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王国维、梁启超、杜亚泉、蔡元培、胡适、周作人、弘一法师、辜鸿铭、林语堂、吴宓、顾颉刚、杨绛，以及沈从文、张大千、梅兰芳、高阳……以“世纪风铃”比喻这些处在时代交替、变革夹缝中，承担了历史使命，又由于历史的惯性而显得进退两难的矛盾人物，应该是十分形象的。作者吴方在《回响的世纪风铃》一书中为他们画像，勾勒其生存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文化性格，注目于他们在时代主调中的画外音，即在高调的历史狂飙突进中，对中国的历史、学术、思想、文化传统持“保守”立场，提倡“稳步缓进”的声音，阐发他们幽微的心灵隐秘，叙说他们历史功过。作者的考察沉潜深厚，而笔致则灵动潇洒，读之既能受到思想上的启迪，也能欣赏到文字之美。

吴方（1948-1995），籍贯安徽怀宁，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副主编，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文化史研究。著有《中国文化史图鉴》《青山遮不住：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仁智的山水：张元济传》、《世纪风铃：文化人素描》《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尚在旅途：吴方书话》《斜阳系缆》等。

往日崎岖还记否：为吴方《斜阳系缆》而写（代序） 李庆西）
长夜歌哭者——谭嗣同与晚清史
保守的符号——“老新党”林琴南
铁马丁当入梦来——关于严复
说“士”——仰梁以思章太炎
春秋知罪两难辞——笔谈梁启超的“笔”
昨夜启明之星辰——蔡元培先生的“内在理路”
浮出百年沧桑的价值——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万山不许一溪奔——杜亚泉及其前进与保守
白发书生寂寞心——与王国维潜对话
“一步一尺的改造”——百年话胡适
“决不从时俗为转移”——吴宓与《学衡》
菊花插得满头归——由头发说到辜鸿铭、林语堂
夕阳山外山——弘一大师追想
“我”与时代——刘半农剪影
困境故事——传记中的周作人
无边风景属伊人——赵元任其人其学
晚成堂主人：史家顾颉刚——“古史辨”遗响
尚在旅途——朱自清的“平常心”
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
泥龙竹马眼前情——丰子恺与《缘缘堂随笔集》
十步之内掞其芬芳——梁实秋与他的小品
“我是梦中传彩笔”——废名略识
天光云影——话说朱湘
一个凡人和一本薄书——梁遇春留真
写作的命运——沈从文的“进”与“退”
山水·历史·人间——曹聚仁的“行记”与“世说”
觉有情——梨园风景中的梅兰芳
丹青华髯两飘萧——张大千画里画外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梁思成、林徽因的学者生涯
小窗一夜听秋雨——重读杨绛《干校六记》
灯火阑珊——闲话高阳和他的书

