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邓奈尔著的这本《人行道王国》继承了民族志经典著作《街角社会》的“厚描”传统，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田野调查地点，重新花费数年时间巨细无遗地记录了纽约行人道上一帮地摊杂志小贩的日常生活、工作、社交和有限的公众活动，勾勒出“街边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美国社会学界最高奖项米尔斯奖的2006年获奖作品。

引言
第一章 人行道的非正式生活
书贩
杂志摊贩
没有银行账户的人
第二章 人行道的新用途
第六大道如何变成维生的常居地
第三章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
露宿街头
内急之时
纠缠女性
指责：地下交易？
第四章 管理街头人
空间战争：争夺合法性
第六大道上的圣诞节
第五章 建构得体生活
简街一瞥
结论
后记
附录：研究方法陈述
注释
致谢

哈基姆·哈桑在8街、格林尼治大道和美国大道(又称
第六大道）繁忙的交汇处摆摊卖书，同时，他也是一名街
头知识分子。他是非裔美国人，今年42岁，身高1.7米，体
格健壮敦实。冬天，他会脚踏添柏岚靴子，身穿牛仔裤、
连帽运动衫和羽绒背心，头戴香蕉共和国的棒球帽。
1996年2月的一个星期四，一个30多岁的非裔美国人
走到哈基姆的书摊前，问他有没有艾丽斯·沃克的书《再
次踏入同一条河流》(The Same River Twice），那本书
讲的是她的小说《紫色》被拍成电影的经历。书已售罄，
但哈基姆说他可以很快进货。
“到的时候告诉我一声。”那人说道。他是个杂货店
的送货员。
“没问题。”
“我跟你说，可不止是我想看，”那人说，“我还有
一个热爱读书的朋友。”
“男的还是女的？”哈基姆问道。
“女的。她是这么一个姑娘：只要她把一本书捧在手
里，一个小时就能读完。换句话说吧，如果是我，我大概
会读上……五章，然后就把书放下，因为我有事要做，也
许之后我还会回来继续读。但她呢，一旦开始，一口气就
能读完整本书。‘砰’，就读完了。等她把书放回书架上
，书还是崭新的呢。在她生日之类的日子，我会买书送她
，因为那是她喜欢的东西。我买了本平装的《待到梦醒时
分》(Waiting to Exhale），你知道吧？听我说，我拿着
那本书去找她的时候，电影正在上映，结果她说：‘你来
晚啦！我已经读过这本书了！’”
哈基姆笑了：“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
“我说，‘聊胜于无’。我希望在看电影之前读完原
作。对了，告诉我，哈基姆，平装和精装书里的内容是一
样的吗”？
“是的，只是装订不同而已。”
“只是装订不同？好吧。那么，当你拿到艾丽斯·沃
克那本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那人似乎准备离开，但又继续说了下去。
“因为，你看，现在的情况是有很多女性……作家正
在努力发声。这个趋势比以往的黑人作家更明显。就连艾
丽斯·沃克也谈到了这一点。这很深刻，哥们。”
“是啊，我会读一读艾丽斯-沃克那本书。”哈基姆说
，“今天就读。”
“噢，你今天就读？”那人笑了。
“我上周末刚读完两本书。我每周至少读一本书。”
哈基姆说。
“我尝试告诉我儿子，”送货员说，“要是你一周能
读完一本书，伙计，那你能获得多少知识啊。”
哈基姆并不只是会报书名而已。他对内容也一清二楚
。我曾见识过他的博学多识足以令学者们惊讶，也目睹过
他对没有接受过许多教育的顾客有多耐心：他们缺乏基本
的概念，对书籍也了解不多。有时，他坐上几个钟头也见
不着一个顾客；有时，他的摊点则会成为一个社交中心，
男男女女在这里聚集讨论，直至人夜。
两年来，我就住在哈基姆摆摊的街角。只要有时间，
我几乎每天都会走到这个街口，在他的摊点前驻足，听会
儿人们在这里的对话。
一开始，哈基姆只卖他所说的“黑人书籍”(black
book），也就是完全由黑人作者写就或是关于黑人的书。
后来，他与一个叫爱丽丝的菲律宾女书贩陷入了恋情；爱
丽丝卖的是二手平装经典书籍和《纽约时报》榜单上的畅
