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著名青年学者、专栏作家。主要研究足球、美女、电影、中国近现代史及政治哲学。自述：文章三流，人才二流，酒品一流，其余则不人流。尝以老友之言自励：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撰有：《从黄昏起飞》《穿越午夜之门》《百年孤影》《酒罢问君三语》《少年游》《岂有文章觉天下》《鹅城人物志》《不为什么而读书》等。

这些年来，我对康有为的认知，是一个“正一
反一合”的过程。所谓正，源于少时读正史和历史
教科书，康有为被塑造为正面人物，他的维新思想
被形容为“思想界之大飓风”“火山大喷火”，他
发起的改良运动被判定为“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
”“具有进步意义”，当然他也有局限，即阶级局
限，这被视作戊戌变法失败的最大原因。如此等等
，俱是宏大叙事，作为一名尚未发蒙的中学生，对
此只能接受，不过仅限于接受，难以深入肺腑。当
时真正打动我的应是他的一句豪言壮语。荣禄问他
，祖宗之法如何遽变，他悍然答道：“杀几个一品
大员，法即变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句
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未必可信。
随后还有一句话，与之遥相呼应，说来好笑，这竟
不是谭嗣同的名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
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而是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游说袁世凯杀荣禄、清君侧，袁世凯表态道：“
……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此言出自梁启超《
谭嗣同传）），可信度同样不高。然而，彼时我非
但无从辨识这两句话的真伪，反而为之震撼不已。
那两个“杀”字，构成了我对康有为和戊戌变法的
最初印象：康有为不是书生，而是豪杰，戊戌变法
则是杀气纵横、杀机四伏的政治运动。
二十岁后，开始读史料。我发现了非常奇异的
一幕：近世人物笔下，除了康门子弟，罕见对康有
为的正面评价。像汪康年、张元济那样，一面批评
康有为行事操之过急，不能容纳异己，一面肯定其
开风气之功，已经相当难得。更多人只有贬斥，毫
无赞词。譬如与康有为原本交情匪浅的沈曾植，其
人亦属新派人物，戊戌年后，谈及康有为，简直深
恶痛绝：“糠孽大名，遂满宇宙；南城谈士，卷舌
无声。假留我辈数人，何至令渠跳梁如此？……世
事非变法不可为，而变法之机，为此君卤莽灭裂，
中生变阻。”（《沈曾植致文廷式》）“康逆平生
伎俩，专藉名流文字，上欺贤宦，下罔生徒，如朱
蓉生（朱一新）、文仲躬（文悌），皆其徒所称为
康逆讲学至交者。文幸身为台官，得以上书自白；
蓉生身后著述大行，彼党不得以一手掩天下人耳目
……天祸人国，生此妖物。”（《沈曾植致王彦威
》）“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
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贶然自称日
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
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斲丧国家之元气。
”（《沈曾植致黄绍箕》）……若不知情，还以为
沈曾植与康有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实则二人并
无一分私怨，沈氏的批评，完全出于公论。
我读中国近代史，大爱高阳先生的小说。譬如
《慈禧全传》等，虽是小说家言，知人论世却鞭辟
入里、洞幽烛微，有时完全可作信史来读。无独有
偶，高阳对康有为也是十分不屑。不必说演义的小
说情节，单是《十疑康有为诗并注》，“奔走皇室
权贵门，每言常熟最情敦”“不幸有兄如此人，无
端诛戮忽临身”“使得人间造孽钱，师徒海外望如
仙”云云，字字如刀，把康有为切割得体无完肤。
更有甚者，高阳曾在《翁同龢传》序中立誓：“尤
其是康有为卖君、卖师、卖弟、卖友之罪，有我高
阳在，他将无所逃于天壤之间，”他声称要写一本
《戊戌变法新考》，来戳穿康有为的画皮，可惜未
竞全功。我还见过他人引用高阳的一句话：“近世
高级知识分子，欺世盗名，奸险无耻，莫过于康有
为，”只是不知出处何在，姑且抄在这里。受高阳
影响，我对康有为渐生厌憎之心，并加以“成事不
足，败事有余”的评语。
除了其人的品行，此时我对康有为的反感，还
关乎政治路线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康有为属于标
准的激进派，我则坚持渐进本位，讲究宁可十年不
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等，
对于激进主义的种种路数，如大刀阔斧、一蹴而就
，自然看不顺眼，啧有烦言。至于以康有为作靶子
，拿他开刀，则是因为，一来他是一个失败的激进
派，戊戌变法是一场失败的激进运动；二来激进主
义的缺陷，在他身上皆有鲜明表现，因此最适合拿
来批驳。
等我真正学会知人论世或知世论人（余英时先
生有言：“史者，知人论世之学也”），已经是三
十岁后。人与世是一体两面，互相成就或败坏，论
人必须知世，论世亦当知人。拿康有为来说。他的
激进，固然有学问和性格成因，却也与世道或时代
的剧变息息相关。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
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戊戌
政变记》）甲午一战，人心思变，在亡国灭种危机
感的严重刺激之下，倾向激进，正在情理之中；从
另一面讲，康有为的激进策略所主导的戊戌变法，
加剧了时代的前行速度，甚至直接点燃了近代中国
的激进主义火种，这则是人对时代的造就。明确了
这两面，我对康有为，再无爱憎分明的成见，而努
力尝试胡适所言的“持平之论”：“凡论一人，总
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胡适致苏雪林》）

