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中国史记研究会会员、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大连市委宣传部秘书、《东北之窗》首席记者、执行主编等，主要从事戊戌变法研究、纪实文学理论研究及创作实践，已公开发表著述500多万字，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上海)等发表论文20多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等转载。主要著作有《孙家鼐创办京师大学堂风云》《百年黄昏：回到戊戌变法历史现场》《特稿采写宝典》《中国维和警察纪实》(英文版、法文版)《大连人物·春秋》《王亚樵真传》等。

真理往往都足朴素的。“回到历史现场看历史
”，好像并不足什么高论，但是，却未见过有将其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方法旗帜鲜明地提出来，并作系
统阐述和深入实践。
——原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大连市社科联副主
席兼史学会会长田久川
此书写得深入浅出，极为有趣，而且资料很多
，每有说，必引证。
——原山西作协副主席、著名文艺理论家李国
涛
余音是中国首位飞行员出身的文史学者。翱翔
蓝天让他拥有过人胆识，泛舟学海让他拥有过人学
识。他凭借自己的才华、思辨和激情，以独特的视
角、优美的文字，把文学、史学溶入这部力作，毫
无学究气，弥漫书卷气，魅力“读”到，开创了学
术新风，是一次愉快而收获颇丰的阅读体验。
——中国最具人气的女散文家、编剧林夕
纠史之偏，补史之阙。
——央视《百家讲坛》“最学术”主讲、河南
大学教授王立群

序 我的“实说”历史主张
变法新说
第一章 戊戌政变其实并未发生过
“戊戌政变”的由来
亲政本是一句空话
“总裁”与“CEO”
子虚乌有的“政变”
第二章 戊戌变法是失败还是夭折
时代最强音：以教育扭转乾坤
洋务学堂的路子也走不通
宏伟蓝图再次被束之高阁
新政第一大举动
戊戌变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第三章 翁同稣何曾“冒寒留南海”
百年谎言相继被戳穿
两个乖戾之人
疑似作伪一新证
翁康交情有多深
第四章 戊戌事变导火索探秘
伊、李北京“巧遇”
帝后矛盾骤然尖锐
慈禧回宫并无异常
一颗耀眼的变法之星
收权事件突然发生
袁昶“一载三迁恩遇无”
收回事权“非一日之寒”
第五章 戊戌变法夭折的必然性
“三大错位”的客观存在
“三大错位”的要害何在
康有为的错误早有定论
第六章 究竟谁是戊戌变法的领袖
正方、反方针锋相对
“康有为领袖说”的造神路径
康有为黯然跌下“神坛”
光绪才是唯一真正的领袖
第七章 戊戌变法研究应走出误区
观念之误：帝党=维新派，后党=守旧派
重点之误：戊戌变法研究以康梁为中心
学科之误：戊戌变法与戊戌变法思潮混为一谈
定性之误：变法、维新、改良不是革命
人物新论
一、试论孙家鼐的七大历史性贡献
（一）殚精竭虑，培养了一位富有维新思想的明君
（二）对于变法，作出了理性思考和具体贡献
（三）创立新的教育体系，促进中国教育转型
（四）创办京师大学堂，捍卫变法成果
（五）眼界高远，开“兼容并包”教育思想之先河
（六）倡开官报，并提倡自由办报
（七）身先士卒，堪称民族工商业的先驱之一
二、创办京师大学堂立头功
孕育之功：新式学堂早筹划
开山之功：受命于危难之际
救护之功：巧借外人之力
三、绝非政敌 堪称传奇
罕见的“五同”
深厚的交情
内在的原因
四、和煦家风催人奋进
五、寿州孙文正年谱

洋务学堂的路子也走不通
事实上，在人们热烈谈论教育改革的时候，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勃兴，洋务学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办。
同治元年（1862年），同文馆在北京创建，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迈出了第一步。执教同文馆20多年、后来担任总教习的丁韪良认为，“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最初的源泉”。据统计，到1896年，各地开办的洋务学堂多达34所，培养的毕业生也有1000多名。像近代思想家严复、民族英雄邓世昌、哲学家张君劢、戏曲理论家齐如山和外交家张德彝、汪凤藻、陆徵祥等，都出自洋务学堂。
当时，洋务学堂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主要以传授“西文”的方言学堂即外国语院校，如京师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武昌自强学堂、两江方言学堂等。晚清虽是“瘪三”，但“精神胜利法”仍然在起作用，时时处处还以“天朝上国”自居，而将西方视为“蛮夷之邦”，“蛮夷之邦”的语言当然是“方言”了；第二类，就是以传授“西艺”的实业学堂，如马尾船政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旅顺口鱼雷学堂等。1895年10月2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朝廷请求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并由盛宣怀任首任督办；1896年，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由此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
洋务学堂是新生事物，被守旧派视为“旁门左道”；所传授的科学技术，也被贬之为“奇技淫巧”。体仁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徐桐振振有辞地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康乾之世非有机器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1867年，北京地区春季大旱，瘟疫流行；6月10日，又刮起沙尘暴，飞沙走石，遮天避日。两个时辰内，大白天的紫禁城犹如黑夜。随即，谏议大夫杨廷熙上疏道：“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
