿线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清代京郊郑家庄王府与驻防城
——兼论《清史稿·诸王传》正误一则
四 纪行
参观维尔纽斯城堡博物馆
——波罗的海沿岸纪行之一
访里加
——波罗的海沿岸纪行之二
塔林
——波罗的海沿岸纪行之三
第比利斯
——外高加索纪行之一
埃里温
——外高加索纪行之二
巴库
——外高加索纪行之三
访斯大林故乡哥里
——外高加索纪行之四
后记

中国最早的土地管理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政治命脉所系。因此，五千年文明史上，很早就开始了对与农业息息相关的土地的管理。
中国农业起源于传说的“神农”时代，据《白虎通》记载，古代“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种，神之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氏”。
农业的萌芽和兴起与土地耕垦直接相关。夏商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由石器转变为铜器，为土地的开发翻耕、施肥、熟化提供了物质条件，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进而积累并丰富了农业实践和技术。农业的发展自然地提出了加强对农业及土地实行有效管理的客观要求。按照事物发展的顺序，中国古代农业和土地管理应出现在部落联盟内部生产产生分工之后，其专职管理官员则应出现在夏商国家形成时期。这就是夏代农官“稷”和商代农官“藉臣”。
至周代形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国有观念之后，周王朝对土地的管理益加重视，管理土地的行政机构也益加完善。据《周礼》，周王以下设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掌邦政，合称六官或六卿。其中地官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即管理国家的土地和人口，故又称司土；是大致与隋唐之后中央政府六部尚书中的户部尚书相当的职官。其下分置小司徒、遂人、草人、司稼、遂大夫、封人等一系列职官，与司徒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国土和人口的管理。
“遂人”，负责农业生产用地的分配即“颁田”和管理，以及水利设施和交通道路的修筑与使用等。即《周礼》所谓“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简其兵器，教之稼穑”。为分配耕地，还要辨别土地为上、中、下三等，规定“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草莱、休耕地）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这样的土地分配标准和办法，获得了劳动者与耕地相适应的良好效果。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即按照土壤的特征选用适宜的肥料。这是一项熟化土壤的重要工作。当时已能够辨别出十二种土和十二种壤，即将自然土壤与耕作土壤区别开来。前者是自然界万物自生其上的自然土，后者则是人类耕垦树艺其上的熟化土壤。经过农事活动将前者转化为后者显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专门设置“遂大夫”等地方官督理、稽查、奖劝土地利用和农作成效，即“辨其可任者，与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穑，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明其有功者，属其地治者”。
更有趣的是，周代已开始对那些分配了土地而不认真耕稼的人实行经济制裁乃至处罚了。其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这里的里布是指每二十五户（为一里）所当缴纳的人头税，屋粟是指三个农户所当缴纳的农业税，夫家之征则是一位丁夫所当缴纳的赋税。除应征地税之外，对宅不毛者、田不耕者及民无职事者均行加征，显然是经济制裁。又如规定“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以降低祭祀等级和丧葬服饰等级标准的办法，表示对不尽地力的耕织者的惩罚。再如规定“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周代规划设计都邑均有一定规模大小，不得逾其制度，多占耕地。
由此看来，早在三千年以前的周代，不仅建立了一个体系完善的土地管理行政系统，而且还制订了若干严格用地规模，防止耕地浪费的制裁与处罚办法，不失为历史的鉴戒。
（原载《中国土地》1996年第12期）P2－3

韩光辉著的《燕园史地随笔》收录了从研究生阶段到近年来写于不同年代、长短与深度不一的随笔文字。书名中“史地随笔”是李新峰拟定的，“燕园”是刘祚臣建议增加的，二者合起来感觉比原先我确定的《琐言萃集》更好。内容大体分为四个方面。
首先，资源问题。
第二，人口问题。
第三，城市管理。
第四，旅行游记。

我的大学
1947年我出生于山东省泗水县。1953年暑假刚过，我
还不满6周岁，母亲即送我到村上小学上学了。当时领到新
书，在学校只待了一天，无论如何也不肯去了。父亲在外
地工作，祖父母和母亲很着急，劝来劝去都没有用。记得
母亲最后问了我一句话：“你长大了想不想上大学？”这