引言 激进之踵
一、戊戌年的派系与思潮
二、长于素王：康有为的革命性
三、“保中国不保大清”03l
四、康有为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五、革命的改革
六、“保大清不保中国”
七、华德里飞砖
八、革命派谭嗣同
九、谭嗣同的转向：从革命到改革
十、谭嗣同之死
十一、梁启超的转向：在改革与革命之间
十二、唐才常之死
十三、戊戌六君子排名政治学
十四、戊戌第七君子
十五、袁世凯的囚徒困境
十六、慈禧反对变法吗？
十七、新旧之间的翁同龢
十八、光绪的心法与政法
十九、假如由张之洞领导戊戌变法
二十、戊戌变法的遗产
附录
一、慈禧：知识与国运
二、光绪：身体与政治
三、翁同龢：君子误国
四、过渡者张之洞
跋
主要参考文献

前面说过，戊戌年的守旧者人数最多，远过于渐进与激进之总和，后二者中，则以前者居多。当时在中央的孙家鼐，在地方的张之洞、陈宝箴等，都是渐进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1896年9月27日），时任工部尚书的孙家鼐上《议复陈遵筹京师建立学堂情形折》，其中有言：“今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为经，西学为纬；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他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张之洞还早。这些人皆属当权派，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其政治理念借权力的光环而扩散，影响力极大，绝非康有为一派所能比。
不必说孙家鼐、张之洞等，且来看康有为最亲密的朋友圈，亦有渐进与激进之分。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杨深秀、林旭三人，与康有为一样倾向激进，杨锐是张之洞的人马，刘光第与张之洞常有往来，二人追随张之洞而倾向渐进。最好玩的是康广仁，作为康有为的弟弟，而且受康有为株连而死，他的政治光谱，与其兄并不一致。在致康有为弟子何树龄（字易一）信中，他曾对康有为大加批评：“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康幼博茂才遗稿》）——茅海建认为此信可疑，不过这番话应是康广仁的本意，可参康有为《我史》所记载的康广仁之言：“自八股废后，民智大开，中国必不亡。上既无权，必不能举行新政。不如归去，选港中西文学者，教以大道，三年当必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未晚也。”从这两段话尤其形容康有为的五个“太”字来看，康广仁明显属于渐进一系。在他看来，变法阻力太大，不宜以卵击石，八股已废，风气已开，后面不妨慢慢来，故而建议“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可惜康有为压根不听，一意孤行，最终让兄弟白白牺牲，渐进者为激进买单。
与康有为同一天受光绪召见的张元济，政治倾向和策略与康广仁十分相近。据其回忆：“……诏下之日，长素（康有为）留居日下，日日鼓吹变法甚力。余谓长素，八股既废，千百年之锢疾一旦扫除，聪明才智之士必将争入学堂，讲求实学，一二十年后人才辈出，新政之行，易如反掌，力劝长素作一结束，不必更求其他，即日南下，尽力兴学。而长素不从，且益激进。”（张元济《为刘忍斋跋康长素札》）
P16-17

守旧、渐进、激进，哪一条路更适合内外交困的大清？变法者如何处理与既得利益者的关系，既得利益者又如何处理与变法者的关系？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打开羽戈著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精)》，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两甲子前的戊戌年，洞察激进的起源，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什么激进”。