洋务学堂在实践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以马尾船政学堂为例，除了食宿免费外，学生每人每月可得白银四两（当时物价低，一般人家二两白银即可解决每月的温饱问题），以便赡养家属。但是，如此优厚的待遇，前来报名的学生还是寥寥无几。对此，李鸿章大为感慨：今入水师学堂者等于术艺（即不是正经读书而是学习技艺）……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名门望族，未必肯让他们的子弟进洋务学堂做学生。
就像一艘顶风破船，洋务学堂摇摇晃晃，艰难前行，似乎随时都会葬身海底。
洋务学堂在教育改革中，虽然有破冰作用，但是，其弊端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对此，改革派看得很清楚，批评起来也是毫不客气。郑观应认为：“今中国既设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各堂，历有年所，而诸学尚未深通，制造率仗西匠，未闻有别出心裁、创一奇器者，技艺未专，而授受之道未得也。”梁启超也口诛笔伐：“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对于国学教育和洋务学堂的“软肋”，1896年，光绪帝师、署工部尚书、管理官书局事务大臣孙家鼐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京师建立学堂，为各国通商以来仅有之创举，苟仅援引此官学、义学之例，师徒授受以经义帖括，猎取科名，亦复何裨大局？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语言文字，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译人才而止。福建之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学堂及南北洋海军武备各学堂，皆囿于一才一艺，即稍有成就，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故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未尽也。此中国旧设之学堂，不能仿照办理也。”
P26－28

光绪帝立志不做亡国之君，孙家鼐耄耋之年建学堂，李端棻妙笔绘蓝图，陈宝箴怒批康有为……拒绝历史描写脸谱化和简单化，走进真实、残酷、热血的光绪二十四年。
余音著的《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所得新结论，都是言之有据，经过了严格论证，对于深化戊戌变法研究具有开拓性价值；采取作者首倡的“回到历史现场看历史”的研究方法，对于克服从“故纸堆”到“故纸堆”的“书虫”式研究弊端，有较好的示范、启发作用。

我的“实说”历史主张
人类凶猛不如虎豹、灵巧不如雄鹰、奔跑不如
羚羊、耐力不如骆驼，为何能成为地球之王？一言
以蔽之，人类懂得历史，也就是懂得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以史为鉴、吃一堑长一智，在与自然界的长
期斗争中，通过总结一提高一再总结一再提高，循
环往复，最终优胜劣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
以，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古老，最重要，
也最有生命力的一门学问，文史著述永远都不会缺
乏读者。
不同的“理论”导致不同的结果
关于研究历史的理论，多如牛毛。纵观过去研
究历史的方法，解读、传承历史知识的模式，概括
地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其一，“戏说”，就是把历史演义化、庸俗化
、戏剧化，只要能够吸引眼球、赚取“银子”，就
可以肆意篡改、曲解，甚至是编造“历史”。
其二，“自说”，就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认知
，打着“一家之言”的旗号，把历史当作面团，随
意解读，难免坠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其三，“纸说”，就是从故纸堆里寻章摘句，
从文本到文本进行纯理性推演，形成一定的观点，
得出，“结论”。表面上，这些“结论”看似言之
有据，实质上却与历史真相南辕北辙。
“实说”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所谓“实说”历史，有三层含义：
一是立论所依据的史料，应该是经过认真辨析
的信史。
二是对可信史料的综合研究，不但要注意到该
史料本身的价值，而且要注意该史料在当时的社会
价值，即在当时语境下所产生的实际的社会效果。
三是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还要放回当时的社
会条件下加以检验，不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为盈利
而媚俗、作秀，本着学术良知，按照学术规范，秉
笔直书，实话实说，实事求是地撰写、发表自己的
学术研究成果。
四种历史理论优劣之比较
“戏说”，实际上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从文学
或娱乐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把“戏说”
引入史学研究、传播领域，则是应该坚决反对的。
历史是客观的存在。史学研究的前提之一，就
是注重客观性——公理。“自说”者虽然可以自圆
其说，但是，由于其主观色彩浓厚，很容易偏离客
观事实而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比如，纪连海口若
悬河，言之有“据”，将大禹“三过家门不入”的
原因归结为他的“婚外情”，不仅是纯属虚构的无
稽之谈，还是对华夏先祖的糟蹋和亵渎。博导、教
授于丹不管《论语》的原意，在《于丹＜论语＞心
得》中公开打出“一家之言”的旗号，任意解读《
论语》，甚至望文生义，将“小人”，曲解为“小
孩子”，露出了自己学风不正、学识不精的“马大
脚”。而轰动一时的《明朝那些事儿》，也充满了
浓厚的“自说”色彩。
“纸说”是一般历史学者通用的研究方法，其