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倒是打动了我，我偏着脑袋问母亲：“
上大学，什么是大学？”
母亲是一位识字不多的家庭妇女，一时却被我问住了
。母亲沉吟片刻，似乎并没有把握地回答我：“你现在上
小学，过几年上中学，长大了就要上大学。念完大学就能
去当工程师、医生，比你爹现在的工作还要好。”我漫不
经心地“噢”了一声，还是没能再回到学校去，新书也送
了邻居的叔叔。
第二年暑假，父亲回家度假，虽没有责备我，但取出
了我从来未曾见过的他的相片给我看，告诉我说这是他到
临沂工作之后，带的第一个高小毕业班的合影，四十多位
青年人，有些比父亲还高大，紧紧围护着父亲，像一家人
过节那样，气氛融融。父亲指着那一个个风华正茂的青年
人给我和弟弟介绍，这两位考取了临沂初级师范、这几位
考取了苍山一中，这一位……当时虽然还不知道父亲毕业
于山东二师，即曲阜师范，但对父亲那么年轻就教出了那
么多有出息的学生，产生了一种儿时还说不清楚的感情。
至于我上学的事，父亲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讲。可我早就憋
不住劲儿了，跑进厨房里，“妈，我要去上学，我要上大
学。”要不是母亲正忙着做饭，看她那喜形于色的表情，
肯定要紧紧地搂住我，抱起来。
父亲开学走了，我自己早早地找出母亲一年前就给我
缝制好的那个花书包，装上了两支祖父代为削好的铅笔，
还有一块橡皮，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村上的小学。上年让我
见了就感觉畏惧的大学生已经升入二年级，今年班里还是
有那么多大个子同学，均比我大好几岁。两年之后我才知
道，农村孩子上学晚才会这样。但我心里悬着的“上大学
”目标却代我驱走了对大个子同学的畏惧，不再逃避了。
结果一上就是六年。
困惑的是，进入五年级，我便开始和同学们一起抬砖
块、扛木头送到十里外的“土法上马”的铁厂去，参加了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年上不了半年课，第二
年开始又经受了三年天灾人祸、经济困难时期的严峻磨难
。
那时，父亲已被调到苍山四中教书并负责该校工作，
祖父则是公社医院的中医大夫，家庭生活的重担自然地落
在了母亲肩上。母亲作为毛泽东时代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
的一员，没日没夜地随同村里人下地干活，我们兄妹四人
则由多病的祖母照料。农村凭工分吃饭，地瓜干六元钱一
斤，标志着我们这种家庭生活的艰难。
为减轻母亲的生活负担，六年级每天放学回家，我就
带弟弟去拔野菜或打青草。六年级毕业，不少大同学都放
弃了升中学的机会，留下来下地挣工分，我也准备辍学务
农。我的心思总躲不过母亲的眼睛。母亲为了阻止我，每隔三五天就抽空问这问那，关照我的学习进度。母亲坚毅
的目光里，根本就不存在容我退却的余地，我也没有勇气
提出自己辍学的要求。1960年暑假，我不足13周岁，小学
毕业，身高133厘米，体重25公斤，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镇上
中学。为此母亲还特地为我缝制了一身新衣裳。在每人每
年一尺三寸布票的年代，为我缝制一套衣服实际上就是用
尽了全家人一年的衣料。我深深懂得，这里不仅仅包含着
神圣的母爱，更充满着对儿子的深厚期望。
初一和初二都是在艰难竭蹶中度过的。那种年代，没
有祖父母、父母亲的特别关照，不用说是求学，就是生存
也是困难的。自然，我生平看到的第一张照片的热烈气氛
、我对母亲许下的诺言及我心目中高悬的意念，也默默地
激励和鞭策着我，知难而进！祖父、父亲为养活我们兄妹
四人，每月按时捎回严重贬值的人民币；母亲为了让我带
足每个星期的食物，宁愿和祖母天天吃野菜和南瓜。1961
年春夏之交，身高162厘米的母亲已消瘦到体重30多公斤，
生死已操在阎罗的手中。为了让母亲宽慰，我拼命地吮吸
着学识，长进自己的才干，报答母亲的慈爱。是不是我的
优异成绩鼓舞了母亲，延伸了她老的生命，使她坚强地活
了下来，我说不清楚。但我记得每次发下试卷，哪怕是小
测验，我也要带回家去，面呈母亲。母亲眼见我瘦小的模
样，又总是劝我别累着了，也总是流露出一丝喜悦。1962
年，家庭生活开始好转，母亲身体也渐渐复原了，我年轻
的心灵如释重负，不再担心艰难的生计会夺走母亲生命了
。在学校我更加专注地学习，假期里我更加勤奋地随母亲
下地干活，分担她的艰辛，培养我对劳动的感情。对此，
母亲从不拒绝，甚至还鼓励我去学习扶犁耕作。
在天灾与人祸过去的1962年暑假，父亲回到老家度假
，开始给我们讲述家乡泉林的悠久历史、人文和地理状况
。这时我已升入初中二年级，已经开始学习历史与地理，
有了一定的接受能力。父亲带我们兄弟二人去泉林参观考
察，是从泉林的陪尾山开始的，这是《禹贡》名山。山下
“泉水如林”，周围人文景观更有孔子感叹“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康熙御碑及乾隆立“子在川上处”石碑，
乾隆南巡驻跸泉林的行宫和始建于唐代、清代重修的泉林
寺遗址。收获最大的还是陪尾山下的如林泉水，高大的银
杏树；康熙御碑，碑高7米，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建，
二十七年（1688）完成，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泉林记》
，看上去高大雄伟。御碑周围，是清代乾隆二十一年
（1756）在陪尾山下创建的乾隆南巡和东巡驻跸的泉林行
宫和“子在川上处”石碑。行宫虽然倒塌，但行宫门前一
百米处的御带水上的御桥（中）、左文桥、右武桥依然存
在。历史悠久的泉林寺也已经倒塌了，高大的“重修护国
寺碑”耸立在行宫西侧300米处。父亲带我们考察了昔日不
同时期泉林的历史风貌，山水景观和历史人文有机组合，
