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一线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一天到晚还是
忙忙碌碌。家里的人也一再提意见：“你少干一点
吧！”整个这段时间，一直到现在，我都坚持看中
央、国务院文件，看发改委（计委）、统计局、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经贸委（已撤销）的文件
或资料，看报纸和参考资料。我订了《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这些
报刊每天必看，还有《北京晚报》《文摘报》以及
《中国企业报》和家乡的报纸。另外各地和企业赠
送的报刊曾达到近200份，我也要选择看一些。主要
是让自己的思想跟上形势，无论如何不能落伍。在
人民大学1986年春节干部聚会的时候，我念了一首
自己写的《七十自勉》。那首诗中写道：“思想勿
离退，始终须如一。”这也是我退下来后对自己的
要求。
上世纪90年代，我的事情比较多，日程排得相
当紧，主要是研究和推动企业管理与企业改革，探
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我把它当成自己余
生的事业。那时我还担任着中企联和中国职工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会会长。我先后到过上海、江西、河
南、云南、浙江、山东、辽宁、广东、广西、陕西
、甘肃、内蒙古、四川、福建等地调研考察，召开
了几十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和企业党委书记座谈
会，参加中企联、政研会和人民大学的活动，还经
常参加企业家俱乐部的活动，首都企业家俱乐部的
活动只要通知我，都尽量参加，目的是和企业的同
志多接触。企联的活动比较多，厂长（经理）座谈
会，原来想一个月开一次，后来一个季度开一次；
当时还想一个星期参观一个工厂，后来没做到；政
研会的活动、人民大学的活动、发改委的活动、各
种专业会议也不少，几乎每天都排得满满的。
1990年7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勤政殿亲自主持
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调整经济结
构和增强企业活力”问题。我说：“调整经济结构
有三条，一条是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第二条是发
挥市场调节的功能，第三条是大力推行企业的技术
改造和新产品开发。”国家计委几个老同志都参加
了，宋劭文散会后，跟我招招手，说：“老袁，你
讲这几条我都同意。”
1991年4月，这是我离开家乡51年后第一次回去
，看望家乡的父老乡亲，祭悼李益闻老师，祭悼当
年和我一起革命、被国民党杀害的战友。
外事活动方面，主要是接待日本、美国、韩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外宾，参加一些外事会议、活动
等，包括到日本、韩国、瑞士、法国、荷兰、美国
等国家开会和访问。1992年出访的时间长一些，两
次访问日本，一次是6月29日至7月5日，这是竹下登
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新老校长去访问，我和黄达一起
去的。1996年11月，应国际劳工局、法国雇主协会
和荷兰雇主组织的邀请，到瑞士参加国际劳工大会
和到法国、荷兰访问。刚到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
主席施瓦布听说我来了，特意推迟去开罗开会的时
间宴请我。论坛的马托女士问我：“你16年以前来
过，今天又到日内瓦了，日内瓦有什么变化？”我
考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变化，跟那时一模一样，
甚至连新的建筑都不多。她说：“这就是我们福利
政策的结果，工人失业以后生活福利待遇照样都很
高，所以我们的经济不用发展。”她还说：“日内
瓦年纪大的人越来越多，人口不仅没有增加，，而
且有所减少，到中国去一看，一年一个样。”我说
：“我们是处于发展中，还没有到发达阶段，到发
达阶段了也可能是这个样子。”她说：“那可要注
意。”她的话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又到法国访问，
法国雇主协会真正是一个有权威的机构，政府要出
台一个新的政策，凡涉及企业的权益，首先通过雇
主协会征求企业意见。雇主协会收集企业意见，有
时开个会，有时连会都不开，把意见收集起来，向
政府提出。我们与法国经济财政部的座谈，也使我
有很深的感受。法国经济财政部是负责管国有资产
的。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具体操作都在它那
里。他们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中国经济
形势大好得益于政治稳定，这是最重要的条件。法
国的困境是政治不稳定，今天左派上台，明天右派
上台，一个将军一个令，让他们无所适从。他说中
国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你们可能体会不深刻。法国