销书。他们先是将两个摊点合二为一，后来又分开了，现
在是紧挨着的两个摊位。在第六大道上的摊贩中，爱丽丝
是唯一一个每天都出来工作的女性，而且在这里养大了她
的女儿和外孙女们。不过相比之下，爱丽丝依然更像是在
“做生意”；而哈基姆的摊点前则有许多当地居民、工人
和游客在谈论从当下热点到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各种话题
。
***
我们相遇之后不久，我问哈基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角
色。
“我是一个公共人物。”他说。
“什么？”我问。
“你读过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吗
？”他问，“在那里面你会读到的。”
……
街头有些人会自愿来“管理”录音机：当我不在或者
出城的时候，他们会将打开的录音机放在自己的口袋里或
摊位上。这些行为显示，书中的人物也想问出自己的问题
，让自己的话题得到重视；同时，这也让我在自己不在场
的时候仍然能够听到一些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时他们会用
录音机来互相采访，并把录音带给我。(在接下来的部分里
，如果存在这种情况，我将会予以说明。）考虑到哈基姆
熟悉简·雅各布斯的研究(是他启发了我去重读她的书）和
人行道上的生活，我请他来对本书做出回应。他在每天摆
摊的时间里抽空为我写了后记。
小摊贩、拾荒者和乞讨者还以另外一种方式与我合作
：我邀请其中一些人到我在圣巴巴拉和威斯康辛的课堂上
来给学生上课。本书完成后，我请他们所有人来评判我对
当地情景的“理论”，但我也总是表明，虽然我尊重他们
的诠释，但我并不会被他们束缚。在本书中，是我选择了
所要呈现的材料，我也对相关材料的阐释负责。对于书中
描写的街头最主要的21个人物，我已承诺将分享本书可能
带来的预付金、版税和任何其他收入。
就像其他观察者一样，我也有自己的主观性。我知道
，即使小心谨慎地遵守研究方法的规则，也不意味着一定
能得到客观真理。我相信最重要的是帮助读者认识折射现
实的镜头。本书最后，我写了一段关于方法的声明，并在
全书中竭力解释我选择数据的程序、我自己的偏见以及推
论的不确定性。
田野调查往往预设能够得到信任。但关于“完全的”
信任究竟有那些指标，我们并没有共识，因此也就永远无
法确知自己是否获得了信任。因此我想，既然人们愿意向
我提供信息，带我进入一些场景，并让我参与最亲密的活
动，这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他们有时会让我看
到非法的活动或行为，如果其他人知道这些，也许会招致
暴力报复。
然而，我也将解释，有时我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信任，
但那不过是一种假象：信任的表面之下涌动着深深的疑虑
。有些情况下，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当然，要想跨越复杂
的历史所导致的不信任，只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尽管
参与式观察者经常宣称自己与笔下人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
，但我们最好还是对此保持谦卑，因为你永远也无法得知
事实究竟如何。
来切尔·邓奈尔，1999年3月

人行道的秩序、安全来自何处？怎样的人行道，才能维系个体的尊严，让人们拥有更好的城市生活？
《人行道王国》关注在街头讨生活的人。他们在街上摆摊、睡觉、捡垃圾，游走在法律边缘，看似制造了混乱和威胁。但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通过长达5年的参与式观察，深入街头人的生命世界，解释了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他提出，在街头谋生的人，实则借由在人行道上创造性地寻求生存空间，生成了一套非正式社会控制体系，维系着人行道的秩序和安全；而他们也得以“诚实谋生”，扭转自己的人生。米切尔提醒城市治理者，以及任何一位想要理解城市复杂生活的人，非正式经济和社会生活有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价值，同时也不必然在审美上令人不悦。这有助于我们反思社会治理的局限，和城市生活更人性化的可能。