危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为了说明“纸说”
与“实说”的本质区别，特举一例如下：
《康有为政论集》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等
《戊戌奏稿》全部作为真件收入。孔祥吉研究后指
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于宣统三年（1911年
）才出书，其距离百日维新已达十三年之久。事过
境迁，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戊戌奏
稿》所辑奏疏之内容多有改易，特别是在一些重大
问题上。”不少奏稿并未送达朝廷，所以，在戊戌
变法期间没有发生实际作用。一些研究者不辨真伪
，以《戊戌奏稿》为基本依据来研究戊戌变法，闭
门造车地撰写《戊戌变法史》等鸿篇著述，将高楼
大厦建筑在谎言的沙滩上，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难
免会大打折扣。
再比如，宋德华对《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进行
了深入考证，指出“原折仅请改元易服”，“《断
发折》并非戊戌年原折，而系日后重拟。”即使是
就1898年9月5日康有为上的《请易服改元折》而言
，一般论者认为易服是“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
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而回
到历史现场考察，就会发现，康有为此举实际上是
脱离当时国情的激进主张，对戊戌变法起到的是损
害作用。康有为的主张一经提出，立即遭到朝野反
对，就连老百姓都不赞成。同情维新的封疆大吏刘
坤一明确批评说：“新法如改练洋操、添设学堂，
实为当务之急，至欲变更衣冠，以新耳目，未免有
拂人情。”“易服”受阻，原因何在呢？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风俗的形成，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移风易俗，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些生活习俗，在理论上是可以而且应该改变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也确实得到了逐渐的改变。但是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一下子“齐步走”“向后转
”就难以实现。比如，抽香烟的危害，那是人人皆
知的。每包香烟的烟盒上，都按规定印有“吸烟有
害健康”的警示语。但是，谁能下令全国烟民立即
戒烟呢？一旦做出这个脱离实际的决定，其后果的
严重性，不言自明。
仍以“易服”为例，当时戊戌变法已进入攻坚
阶段，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已呈白热化状态
，改革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做，维新派需要建立强有
力的“统一战线”，变法大业更离不开强大的社会
舆论基础做后盾。康有为贸然抛出“易服”主张，
让人们马上脱掉穿了二百多年的长袍马褂，换成西
装革履。且不说从审美角度上看，当时的人们是否
能够接受，就是从更换服装的费用上来说，很多家
庭也是一时难以负担的。所以，“易服”主张理所
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人的抵制，维新派的威望因而
降低，支持变法的社会力量因而涣散。用“纸说”
方法分析，康有为的“易服”主张似乎是引领了时
代之潮流，“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而回到戊戌
变法现场，进一步考察“易服”主张所产生的实际
社会效果，就会得出康有为此举是喧宾夺主、有悖
民意、自乱阵线的败招的结论——这才是符合历史
真相的科学论断。由此可知，“纸说”不过是飘浮
在空中的枯树叶，而“实说”才是扎根于历史土壤
的常青树。
并非多余的话
这些年来，“历史热”从未有降温的迹象，历
史著述一直受到读者的青睐，研究、写作、讲座历
史知识的人与日俱增，许多禁区被突破，许多空白
被填补，许多定论被推翻，许多错案被纠正……可
以说是百家登台，众声喧哗，鱼龙混杂。我也不能
免俗，因研究中国改革家的楷模孙家鼐，而意外地
闯入戊戌变法研究领域，阅读了各位前辈的研究成
果，研究了许多史料，接触到一些当代戊戌变法专
家、学者，眼界洞开，受益匪浅。窃以为，本书是
站在前人肩膀上所做的创新之论，也是对以前历史
研究方法、理论及其成果的深刻反思——因为我看
到了相当多“成果”，不是戏说、自说，就是纸说
。我们怎么可以给虔诚的、嗷嗷待哺、也是上帝的
读者提供掺有大量“三聚氰胺”的文史“乳品”呢
？作为专家、学者，我们是否应该具有学术良知？
这种欺世盗名的“成果”与市场上不法奸商兜售的
假冒伪劣食品，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或许，有人会质疑：世上真有这样的专家、学
者，举个例子看看啊？
远有康有为，近有郭沫若，当下的阎崇年，都
可以算是典型代表。
康有为头上有很多光环，比如戊戌变法领袖、
国学（儒学）大师、教育大师、书坛巨擘……康有
为著述甚丰，其言论曾经作为戊戌变法研究的基本
依据而广受重视。其实，回到戊戌变法现场，就会
发现，这个并未到任的七品工部主事，在红顶如云
、等级森严的晚清京师，并非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要说其无法操纵国家决策，就是他的变法宣传
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其得意
弟子梁启超早在康老师还健在时，就坦率地批评道
：“（康）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
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
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
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
