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集合了梅贻琦的妻子韩咏华、五弟梅胎宝、小儿子梅祖彦，对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梅贻琦的回忆文章。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代序）
辑一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
同甘共苦40年 韩咏华
挽梅贻琦联 韩咏华
回忆梅贻琦座谈会 韩咏华等
辑二
回忆兄长梅贻琦 梅贻宝
为倡设“梅贻琦奖学金”事致查良钊信 梅贻宝
5月19念“五哥” 梅贻宝
天津梅氏的来历 梅贻宝
天津梅氏先世别考 卞僧慧
辑三
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 梅祖彦
梅贻琦校长与西南联大 梅祖彦
《梅贻琦日记（1941-1946）》序言 梅祖彦
在梅贻琦百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梅祖彦
80自述（选） 梅祖彦
军事翻译员经历追忆 梅祖彦
谈西南联大 梅祖彦
滇西抗日战争遗址寻访记 梅祖彦
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梅祖彦
附录
梅贻琦治丧委员会：祭文
梅贻琦大事简表

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郑天挺
我和梅贻琦先生（字月涵，曾任清华校长）是
在昆明西南联大才熟识起来。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平津各大学不能开
学。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校长
均在南京，决定在长沙设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和
教育部派代表组成委员会领导校务，使三校师生先
行上课。1938年2月学校迁到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
学。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
。联大设有理、文、法、工、师范5个学院。下分各
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
、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成立
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
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
大加聘、排课、发薪。联大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抗
战胜利的第二年——1946年，前后共8年。
联大成立之初，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校
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
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
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
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
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
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
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8年合作的
基础。
三校都是著名专家学者荟萃的地方。各校有各
校的光荣历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风，也各有其不同
的经济条件。经过长沙临大5个月共赴国难的考验和
3500里步行入滇的艰苦卓绝锻炼，树立了联大的新
气象，人人怀有牺牲个人、维持合作的思想。联大
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
，谁也不打谁的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
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虽有压力
，谣言不时流布，校内始终是团结的。抗战胜利后
，还在昆明上课一年，这也是了不起的。在联大8年
患难的岁月里，梅校长始终与大家艰苦与共，是大
家经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
举行30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办事
处的黄子坚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于是
黄子坚在会上大做“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
校长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接着，冯友兰上台说
要是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
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
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很
多人。两人发言之后，会场异常活跃，纷纷举出三
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
感到联大的三校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
上。
在联大成立前，三校就有过协作。除了互相兼
课和学术上协作之外，行政上也有协作。那时大学
都是单独招生，考生一般要投考几个大学，异常疲
劳。就在1937年暑假，清华和北大共同宣布联合招
考新生，共同出题，共同考试，分别录取。试场设
在故宫，考试桌椅都已运进去，社会上传为“殿试
”，后因卢沟桥炮响给冲垮了。这是校际协作的先
声。
抗战期间，物价上涨，供应短缺，联大同人生
活极为清苦。梅校长在常委会建议一定要保证全校
师生不断粮，按月每户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实物，租
车派人到邻近各县购运。这工作是艰苦的、危险的
。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门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
，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这又是一桩大协作。
在昆明生活极端困难的时候，清华大学利用工
学院暂时不需用的设备设立清华服务社，从事生产
，用它的盈余补助清华同人生活。这事本与外校无
关。梅校长顾念北大、南开同人同在贫困，年终送
给大家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馈赠，从而看出梅校长
的公正无私。
梅贻琦校长生活朴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长袍
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见的。1941年7
月，我和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在成都准备转重庆
回昆明，梅校长联系成飞机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邮
政汽车的机会——邮车是当时成渝公路上最可靠的
交通工具——梅校长觉得邮车只比飞机晚到一天，
既可以三个人不分散，还可以为公家节约200多元，
于是坚决退了飞机票。这种宁可自己劳顿一些而为
公家节约的精神，是可贵的，俭朴正是他的廉洁的
支柱。
梅校长在工作中对事有主张，对人有礼貌。遇
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
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
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
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1939年10月，吴文藻、谢冰心两位先生为了躲
避空袭，移住呈贡小山上。他们伉俪都是“朋友第
一”的人。一次约梅校长、杨振声和我，还有其他
几位到呈贡做了3天短期休假。1941年5月，我又和
梅贻琦、罗常培两先生到叙永联大分校和李庄北大
文科研究分所看望，并参观武大、川大。归程中饱
尝抗战后方轰炸、水灾和旅途中意想不到的困扰，
耽搁了3个月。途中罗有一次大发雷霆，虽然不是大
事，但若处理不好，彼此易发生隔阂，不但影响友
谊，也会波及一些方面的关系。梅先生等罗火性发
过，慢条斯理地说：“我倒想过跟你一起（发火）
，但那也无济于事啊。”语词神情与诚恳的态度，
使得罗气全消了。这两次旅行，使我加深了对梅先
生的认识。
梅贻琦先生不喜多说话，但偶一发言，总是简
单扼要、条理分明，而且风趣。他谈过1900年八国
联军侵入天津时市民的情况，也谈过京剧演员的表
演艺术，也谈过满族服装和健康的关系。这些都是
在他专业以外不常接触的事物，反映出他对社会观
察的精细和敏锐。
在昆明，梅贻琦先生住在西仓坡清华办事处楼
上左厢，和梅祖彦（梅贻琦之子）同屋。一晚有同
事接他出去开会，正好没有电。临出，梅先生把煤
油灯移在外屋桌上，将灯芯捻到极小，并把火柴盒
放在灯旁，怕灯灭了祖彦回来找不到。从这一小事
看出他对下一代多么关心，做事多么细致有条理。
梅校长喜欢饮绍兴酒，但很有节制。偶尔过量
，就用右肘支着头，倚在桌边，闭目养一下神，然
后再饮，从来不醉。朋友们都称赞他的酒德，这正
是他的修养的表现。
最后，我想再谈一段联大的故事。当时，昆明
是与国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许多朋友经过总要到联
大看看。梅校长有时也要用家庭便饭招待。记得每
当聚餐快要终了的时候，梅夫人——韩咏华女士总
是笑吟吟地亲捧一大盘甜食进来，上面有鲜艳的花
纹环绕四个红字——“一定胜利”，殷勤地说：“
请再尝尝得胜糕，我们一定胜利。”这时大家一齐
站起来致谢，齐称“一定胜利！一定胜利”。这正
是我们当时一致的信念，也是联大事业的象征。