前面的书页所关注的这些街道是大都会的避难所，在
这里工作和生活的男女，他们的身份隐藏在公共空间之中
。在行人的眼中，这些男人们和女人们不过是《国家地理
》杂志上照片的真人版。就好像他们在这些街道上出生，
没有过往，也没有其他生活经历。
我决定离开企业、在第六大道上出售书籍，这对我的
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有一天傍晚，我的一名黑
人前同事看到我在卖书，他走到我面前，带着漫画式的怀
疑问道：“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吗？”我不想回答这个尴
尬的问题，所以我回答说：“不，我只是帮朋友看着东西
，他去洗手间了。”
实际上，我已经流亡街头。在我来到第六大道之前很
久，我的流亡就已经开始了。为了逃避企业里日常生活的
繁文缛节，1988年，我开始在罗宾逊希尔曼律师事务所的
文字处理部门做夜班校对。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一晚的经历
更让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是一场徒劳。那天晚上，因为临近
假期，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坐在秘书的工位上读着一
本《商业周刊》。一位白人律师走到我身边。他靠在我的
肩上，一个字也没说，也读起来。他正吃着的爆米花屑落
在我的头上。我对自己说：“伙计，我应该站起来，把这
个人抽到昏。”在我衡量这个选项的那一瞬间，我想象着
急救人员抢救着他毫无生气的身体，以及一大群电视记者
和警察在走廊里采访着我同事的场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的沉默只不过是向给我提供面包的人所做的一系列让
步中的又一步。
1991年，在一次雇员评估会上，我突然被行政服务主
任解雇了。主任是一位中年白人女性。为什么？她说我被
一个律师指控为能力不足，但她拒绝指认是谁。我仍然记
得她抑扬顿挫的语调，“我很抱歉，但我们不得不让你走
”，就好像那是一首歌的副歌；我也记得我是怎么坐在她
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全身僵硬，为这未能预见及其直接产
生的影响而瘫软。我记得她盯着我的脸的样子，我的沉默
让她说出：“你看起来能冷静地接受。”
行政服务主任不是我的上级。她是怎么认定我是无能
的呢？她的标准是什么？我在夜班工作，很少看到她，除
非她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夜班校对员和文字处理者与她或
法律人员几乎没有接触，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上级的职责。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的主管和我开着正常的办公室玩
笑。在我受她管理期间，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口头或书
面的通知，告诉我我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她也没有出席
评估会。
无能？这三年里，我在截稿期限和巨大压力下工作，
与其他三名校对员在一间牢房一样大的房间里校对法律文
件这又算是什么呢？行政服务主任认为我脸上的表情意思
是平静，而那其实是震惊。那天晚上，我离开了这个保守
的世界，好挽救我仅存的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建立一个
