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的《细讲中国历史(共12册)(精)》以时间为纲、专题为目，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风俗等领域（方面）。以学术性为基础，以连贯性为原则，在反映各朝代特点的同时强调通俗性，文笔生动，深入浅出。

夏
序 一 李学勤
序 二 郭志坤
导 语
第一章 五帝时代和先夏史
第一节 万年前的中华文明起步
第二节 延绵千年的五帝时代
第三节 龙山文化和“龙”文化
第四节 作为“百里之诸侯”的先夏族
第五节 先夏史是五帝时代的文化亮点
第二章 早中期的治水英雄鲧
第一节 旷日持久的洪水大泛滥
第二节 鲧的治水业绩
第三节 鲧的个性及悲剧结局
第三章 大禹：“三代”第一王
第一节 “三过家门而不入”
第二节 治水十三年功成
第三节 “唯禹之功为大”
第四节 成为“三代”第一王
第四章 禹定九州和铸九鼎
第一节 天下九州的划分
第二节 禹贡制度
第三节 禹铸“九鼎”和王权建设
第四节 禹，一个新历史时期的领军人物
第五章 夏王朝的建立
第一节 禅让和禅让制度的衰微
第二节 传子制度的确立
第三节 夏启艰难的建国历程
第四节 “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第六章 夏王朝的兴盛
第一节 太康失国和“五子之歌”
第二节 后羿代夏
第三节 少康流亡中的砥砺
第四节 “天下共主，九夷来宾”的中兴盛况
第七章 夏王朝的衰亡
第一节 孔甲“乱夏”
第二节 “武伤百姓”的夏桀
第三节 商汤代夏
第八章 夏王朝的权威
第一节 “王”字内涵的变迁
第二节 王城—夏王朝权威的旗帜
第三节 “夏后氏官百”
第四节 宽严相济的夏代法制
第九章 夏朝划时代的文明进步
第一节 新时代和新文明
第二节 历法时代
第三节 青铜时代
第四节 玉石时代
第十章 为礼仪之邦奠基的夏礼
第一节 夏礼和中华传统礼仪
第二节 “始诸饮食”的夏礼
第三节 夏礼的基石：孝礼
第四节 “以天下养”的养老思想
第五节 “慎终追远不忘祖”
第十一章 夏代民生掠影
第一节 养民“九功”
第二节 “邑”和“邑人”
第三节 邑人的食谱
第四节 尚黑右衽的夏装
第五节 “开道”与“筑梁”
第十二章 典籍中的夏代
第一节 《诗》《书》等典籍中的夏代
第二节 先秦诸子对夏代的追记
第三节 司马迁的考察报告《夏本纪》
第十三章 二里头遗址昭示的夏代文明
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发现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和分布地区
第三节 二里头文化昭示的夏代文明
附 录
附录一 大 事 记
附录二 夏代世系表
附录三 主要参考书目
结束语
殷商
西周
春秋
战国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宋
元
明
清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
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
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
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
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
世纪初的对话”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
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
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
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
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
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
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
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
直到最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
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
说，是“面向大众”；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
“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
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
说过，历史虽不能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
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精
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
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
，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
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
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
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
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
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
“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
大讲授《国史大纲》，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
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
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
的国民。”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
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
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
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
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
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
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
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
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
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面向大众”与“通俗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历
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
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
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典范，然而