梅贻琦作为丈夫、兄长、父亲，对家庭成员在为人处世、求学从业等方面影响深刻。韩咏华、梅贻宝、梅祖彦著的《天南地北坐春风(家人眼中的梅贻琦)》以不同的角度、从多个侧面，展现了梅贻琦的品德修为、教育理念、学术成果，为读者描摹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伟大教育家形象。

我与梅贻琦
韩咏华
一家世与婚事
梅先生名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他们这个梅姓，据家谱上说，是明成祖时代由江苏武进北迁，来负责驻防天津卫的。不过到清朝末叶家道早已中落了。到他这一代共有兄弟姐妹10人。他在弟兄中排行老大。他父亲虽考取了功名，但始终不得志，家境清苦，失意之下，常吸鸦片烟。
梅先生1909年考取清华第一批官费留美。10月到美国，次年入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简称为WPI）攻读电机工程。5年后回国。出国前，家里给他订了婚。回国后，看到家里困难，他就毅然退婚，单身工作好几年，担负着养家的重任。甚至成家之后，还拿出薪水的三分之二赡养父母，照顾弟妹。直到三弟贻琳做事之后，帮助一点家里，情况才稍许好转。
说起梅先生和我的婚事，还得先说说我的“家世”。我们韩家原籍安徽。前十代搬到天津。梅先生的叔祖和我祖父是世交，因此，我们彼此熟悉。我父亲与严修（严范孙）先生也是世交。我们家里房子不够住，父亲向严老借房住，一住就是十几年。我们弟兄姐妹7人，都在严老门下读书，是严老培养起来的。我13岁上幼稚师范，16岁毕业后在幼稚园当教员。哥哥振华留日归国后主张送我到金陵去继续读书，父亲不同意，说是严老培养起来的人，应给严老效力。于是我在幼稚园工作了8年半。
再说梅先生刚回国时曾在基督教男青年会当过干事。当时我在女青年会当学生干事。我曾去邀请过梅先生来女青年会演讲，并劝他妹妹到女青年会来参加活动。后来直到在清华任教的几年中，有替他保媒说亲的，他概不为所动。据他兄弟说：“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了。”直到他快30岁的时候，经严老先生从中介绍，始与我缔结婚约。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经过，仍觉得有趣。当时，严老先生先跟我父亲谈，后又跟我哥哥谈，最后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后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我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我们于1918年订婚，1919年结婚。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由牧师证婚。我们的婚礼在当时是很新式的，家里有人不满意，纷纷批评。因为我上边的哥哥姐姐都是旧式结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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