新身份。
***
米切尔·邓奈尔记得，我们第一次在我的书摊对话时
，我告诉他我有一台罗乐德斯旋转名片架(Rolodex），他
当时非常惊讶。他的意外是有着社会背景的。但是如果我
没有对米奇提到罗乐德斯这个词呢？因为罗乐德斯这个词
往往使人想到坐办公室的人，而因为人们认为我是“街上
的人”，我用这个词就显得扎眼。它导致了米奇对我的看
法的转变。我在这里想提出的是，如果不是我们的那次谈
话，就不会有这本书，因为那次谈话挑战了他关于我和我
的社会地位的预设。
在第一章中，米奇回忆起他当时说服我作为这本书的
写作对象——在当时，是唯一的对象——所遇到的重重困
难。确实，我那时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命令。每当她不得不
离开，留我和兄弟姐妹独自在家时她就会说：我不在的时
候谁来都不许开门。
如果我违反了母亲的规定，打开了门，我又是基于什
么来权衡米奇的意图呢？我该如何防止他仅仅把我作为资
料来应用，不让我对书中材料的选择和描绘上提出意见？
一个研究对象如何能参与进他并不信任的民族志研究中去
，并以高于研究对象，又不成为作者的角色幸存下来？
……
一边是警察不让伊什梅尔在圣诞节卖杂志，一边是比
利·罗普在卖圣诞树，这样的对比令我愤怒。让我再说一
说比利·罗普与我作为公共人物之间的差异：尽管他在简
街获得的广泛接纳令人钦佩，再加上不可否认的是，他的
在场的确能创造一种“街上的眼睛”的意思，但我在第六
大道上所演的角色却与他截然不同。因为我没有那些能让
自己在第六大道上被立即接纳的种族、阶级和稳定家庭(我
没有孩子）的条件，所以我不得不凭借我的谈吐、形象以
及毅力来树立我的地位。没有迹象表明，我或者任何其他
人被第六大道完全接受。
尽管在街上工作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样工作了七年
多几乎要了我的命。爱丽丝曾在人行道上递给我一封信，
通知我说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她和我们街区上的另一
个摊贩恋爱了。两天之后，我决定离开第六大道。虽然是
这个消息加速了这个决定，但当时我已经在贫困和没有医
保的情况下忍够了，而且步人中年却没有经济保障的前景
令人恐惧。我必

一部读起来鼓舞人心，细看之下观点饱满的作品
。在民族志被陈词滥调所威胁的当下，《人行道王国
》重新燃起我们对民族志的热情，打开崭新的可能。
——乔治·E.马库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写
文化》主编
《人行道王国》延续了参与式观察的最佳传统。
如果我仍在教书，我会让我所有的学生读读这本书。
——威廉·怀特，《街角社会》作者，美国艺术
和科学研究院院士
对都市生活问题的探究方式令人激动且深具原创
性，信息量以长年累月密集的参与观察和对社会科学
的深入理解为支撑。没人能如此成功地融合理论和关
于城市街道的私密知识。田野调查中的大师之作。
——霍华德·S.贝克，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符号
互动论和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
我认为这部具有示范意义的民族志会成为一代又
一代读者的读物。整本书显示出作者充满社会道义的
关怀、顾虑和尊敬。邓奈尔用理论来理解和阐述他的
观察，而非为了自己。就像所有经典的田野工作者那
样，他心胸开放，会学习，会改变，而这正是民族志
经验所带来的。
——琼·卡塞尔，美国人类学家，执教于华盛顿
大学

自简·雅各布斯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来，格林尼治村的人行道并没有发生彻底的改变。尽管经济不平等，文化差异以及极端行为都会使人行道上的生活变得困难重重、不可预知，但是在这一带附近的一些地方，人行道生活依然为陌生人提供了支持和信任。