往日崎岖还记否：为吴方《斜阳系缆》而写
斯人已去，开卷如在。
这是为吴方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斜阳系缆
》所写，他早先的几本书是《世纪风铃》《末世苍
茫》《中国文化史图鉴》和《仁智的山水——张元
济传》。这些著作，除了《中国文化史图鉴》一种
涉及甚广，包括本书在内的其他几种都是相对集中
的话题，有着同一历史语境，说的是一百多年来中
国人的文化境遇。按时下学界的说法，他的关注点
在于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学术史。如今这是一
个可以称之为“显学”的大题目。不过，吴方先生
的想法里似乎并没有一种学科的架构，他不是从推
动社会思潮的诸多理论人手，自然不急于梳理早年
从西方输入的一大堆维新名词。他笔下是一些具体
的人物和事端，诸如梁启超之多变，章太炎之“疯
”与“不疯”，杜亚泉与陈独秀的论战以及俞平伯
之倦说前尘一类，都是让人极感兴趣的话题。“戊
戌”以来，推挽潮流的文化界人物几乎有一多半让
他说到了，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谭嗣
同、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辜鸿铭、张元济、
李叔同、胡适、吴宓、防寅恪、刘半农、赵元任、
俞平伯、周作人、林语堂等。以旧时史家法眼，这
些都该是儒林传和文苑传里的人物。确实，作者正
是采用给人物立传的方法勾勒出时代的画卷。处于
桑海革易之世，这些文士硕儒的言语、行状微妙地
传递着时代的消息，记录了风俗人心的移步换形。
作者很善于透过这些人物的心性、情调把握社会演
进的脉络，揭橥个人与时势的相互作用。
学者葛兆光在评价《中国文化史图鉴》时说，
吴方先生治史擅长体验，此语亦颇剀切。吴方先生
自己也说过：“当世间的道理太多，彼此不可开交
时，体会一下‘人情’‘事情’，不也好吗？”这
近乎大白话的朴素言语背后是一份现代学者少有的
哲思和才情。在他看来，历史的劫数首先不是理论
的命运，而是实实在在见诸人的境遇。思想和主义
有些是很可疑白勺，纠结在那上头的历史公案也实
在太多。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实际的文化
建设及其长期进程，却远非“新旧”“进退”之说
所能道尽。吴方先生传述的对象，多数是所谓“半
新半旧”的人物，身上带着“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
”相周旋的自我矛盾，如梁启超、蔡元培、杜亚泉
等人就是典型的例子。又不乏被人视为“开倒车”
的保守分子，如林纾、辜鸿铭、王国维辈。这些人
物于新文化之构建有何关系，人们往往不能解悟。
然而，如果真正体会当日的人情事况，就不至于简
单地把这一问题放过。处于“新”“旧”思想纷争
之际，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未肯轻易退让，亦必是
相信精神存在之合理。实际上，保守之于变革，既
是阻碍，又未尝不是一种规范。正如吴方先生在《
吴宓与（学衡）的文化保守主义》一文中所说，文
化保守主义“也未尝不表现着一种批判性的建设性
的思维，是可以参与历史对话的不同声音”。可是
，在风云变幻的世纪之初，任何一种守常的文化站
位终将被淘汰出局，甚至也曾领一时风骚的某些“
新派”人物转瞬又落于“保守”——回看那些“半
新半旧”的人物，就是这般命运。真是时势弄人。
这使人想起《三国志》记述的一则故事，《魏志·
徐邈传》云：卢钦著书称徐邈“志高行洁”，或问
“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
，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
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
，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
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
也。”徐邈在人们眼里由通脱而为狷介，完全由于
风气之转移，好在那时候有人能予理解。本来，以
读书人的信念，精神之存在同时亦须表现为操守有
常，这本身又是中国文人的古典理性精神。然而，
当维新之日，局势竟容不得如此，于是便有抱残守
缺的抗争或是无奈的沉默。吴方先生将此归结为一
种文化性格对历史的抗拒，显然是有意提示其间的
悲剧况意。不过，当他从故纸堆里检阅往事之际，
想来不只是一番喟叹，一定也会为那种“知其不可
而为之”的精神而感动。
他说过，回忆是一份文化慰藉。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是
吴方先生在文章里用过的苏东坡的一句诗。回顾一
百多年来的文化行旅，不能不作如此感想。
李庆西
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识于杭

《回响的世纪风铃》是在作者吴方两本遗著《斜阳系缆》（辽宁教育出版社）《尚在旅途——吴方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基础上选择主题和性质相近的文字而成。本书着眼于贯穿二十世纪始终的那些高居塔顶、随时代风潮而叮当作响的人物，如王国维、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周作人、弘一法师、辜鸿铭、林语堂、吴宓、朱自清、俞平伯，以及沈从文、张大千、梅兰芳、高阳等。作者为他们画像，勾勒这些学者文人生存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文化性格，用独具匠心的标题传神地凸显其特点，阐发他们幽微的心灵隐秘，叙说他们的历史功过。本书的部分文章出自《读书》杂志。