人对此有深刻体会。第二条意见是，左派政党上台
就搞国有化，右派政党上台就搞私有化。戴高乐搞
国有化，希拉克把国有化的程度降低到15%～20%。
具体操作都是这个部，都是这些人，因为实行公务
员制度，政治家可以变换，但公务员一直保留下来
。他们认为，一个企业办得好坏不决定于所有制，
国有化有破产的，私有化也有破产的。他们说：“
去年一年，法国的企业破产了5.65万个，今年要超
过6万个。”法国是多次折腾，最后总结出这么一条
经验。这一点对我们启发较大。第三条意见是，人
民福利要注意，只能够逐步改善，不能提高太快。
因为福利只能提上来，不能降下去。现在法国政府
就作难了。朱佩政府一上台就要从这方面开刀，于
是工人马上罢工，人民不满。他们说中国是发展中
国家，经济正在发

第一章 我的童年和少年
一、我的童年
二、中学生活
第二章 一二·九运动的洗礼
一、考进北京大学
二、血与火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三、南下宣传团
四、难忘“民先”
第三章 南阳的抗日烽火
一、回南阳闹革命
二、掌握7000支枪杆子
三、南阳形势逆转
四、组织决定去延安
第四章 革命圣地延安
一、奔赴延安
二、进中央党校
三、陈云领导下的中央组织部
四、延安整风
五、延安生活
第五章 建立和巩固东北农村政权
一、赴东北参加基层政权建设
二、乾安的剿匪与土改
三、开展大生产和支前运动
四、洮安县的“三大自由”
第六章 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
一、东北工业部
二、刚解放时的东北工业
三、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
四、编制东北工业计划
五、东北工业部的教育和科技工作
六、抗美援朝大搬迁
七、建设新中国工业的重要战略决策
第七章 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
一、谈判前的准备工作
二、代表团离京赴莫斯科
三、参观学习苏联企业
四、斯大林逝世
五、艰难的谈判
六、“156项工程”的重要意义
第八章 实施“一五”计划
一、走遍全国，为钢铁工业新基地选址
二、实施“156项工程”中的重工业项目
三、“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
第九章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
一、“1070”是怎么出来的
二、出人意料的庐山会议
三、对弓长岭铁矿和鞍钢的调查
四、对国民经济伤筋动骨的调整
五、头脑发热的教训不能忘记
第十章 物资管理部成立的前前后后
一、新中国的物资管理
二、刘少奇领导物资管理体制改革
三、60年代物资管理体制改革的局限性
四、在天津搞“四清”
五、“小计委”和“三五”计划
六、三线建设的物资保障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物资部
一、山雨欲来
二、被“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工交党委”
三、李哲人“靠边站”后，我也“靠边站”了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济工作
一、国务院业务组和工交办事组
二、在周总理干预下我被解放出来
三、非常时期的生产组
四、生产组的主要工作
五、“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钢铁工业
六、大打矿山之仗
七、大规模引进西方国家大型成套设备
第十三章 难忘的1975和1976
一、邓小平复出
二、王震抓住黄金不放
三、全面整顿和《工业二十条》
四、周总理逝世
五、“反击右倾翻案风”
六、抗震救灾
七、毛主席逝世
八、“四人帮”垮台
九、“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的曲折发展
第十四章 经济工作的拨乱反正
一、正本先清源
二、所谓“洋跃进”
三、“三打2600”
四、端正经济工作指导思想
五、工业学大庆
六、两位值得怀念的人
第十五章 十年新经委
一、组建新经委
二、“半个”工交办
三、组建“大”经委
四、实施老企业技术改造
五、推行全面质量管理
第十六章 学习考察西方发达国家
一、首次出访印象多多
二、在日本“蹲点”
三、两位老朋友的坦言
四、美国的“拿来主义”
五、施瓦布与世界经济论坛
六、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
第十七章 企业整顿与改革
一、恢复性整顿
二、全面整顿
三、企业升级
四、扩权让利
五、从包干到承包
六、建立经济责任制
第十八章 制定《企业法》
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二、彭真领导草拟“两法”
三、要下决心改变企业领导体制
四、胡耀邦：企业弊端在“四无”
五、对勇于改革的人要“四不”
六、“立法条件还不成熟”
七、新“三个条例”与《补充通知》
八、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企业法》
九、《企业法》也应与时俱进
第十九章 职工教育
一、成立“职教委”
二、考厂长
三、工商管理教育
四、职工教育是企业百年大计