伊什梅尔与警察的事件过去一年之后，他仍然在第六大道他常在的地点摆摊。我想看看在那些没有明显种族和阶级不平等的地方，在人行道上的公共形象被视为是体面的、对路人不构成威胁地方，人行道生活是如何运行的。在奥维·卡特的陪伴下，我来到了简街。这里距第六大道只有五个街区，是简·雅各布斯时代西村的核心区域。我们拜访了来自佛蒙特州肖勒姆的一户人家。他们姓罗普，住在西村街头的一辆露营车里。罗普一家从感恩节开始，就一直住在简街与第八大道的交汇处，向纽约人出售圣诞树。
比利·罗普和帕蒂·罗普已经来这个街区十年了。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分别是7岁的艾丽，3岁的亨利，以及2岁的蒂米。他们在家接受教育，因此可以在感恩节和圣诞节之间离开佛蒙特州。
罗普一家把他们的香脂树和花旗松放置在了两个街区长的区域，摆在比利制作的2×4的木架子上，好让树不占用人行道。路边放着一把锯子和几把剪刀，以及各式各样的底座。纽约人把它们买回去，可以让树立在公寓里。
罗普一家是根据1984年的《地方法案17号》设立摊位的，其中规定：“流动摊贩可以于12月销售及展示针叶树……但在此类情况下，必须首先获得人行道上临街的房屋所有人的许可。”罗普一家得到了西村委员会的许可，该委员会负责管理临街的简街社区花园。
人行道也许不是专门为此类经营活动而设计的，然而一切却都运转得井井有条。这里总会留出一条清晰的行人通道，即使这条通道很窄。
我们在12月23日第一次遇上这家人的时候，比利正靠着他露营车的一侧。
“你最初是怎么来的？”我问。
“这有点运气的成分，”他解释说，“我们在佛蒙特州认识的人里有的在曼哈顿卖树，我们打听了好几年。这只是一个想法，是件冒险的事情。我们真的很幸运来到这个街角。我们不知道这是格林尼治村最好的街角，也不知道利润可观到我们连着回来了十年。”
一个想跟比利说话的女人打断了他。他热情地向她打招呼。
“嗨，你好吗？
“你知道西12街299号在哪儿吗？”她问。
“知道。就是那边那座巨大的建筑。你只要往前走然后右拐就行了。”
“所以你熟悉附近所有的建筑？”我问。
“是的！我经常给人指路。”
“但你是从佛蒙特来的！”
“我觉得人们都会认为，如果我在附近，我一定认识附近的路。这也没错。我送货。我认识所有的餐馆，以及大多数主要建筑物的地址。我送货的时候去过其中很多地方。我免费送货，很多人都很惊讶。”
他客户不断。来了一位四十多岁的白人女性和一个小女孩。
“嗨，你好吗？”
“我们想要一棵树，这棵多少钱？”
“这棵五十。这是又大又丰满的A级高级香脂树。我把它挪出来，你们近点看怎么样？”
小女孩认为树太小了。
“当然她想要大的，”比利指着另一棵树说，“看看那底下有多少空间放礼物！是不是？”
女孩笑了起来。
“你能新切一道口吗？”女人问道，希望他把大的那棵树的最底端的一寸砍掉。
“可以。您需要我把它包起来吗？”
当地人似乎对这些卖树人感到舒服。为了让他们获得这样的感受，比利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的妻弟乔·吉尔马丁正在帮忙。乔从拐角处摆了更多树的地方带过来一家人。他说：“他们来自德国，十月份刚刚搬来。”
“这是Tannenbaum，对吧？”比利问，用到了德语中的“圣诞树”。
“你知道得太多了！”客户说。
“我们收他们德国马克好了，”他对妻弟说，“给他们家的感觉！”
我问：“从佛蒙特来这里，跟家人一起住在没有洗手间的露营车里，是什么感觉？”
“我们来的第一年，最早路过这里的一拨人里有个人说，‘喔，你带了个小宝宝。你在附近有朋友吗？’我说，‘没有，我们谁也不认识。’‘哦，好吧，这样吧。我母亲在这边有间房子一直空着。我改天把钥匙给你。’”
“你指望过在纽约发生这种事吗？”
“没有。我个人来讲，我以为这会是困难之一。我以为我们只能尿在瓶子里，在餐馆开门的时候用餐馆的洗手间。但是，结果，那个人只是三个主动要给我们公寓钥匙的人里的第一个。你知道，我只是个陌生人！我对纽约有着那种典型的毫无新意的态度：我以为纽约难以立足，在这里熬三个星期有我受的。结果它是个比我在佛蒙特住的地方还可爱的‘村子’。比如说吧，嘉宝在拐角开了一间五金店。我要是去买了点东西，但少带了三四块钱，他会说，‘明天再给我！你反正在这儿。’嘉宝是犹太人，他们不买圣诞树。但他们每年都会来，在这里停留一会儿，让我给他们做个花环之类的。人很棒。”
一个中年白人女性走近了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