之以从我。……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
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
考》而可见也。”
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20世纪20年代，梁启
超也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
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
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
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20世纪60年以来，经
过黄彰健、孔祥吉等学者的考证、揭露，人们才恍
然大悟，“以前研究戊戌变法和康有为上书都根据
康有为本人于宣统三年五月刊印的《戊戌奏稿》，
大家对之深信不疑。哪里会想到，他所刊行的并非
戊戌时期的真奏议。康有为部分是由于原稿不在手
头，更重要的是为了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需要，竟
把自己过去的上书增删篡改，弄得面目全非，刊印
公布出来。这样就把后世的研究工作引入了歧途。
”《戊戌政变记》实为康梁的政治宣传品，而非纪
实的信史，其描述带有康梁固有的党派色彩和偏见
。“康有为确是维新变法的重要人物之一，但是把
康有为的活动等同于维新变法运动，以康有为为惟
一进步的力量，并仅从康有为的角度来描述整个维
新运动，并不正确。”
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上，都
是举足轻重的大家，其历史著述的权威性，在一定
阶段曾经无人能比。但是，晚年的郭沫若却“脱胎
换骨”，与先前那个追求真理、主张正义、敢怒敢
言、文采飞扬的郭沫若判若两人，不仅诗文极尽奴
言卑膝之能事，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是主动献
媚，刻意逢迎，《李白与杜甫》一直为学界所诟病
。1969年1月，他在给友人周国平的一封信中，不无
愧疚地说：“我这个老兵非常羡慕你，你现在走的
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
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阎崇年曾坐过十年冷板凳，是著名的清史专家
。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中，
他竟不顾历史事实和民族血泪，大放厥词：“剃发
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有它
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
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作为专家学者，他却不能设
身处地地回到历史现场：当年满清占领者自食“不
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的郑重承诺，颁布“剃
发令”，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在滴血的
刀剑威逼之下，汉文化圈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发式
被强行改变，以至于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使
数以百万计维护民族尊严、不愿剃发留辫的汉族百
姓惨遭杀害。“百家讲坛”在普及历史文化知识方
面，做出过有益的探索。可是，阎老先生却在“百
家讲坛”上公然赞美惨无人道、禁锢思想、灭绝中
华民族整体创造活力的“文字狱”，的确让人心寒
。
“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近代史的
研究比较强调事件的起因、人物的动机，好以起因
定性质、以动机判善恶，而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
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社会实际所产生的效果重视不够
，对一些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褒扬也往往只是归结到
精神的层面，夸赞其‘斗争精神’如何如何。这实
际是一种纯道德的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把
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简单化、脸谱化了，同时
它也夸大了道德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历史
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社会效果，尤其忽视了生产力的
发展这个‘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以此来评判历
史，显然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这
种伪学术研究模式，如今已不该提倡。回到历史现
场，以“生产力标准”作为研究指针，重估历史，
刻不容缓！
真正的专家、学者，就应该回归学术，追求真
理，不应该媚俗、低俗、哗众取宠，更不应该昧着
良心，有意给读者提供含有“三聚氰胺”的文史成
果！

余音著的《帝国突围（摇晃中的光绪二十四年）》依据大量经过认真甄别的史料，回到历史现场“破案”，对戊戌变法深入透视。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变法的真正领袖吗？戊戌变法是失败还是天折？京师大学堂为何成为变法的头等大事？帝党＝维新派、后党＝守旧派？……本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得出了新的结论，受到学界的首肯。本书题材严肃，内容丰富，辨析精细，论述生动，观点独到，雅俗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