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幼从父亲习书画，深得东方艺术之精神。青年时期进入东南大学学习化学，之后投笔从戎，加入北伐。战后历任三地之县长，因求变革而得罪权势，痛心政治腐败之下，辞官赴英，却不承想一走竟是数十年。旅居英美期间，以笔名“哑行者”出版了一系列隽永的旅行画记，畅销西方，成为享誉国际的散文家、画家、诗人和书法家，堪称“中国文化的国际使者”。1975年回到阔别数十年的祖国，与妻女团聚。1977年逝于北京，归葬家乡庐山脚下的马回岭公墓。

I 不期而遇
Ⅱ 消息
Ⅲ 不可思议
Ⅳ 最终妥协
V 另一个问题
Ⅵ 广大民众
Ⅶ 意料之外
Ⅷ 不朽

他和老罗处得好，虽然老罗大他许多，而且似乎在生性上也与他背道而驰。老罗话少、保守、老练。即便老李相当热情地跟他打招呼，老罗也只是回以一个温和的微笑，淡淡地说：“哦，我还好。我来看我的小儿子铁民(意为铁一般的人)，他应该——我忘了他们怎么说的了——在政府学校上完学了。他的老师让他叫我出席一个典礼，好像是铁民在班里做了什么好事。但是老李，我怎么配跟穿长衫的人结交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我只是个穿破衣服的农民。我不敢去参加典礼，不敢和这些先生们说话。当然，我很高兴铁民上完学了，因为他现在可以在田里帮我了。我来这儿只是因为我儿子很兴奋，坚持要我来，我拒绝不了……”
“是这样啊，老罗。我来这儿也是因为这事儿，看看我!”老李已经买了一件深蓝色的平纹二手长衫，不是很合身。“我的小闺女小梅，”他继续说道，“也要上完学了。她跟我讲，老师说她现在已经从学校‘毕业’了，可以在工人合作社里找一份工作。你知道的，我猜‘要毕业’的意思是‘上完学’?你听说过城里的合作社吗?它是一个商店，如果你是合作社员工，买的东西就比其他地方的便宜……”
“噢，老李，别跟我说这么多新词。我老了，学不会这些了。咱们都只是农民，不用学这些城里人说话。要不是政府强迫我送铁民去学校，我现在已经教会他犁地、播种、耙地还有收割了。他现在十四岁半了，身体壮实。但他肯定是个好农民，在我死后继续耕种土地。你闺女有十五岁了吧?比铁民大一点。你又不用非得送她去学校，我觉得女孩子家去学校不一定好。以后她就不能安定下来帮你老婆做家务了。”
“老罗，现在啥事儿都变了，他们说女娃和男娃都得去学校。女娃也是聪明的!你知道我那破屋子离滇越公路不是很远。我有时经过那儿，看见很多摩登女娃在看报纸、看书!她们和其他年轻男人一样同别人说话。自从我家小梅上了学，她的女老师们已经来过一趟我那破屋子了，和我老婆——你堂妹——说小梅有多好、多聪明，还解释了能读书写字的好处。最后她们还鼓励我老婆自己去上学。现在她能把我们每个月买和卖的东西都记下来，还能看懂收税员和客人的账本上有没有错。我老婆和小梅都说政府已经在中国城里和村里建着学校，要鼓励我们，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学着读书写字。学啥都不要钱。我在想以后哪天我自己也上学去……”
“啥?!你老婆已经去上学了，你还想着自己也去!那你的田咋办?虽然我们得尊敬那些读书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必去学习。咱俩祖祖辈辈是农民，他们也没去上学，不学习也相处得很好。我们的乡亲和邻居一直都说他们是好农民。我记得我爸死时跟我说，我一定得从他的心愿，要一直守着我们的田。那一小块田已经属于我家几百年了。所以我必须守着它来完成我爸的心愿。只是可惜我的大儿子钢民(意为钢一般的人)没有跟着我的脚步，而是一年前从家跑出去参加省军了。从那时起他就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奔波。现在他驻扎在这城里，我今天在这里就得去看他。你知道我闺女小莲通过她哥钢民找了个男人吧?她男人也是省军里的一个兵。他被选去南京参加一个会，和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将军一起，所以我闺女为了和他在一起也去南京了。我不同意我闺女的婚事，也不同意我大儿子参军。但是现在好像啥事儿都变了，年轻人不尊敬长辈，也不是很服从他们的父辈。我现在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至少得看到我的小儿子铁民，完成我和他爷爷的心愿，守着田……”
“是，我不知道田该咋办。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啥事儿都在变。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去上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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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探掘的初步成果。其历史背景是，在1937年至1938年修筑、开通滇缅公路，至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滇西切断滇缅公路期间，许多国外机构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影响，纷纷派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探险家等前来了解情况，回国后写作并出版了一批纪实性作品。这些不约而同前来“探路”的人士及其著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彼时滇缅公路修筑、运营，及沿线区域的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有的还配有历史照片和插图，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蒋彝著的《滇缅公路上的人们》是其中一本。