已故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是晚清湖南宿儒欧阳中鹄（字瓣疆）先生的嫡孙。他曾说：“我祖父有三个得意门生，都被清政府杀了：第一个就是谭（嗣同）先生，还有唐先生才常（唐才常与谭嗣同有刎颈之交，后死于庚子自立军之役），他是我的蒙师，还有一个姓王名孟南，号西湘。谭、唐都是烈士，只有孟南是一个专与官绅作对的著名讼师。”听他这么说，真觉得世事有奇缘，莫非正是“一时壮士出湖南”！
予倩先生又回忆幼时：“次年戊戌，八月的某一天早晨，我正从床上揭开帐子，就看见我父亲抱着一封信，一面看一面哭；起来之后，又看见全家人都惶惶然窃窃私语。我悄悄地问母亲，才知道常来的谭七伯被杀了！”谭嗣同之死，实践了他给老师欧阳夫子信中的话：“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也果然是“杀身以成仁”，他留下了一本书，叫作《仁学》。戊戌死难六君子，以谭嗣同最为慷慨任道。作为维新运动的左翼，他的死，可称“敢死”“赴死”。比较之下，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在精神、思想水平上远不及谭嗣同，可称“忍死”；而杨锐、刘光第名列新政四卿，实际态度始终犹豫暧昧，虽一并弃市。却不免有“冤死”之叹，张之洞幕僚梁鼎芬便说过“杨刘冤惨”的话。无论从哪方面说，杨、刘以及其他维新人物都不能和谭嗣同同日而语。
就思想内容、激烈程度以及人格力量而言，谭嗣同确乎是“木秀于林”，一面富有时代启蒙意义，一面充满对自我和历史的挑战性。所以梁启超说他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仅留此区区一卷（《仁学》），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扩清之力莫与京焉”。（《清代学术概论》）熊十力氏亦称：“戊戌政变，首流血以激天下之动者，谭复生嗣同。……自清季以来真人物，唯复生一人足当之而已。”（《读经示要》）
关于谭嗣同思想的来历和为人性情，有很多说法。予倩先生在回忆中叙道：“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他。当时浏阳士子以他走过的地方最多，是邑中最能通达中外形势的人，……他可说是无书不读。经史词赋之外，于基督教义、神学、佛学，无不精研，而于政治、哲学，致力尤多。他于文事之暇，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他写起字来，喜欢用食指压住笔头。人家觉得他无论什么都有点与众不同；我虽是小孩子，也觉得每见他时，就不由得引起一种好奇心。总之，他是无处不表露才气纵横、不可一世之概。他绝无嗜好，我没有见他吸过烟、打过牌。”（《谭嗣同全集·附录》）
说到“才气纵横”，谭氏本人也自命如是。一封署名唐才常和谭嗣同的信，这样自述：“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谭嗣同全集》）说是人道主义批判精神或个性解放的狂飙精神，说是忧民淑世以天下为己任的执着情怀，或者说是大乘佛教“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超越性境界，总之谭嗣同的思想气质，有清一代，难找到有如此挑战性的第二个。在政治思想上，他开了辛亥革命的先河，在文化思想上，则又开了五四运动历史批判思潮的先河。放言直论，不一而足，旧王朝之统治者实在不可能不杀他，尽管正是死得其所，或有重于泰山。
晚清四公子，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为其一，另三位，一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即散原老人，史学家陈寅恪之父），一是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一是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丁惠康。时人称“四公子”，似乎代不乏出，从春秋战国时的孟尝、信陵、平原、春申到“明末四公子”冒辟疆、侯朝宗、陈贞慧、方以智，莫不有一定的宗风，如世胄气息、才学倜傥、义气清标等。而谭嗣同却像布衣书生、一介狂士，不像贵公子，其孤绝不群，深思求异，颇有别于朝野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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