第二十章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一、“政工办”和“政研会”
二、亟须思考的话题
三、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教训
第二十一章 创建中国的企业社团
一、“中企协”和企业家协会
二、培训班和研究班
三、企业“诊断”
四、对外交流
五、出版、报刊和信息
六、建设职业企业家队伍
七、厂长（经理）座谈会
八、联合社会力量为企业服务
第二十二章 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一、意外的任命
二、我的治学理念
三、关心和尊重知识分子
四、筹建国家行政学院
后记

一、我的童年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南召县李青店镇即现在的南召县城关区。当时县城在云阳。李青店距云阳约70华里，靠山临水，在伏牛山主峰的东南边，距主峰约五六十里。镇的东边有一条河叫黄洋河。镇子所处的地方是黄洋河冲积的小平原，是南阳北部山区中较大的镇子。
当地生产柞蚕丝绸，镇上有一些手工缫丝厂和丝织厂。我国产柞蚕丝的地方并不多，柞蚕丝绸是南召的经济支柱，也是居民的主要经济活动和收入来源。我们那里还盛产一种叫辛夷的药材，山漆、桐油等也是当地的特产。从我记事时，就知道这里的商业很发达。几百年来，大批晋陕商人来此经营，是南阳附近著名的商业城镇，至今还有一处晋陕会馆。
1916年1月我就出生在这里。我家是当地最大的地主，有良田千亩，还开有商铺。我的父亲叫袁作相，念过私塾，视野开阔，还到开封参加过省议会，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士绅。民国初年，士绅、官员、各路军队往来频繁，需要斡旋和开支很多，当地士绅就推举他当了区长。
父亲是独生子，继承了一份很大的家产。原配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去世了。我母亲余宗娥是续弦，嫁给父亲时只有十七岁，生下我们兄弟四人和一个妹妹，妹妹比我小七八岁。
我出生在腊月，按当地的算法，转过年就是两岁，所以我六岁进小学时，实际才四岁。到学校念书像玩儿一样，有时同老师捉迷藏，老师转过身在黑板上写字，我就在下面学鸡叫，弄得哄堂大笑。大哥老实，读书也认真。二哥调皮，时常带着我们去玩。小的时候整天就是玩。
那年代军阀混战，土匪滋生。1921年秋的一天黎明，鲁山王老五、李克光率杆匪千余人，攻进李青店，把二哥和其他乡亲当作“肉票”带走了。后来我父亲花重金才把二哥和其他乡亲赎回来。
自从土匪把李青店攻破以后，镇里就不平静了。大约是1921年底，我们全家搬到南阳城里，租别人的房子住。房东住后院，我家住前院。院子坐东朝西，前院有南北两院，共约十来问房子。父亲由于受到刺激，到南阳后十分消沉，开始吸食大烟。每日同两种人交往：一是新派人物，一是旧派人物。这两派人物对我们的影响都不小。
1922年初我的几个哥哥进了南阳的中、小学，我进了住家附近的卧佛寺小学。我的第一任教师就是我家的房东。房东是个知识分子，经他介绍我父亲认识了他的妹夫周信，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此时在南阳中学任教。他们二人很快成为好朋友。通过周信，父亲又认识了董作宾，他是语言文字学家，后来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父亲托董作宾把我大哥带到北京念书，当时董在北京考古研究所工作，是个新派人物。
旧派人物中有一位申老先生，是私塾先生，是我舅舅的老师，南阳乡下人。父亲请他给我们兄弟做家庭教师，我们白天到洋学堂上课，晚上跟申老先生念四书五经。到三年级时，《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念完了，开始读《诗经》时，老先生病了。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当过骑兵连连长。二舅做过吴佩孚军队中的旅长，北伐战争吴佩孚失败后，回到南阳。他们俩联合地方武装势力反对上面派来的镇守使。镇守使就派人抓他们，他们跑到山里去了。镇守使就把我父亲和姨夫抓到县衙软禁起来。个把月后，我父亲被放了出来，之后就更消沉了。同南召一个姓符的先生，整天在一起说古论今，天天谈论《左传》。当时我已读完了“四书”，很喜欢听他们谈话，特别爱听他们讲历史故事。
P2-3

袁宝华著的《袁宝华回忆录(精)》共收录了二十二章肉容，包括《我的童年和少年》《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南阳的抗日烽火》《革命圣地延安》《建立和巩固东北农村政权》《东北工业部与新中国工业的起步》《赴苏联谈判的日日夜夜》《实施“一五”计划》《“大跃进”和“大炼钢铁”》《物资管理部成立的前前后后》等。

《袁宝华回忆录(精)》是作者袁宝华同志的自述回忆录，记述了他从一二·九运动参加革命开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以及“文革”期间经济运行和改革开放期间的国民经济管理等过程中的革命实践经历。涵盖了作者几十年来的革命工作和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他独到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