激进之踵
中国语境之下，近代乃是一个含混、暖昧、充
满弹性的概念。中国近代史始于何时，终于何时，
一直备受争议。譬如起点，有人定位于宋朝，有人
定位于晚明，有人定位于乾隆末年，有人定位于第
二次鸦片战争；至于终点，更是众说纷纭。这里姑
且依照最正统的历史叙事：“中国近代史始自1840
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
覆亡，”掐指算来，连头带尾共计一百一十年。其
分界点，一般判定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皇权覆
亡，共和诞生。不过，倘按年限折中，当定格于
1894年，按干支纪年，这一年是甲午年，六月二十
三日（7月25日），甲午战争（或日“中日战争”“
清日战争”）爆发，大清王朝惨败，国运就此急转
直下，一去不还。
以甲午战争为分界点，有两条历史脉络愈发明
晰可循。一是“三变说”，即贯通中国近代史的“
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从器物之
变到制度之变，转折点便是甲午战争，有一种观点
认为，这场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中国
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自此国人渐渐意识到天朝与
列强的真正差距，不是器物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
人。二是国家危机的嬗变。甲午之前，清朝虽屡受
列强欺凌，一度连京城都惨遭沦陷，皇帝仓皇北逃
，结果不外乎赔款了事，并无亡国之忧，此时国家
危机更多表现为经济危机，所谓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不是问题，至少不是什么大问题，故而大多国人尚
未感受到危机四伏、危急存亡；甲午之后，画风大
变，不仅赔款，还得割地，“今日报传割台湾，神
州赤县同一哭”，由日本领头，激起了一场瓜分中
国的狂潮，名曰“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从此笼罩
于中国人的头顶，长达五十年之久，直至1945年抗
战胜利，才守得云开见月明，其影响，甚至蔓延到
今人身上，因为它不仅定义了中国的转型进程，还
塑造了政治和文化的思维方式。这两点，尤其后者
，乃是我们阅读中国近代史的关键。
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到底有多么浓重、恐怖呢
？不妨观测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彼时彼刻，无论
皇帝、大臣，还是民间的知识人，在他们嘴边或笔
下，传播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正是“亡国”。譬如
“不能为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滞、
公开呼喊“中国必亡”的康有为、一直在筹划“亡
后之计”“亡后之图”的谭嗣同等，乃至整个朝廷
，皆有亡国之忧。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
（1898年3月25日）皮锡瑞日记，朝廷致电陕甘总督
魏光焘云：“长安古宫殿，尚存若干？”魏光焘答
：“惟府城隍庙犹有规模。”这番问答，显见朝廷
的小心思，一旦京城不保，则当西迁避难。对此，
皮锡瑞斥道：“……既弃宗社，不得已而西迁，当
仿卫文公之布衣，越勾践之尝胆，岂宜先问宫殿！
”熊希龄补刀道：“今欲西幸，尚不知外国允许否
？彼如以债项未清，扣留不放，将若之何？”（皮
锡瑞《师伏堂日记》）请注意，皮锡瑞写日记的时
间是戊戌年而非庚子年，因此这段记述正有点预言
或一语成谶的意思，两年后朝廷果然西迁——更堂
皇的说法叫“西狩”。这与其说印证了执政者的先
见之明，不如说呈现了历史走势之了然。
再说康有为、谭嗣同对亡国灭种的反应。唯有
意识到，甲午之后亡国的压力何其沉重，灭种的焦
虑何其急切，才能“了解之同情”康有为、谭嗣同
在戊戌年前后的种种激进之举。譬如康有为建议把
西藏卖给英国，以筹措变法经费，谭嗣同不仅要卖
西藏，还要卖新疆给俄罗斯，倘若钱不够用，还可
以卖内外蒙古、青海等；又如，康有为曾设想，迁
徙一批中国人到巴西，“开巴西以存吾种”，这样
即便中国被列强瓜分而灭亡，其种族至少可在巴西
得以延续……这等行径，在今人眼里，正与卖国无
异，康有为、谭嗣同势必难逃卖国贼之骂名。但是
需要注意，康有为、谭嗣同出卖国土，起因则在爱
国，目的则在保国，合边陲而保中心，有如壮士断
腕。当爱国与保国陷入一种割肉式的功利主义困境
，其痛苦与纠结，那些不曾在亡国灭种的历史阴影
之下彷徨、奔逃的后人，如何能够体味？
……
1943年9月，在中国担任外交官的费正清（John
KingFairbank）致信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博士，谈到中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困境
。这些自由主义者，大都具备留美背景，“是美国
体制与科学准则培养的最好典范”，不过“至今仍
然没有为中国的进步提供多大动力”。“对于如何
推动国家前进，他们还提不出明确的方向。他们正
在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百
家争鸣、自由讲学的好时光的再次来临。事实上这
种好时光可能永不再现了。”最后他设想，换作他
是中国人，在此乱世，能做什么?结论非常明确，“
我想做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事情，不激进无
以成事”。（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不激进无以成事，这七个字，堪称中国近代史
的最佳注脚。当然，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有人视之
为潮流，有人则视之为旋涡，在后者眼里，中国从
近代向现代转型，所感染的一大病症即可形容为“
激进之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告别革
命”的呼喊声中，对激进主义的剧烈批判构成了中
国学界与舆论界的主流。可是，如果不能洞察激进
的起源，如果不去追究“说什么激进”背后的“为
什么激进”，如果不愿设身处地去追索为什么众多
国人会投身激进之河，那么不管后世的批判多么慷
慨激昂，多么痛心疾首，都无法驱散激进的身影，
阻止激进的返潮，而终将陷入杜牧《阿房宫赋》所
描绘的历史恶性循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
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
运动，当推戊戌变法。故此，让我们的目光退回到
两甲子前的戊戌年。

激进是一柄双刃剑。激进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导演的第一场政治运动，当推戊戌变法。羽戈著的《激进之踵(戊戌变法反思录)(精)》梳理了这场政治运动中的派系和主要人物、事件，还原真实的历史，分析激进思潮的发展，总结并反思，认为以革命方式进行改革是戊戍变法变法失败的主因。作者希望通过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历史回到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