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
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
》，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
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
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
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
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
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
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
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
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
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
是专供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
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
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
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面向大众”的，并
且在“通俗化”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
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
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
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
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
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8月17日

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的《细讲中国历史(共12册)(精)》主要细述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兴盛、衰落与终结，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生活、文化等作了深入浅出的解析，既重视重要史实的还原与细节的描画，又注意历史叙事的详略把握。全书呈现出了古代政治历史与社会变化的复杂性，并为人们理解清代提供生动而丰富的史事依据。全书附有大事年表、帝王世系以及历史地图。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正是应国家、社会之需
要的图书。通过这套丛书，可以学习和发扬中华民
族的爱国传统、奋斗精神，学习和借鉴国历史上治
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作者多是历史学博士、教授、
副教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我认为这套书是很
有特色的通俗化的学术著作。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有特色的普及版
中国历史著作，深入浅出，结构合理、图文并茂，
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加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
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
，对某些典故加以评说，对某些神话传说加以评论
，附录内容除了通俗普及作用外，还大大增强了学
术性和 性。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 的，应该说切中
了时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转
型过程中，因此，特别需要重视从悠久的历史中汲
取经验，在这方面这套书可以提供 的帮助。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康熙元年十一月十五日，江南地方讹传，说康熙皇帝已经下谕，要求各年拖欠的钱粮都要在这一天全部完足，否则“欠者籍没，全家流徙绝域”。谁都不想被抄家产、被发配边疆，所以有办法的都争先恐后地在这一天当中，到衙门去交钱粮，衙门胥吏们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奏销一案，据苏、松、常、镇四府和溧阳一县的统计，共欠有条银五万多两，被黜革的士绅达一万三千多人。由于康熙并未亲政，事事由四位辅佐大臣决断，江南是汉人强势集居之地，他们处理起来自然绝不手软。比如，探花、编修官叶芳蔼只欠一厘，就被降职，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松江府学生程兆璧的粮册上开明只欠七丝，一厘都不到，被革除了功名。哪怕是欠一毫，也与欠千金同罪，政令可谓严苛。
康熙六年五月，康熙有了亲政的机会，曾让臣下进言，有人就要求对士绅采取宽宥的措施，特别是江南地区。譬如，在初六日，兵部尚书龚鼎孳就上疏请求宽免奏销。他说：“臣伏读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恩诏，凡顺治十八年以前拖欠钱粮及官吏侵欺偷盗库银者，一概宽免，大恩溥遍，薄海欢呼矣。乃顺治十八年内各省奏销十七年绅衿欠粮等案，该抚不论多寡，一概指参，该部未经查核，一概降革，以致三吴财赋最重，故明三百年来从不能完之地，而年来俱报全完，虽惕息于功令，不敢不勉力输将，然该抚朝夜拮据及地方剜肉医疮之状，可以想见。”他提出，朝廷提出奏销措施后，地方推行中常常一刀切，不论轻重，士绅都被参革，地方就被迫剜肉医疮，以弥补拖欠钱粮，实在有不妥之处；奏销之中要分别情形，酌情开复士绅功名职位，以减轻民困，这样才更能体现皇上的恩泽。结果，和其他奏请宽免的奏疏一样，都未被批准。这可能与康熙无关，因为真正主政的，还不是康熙本人。
康熙八年，总督麻勒吉到江南巡视，苏、松地方士绅上书诉苦，麻总督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他连同苏、松、常地方知府一起上书，要求对江南士绅给予照顾，同样被驳了回来。自此地方上无人再敢上书。
次年，全国发生水灾，中央下令：“凡被灾之地，白银蠲免十分之三，漕米分作三年带征折色。”再次年，康熙下诏，规定以前拖欠的钱粮暂行停征，以示国家轸恤之意。
康熙对江南日渐重视起来，在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又下诏说：“江南连岁水灾，康熙十四年分钱粮蠲十之五。”这个政策，根本未经中央部门讨论，是康熙亲自颁布的，让江南民众十分感激。第二年，因边疆战事未休，军饷缺乏，户部决定在“捐省条例内”议开一款：“顺治十七年奏销一案，凡绅衿无别案被黜者，分别纳银，许其开复，原系职官，照品级纳银，自六千两起至五百两止，进士纳银一千五百两，举人纳银八百两，贡、监生纳银二百两，生员纳银一百二十两，俱准开复。若运米豆、草束于秦、楚、闽、粤危疆输纳者，减本省之半。”意思无非是让江南士绅们为保住原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而捐钱支持前方战事，既解决军备问题，也体面地恢复士绅们的地位。
然而，即使这样的要求，大部分士绅还是无力再出这么多钱，只能望功名而兴叹，无法再回复到以前的逍遥时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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