成为重要的历史文化胜地。当我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时，还
常想起这里的景观特色。
第二年（1963）暑假，我初中毕业已考入泗水一中高
中，父亲回来度假，又给我们讲述了卞桥的历史，这是一
处古老的城镇。第二天，父亲带领我们从卞桥石拱桥开始考察。卞桥是一座架在泉林诸泉汇流为泗河上游的三孔桥
，汉初始建，唐贞观、金大定、明万历年间重修或维修，
东孔石壁刻有唐初“敬德监造”，中孔拱石刻有金“大定
二十一年重修”，即1181年重修，是山东境内最早的石拱
桥，先后公布为山东省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
全长90米，宽6米，三孔中的中孔长5米，桥面两边各有望
柱14根，栏板13块，浮雕人物、花木、珍禽、异兽、云水
、山石、建筑，技法精湛，两端各有石狮一对。桥下碧水
荡漾，相传每到中秋夜晚，水中月印双影，人们称之为“
卞桥双月”，故又称卞桥为“双月桥”。沿卞桥大街西行
，是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出西门脚下就是卞庄桥，始建
于卞明国时期，为八块石板桥，汉代重修、清末改建为三
孔石板桥，1960年新改修为三孔拱桥。站在拱桥上，向北
眺望，其地面建筑现存城西北角残墙，高约7—8米，夯筑
，夯土层明显可辨，内夹杂残破陶片、灰土等遗物。西南
还有残高约2米的城墙角，可惜西面城墙残基已被岚兖公路
打破。其他三面城墙已被近两千年的人类活动破坏，已无
残迹。卞邑始建于夏商时期的卞明国，是诸侯国的都城；
西周、春秋时期鲁国的卞邑，卞庄子食邑，卞庄子和卞人
仲子路是这里的名人；西汉始置卞县。从卞邑到卞县县治
，方圆六里。北魏省卞县，隋改置泗水县，县治迁至下游
五十里处。这里至今尚存春秋至汉代的“古卞城遗址”，
是现今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考察，对古代城镇的
规模、形制和交通联系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
我将信中内容反复阅读，感觉侯先生对问题深入浅出
的解说，使我心胸顿开。在信的末尾，先生给我提出的“
在学习之外，还请注意身体锻炼，以‘三好’为标准，不
断前进”的要求，更有催人奋进之感。
我内心深处感受到：大概唯有真正的园丁，才具有这
种坦荡胸怀和精神气质，才具有不辞劳苦培植不出名的幼
苗，使之茁壮成长以点缀美好春色的魄力。可爱的祖国正
需要有这样千千万万可尊敬的园丁，真正的人民的园丁。
1980年寒假我和钧科又在泗水二中见面，讨论并请教
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也得到了侯先生送给我的《历史地理
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开始了较系统的学习，学业有较
大长进。1981年，北京大学招生简章公布，历史地理学专
业考试内容包括专业课历史地理学、专业基础课自然地理
学和高等数学。历史地理学专业考数学，这给了我一个极
大的鼓舞。9月份，在济南经过考试，成绩优秀。1982年初
被录取为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是年2月16号，
跨人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并开始在先生的
关心与指导下学习和工作。在这里一学就是六年，修满了
60多个学分的课程，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当代学者的
研究成果，也学会了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的地理学工作方
法，完成了清与民国和辽代至明代两个阶段的北京历史人
口地理研究。1987年12月，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
理学博士学位，12月25日留校任教。翌年12月被选送赴苏
联国立敖德萨大学地质地理系进修一年，1989年年底按期
回国，开始了在母校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想来，祖父母、父母的辛勤与精心哺育，使我树立了求知大学的目标，从小学到中学许多人类心灵的工程师一
步步奠定了我的知识基础；同事朋友的鼓励，使我增强了
求知大学的信心；大学师长的指教，使我找到并确定了日
后努力的学术方向，学会并掌握了求知的科学方法。这就
是我的大学。

韩光辉著的《燕园史地随笔》收录了作者多年来对资源、人口、城市管理等问题的研究成果。
在资源方面，针对北京地区水资源问题，作者指出，北京应打破行政界线，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并不断扩大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改善并修复流域上游水源补给区森林、草地生态环境，涵养流域生态和水源，与南水北调、开采深层地下水多管齐下，以保障北京供水安全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人口方面，作者论述了辽代以来北京地区和北京城市的人口规模、户口管理制度、人口控制措施、人口与粮食供应关系。
在城市管理方面，作者探讨了早期个案城市的兴起、规模和城市行政管理制度及城市体系等内容。
学术随笔之外，本书还收录了作者于1989年在苏联敖德萨大学访问时在波罗的海沿岸、外高加索地区各加盟共和国游历时写成的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