当今一般公众对于滇缅公路的历史认知，与滇缅公路
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远远不相称。实际上，将滇
缅公路比作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长城也不为过
，它的精神资源在当下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仍将焕
发强大的内驱力。如何更深一步地挖掘滇缅公路的历史文
化资源，拓展公众的认知视野，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
书开辟了一方新天地。
众所周知，在时代局限性所带来的观念束缚之外，了
解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重大史实最大的困难在于史料匮乏
。关于滇缅公路的历史叙事不仅缺乏一部“史记”，甚至
连构成其基础的原始材料也为数寥寥。但是，近年来在近
现代史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是，许多有志之士从
海外发现并搜集到很多湮没已久的原始材料，如从美国国
家档案馆拷贝回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缅印战区的历史照
片，这些由外国机构记录的中国历史，已经被媒体界定为
“国家记忆”，并成为一个“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它提
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路径，即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
历史事件，实际上均有外国人参与记录，而这些记录不仅
丰富翔实，且很多仍处于尘封状态，有待国内有识之士予
以搜寻探掘。将其命名为“国家记忆”虽有几分“僭越”
意味，但“中国的事被外国人记录”这一状况，却是在彼
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国情国力因素下的客观现实。
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而探
掘的初步成果。其历史背景是，在1937年至1 938年修筑
、开通滇缅公路，至1942年日军进攻缅甸、滇西切断滇缅
公路期间，许多国外机构注意到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战，
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影响，纷纷派记者、外交官
、传教士、探险家等前来了解情况，回国后写作并出版了
一批纪实性作品。这些不约而同前来“探路”的人士及其
著述，从不同角度记述了彼时滇缅公路修筑、运营，及沿
线区域的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等内容，有的还配有历史照
片和插图，是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而同时期囿于抗战
时期的种种困难条件，中国国内机构反倒难以进行类似的
工作。
这些外国人所写的滇缅公路亲历记在国外出版后，因
为国外读者对中国关注度有限，且这些作品多数并非所谓
“名著”，所以未能进入中国视野而被翻译引进，于是长
久地尘封在了国外的图书馆和旧书架上，以至于多年之后
，国人不知道曾有过这样的记述。现在，它们被陆续寻找
并发掘出来，汇集成为这套“亲历滇缅公路”丛书，其价
值毫无疑问首先是为彼时的“国家记忆”提供了新鲜“增
量”，对于国内读者则属于“你所不知道的滇缅公路”，
填补了滇缅公路这一重要历史题材的史料空白，这一拓荒
式的贡献在当下是极为稀缺和难得的。其次，这些由外国
人在第一时间予以记述的历史，为国内读者提供了一个“
他方”视角，带有国际性、客观性、陌生化色彩，与因当
时困难条件所造成的国内的忽视和几十年后的淡忘形成反
差，对于今日读者重返历史现场、以彼时的国际视野来观
照滇缅公路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乏以他山之石攻玉，开
辟新视窗、“补习”历史课从而知往鉴来之效。再次，近
年来滇缅公路所在的云南省因地方经济发展驱动，极为重
视发掘滇缅公路这一本土文化历史资源，目前有种种将滇
缅公路题材转化为旅游资源的构想，却因资料匮乏而难以
深入推进。而这套丛书所记载的彼时滇缅公路沿线的地方
史志细节，对于当地文化历史资源的挖掘与拓展，无疑是
久旱逢雨、雪中送炭。同时这种“地方性”题材的系统、
深度挖掘，在图书出版界也属于已引起相当关注却难以操
作的情况，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该套丛书的作者均为当时中国同
盟国美英人士，写作、出版时间多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
因此书中政治倾向均为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基调，对彼
时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内政表示尊重，故丛书总体上为中国
抗战的“背书”“站台”之作。
最后，祝愿“亲历滇缅公路”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揭
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国家记忆，带领广大读者重返历史现场
，重新认知滇缅公路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让滇
缅公路一一这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第二座长城”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出它永不磨灭、光辉璀璨的精神
价值!
余 戈
军事历史研究学者

蒋彝著的《滇缅公路上的人们》以中国西南两个家庭为切入点，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修筑滇缅公路的艰苦历程。两个普通家庭就是战时中国的缩影，他们因修筑滇缅公路——这一关系国家命运的重大事件，而发生命运的巨变；从而生动刻画了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沉重创伤，以及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抵抗的爱国精神；更深刻缅怀了那些为建造滇缅公路而光荣牺牲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