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茶法经过两宋的繁盛之后，到明朝后期被泡茶所取代。如果说我国的茶叶生产和饮茶的第一个高峰期是唐代的话，那么宋代则是第二个高峰期，明清乃是第三个高峰期。
从明代开始，被元蒙时代冷落的茶叶生产和饮茶得以复兴与昌盛。其表现为朝廷设立了“茶司马”，负责管理与北方民族用茶换马匹等事宜。这就意味着茶叶生产关系到对外贸易和军队建设，非同于一般的为满足饮茶消遣与作乐了，此其一。其二，茶著再度出现兴旺。在明代出版的茶著有50多部，其数量与质量都超过了唐代和宋代。其三，在继承宋代斗茶习俗的基础上，侧重于遴选佳茗，突出了对茶的质量要求，淡化了消遣功能，遴选出了一些名茶，如虎丘茶、天池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等。其四，开始摒弃唐宋以来对茶叶的深加工的做法，提倡制作“精于炒焙，不损本真”的“炒青法”，重视茶叶原有的香气和滋味。这样，唐宋时代提倡的碾造加工的粉末茶，如研膏、蜡面、龙团等加工茶，失去了茶的真味和茶性，使得传统的饮茶方式逐渐淡出。其五，随着“炒青法”的普及和推广，烹煎茶的方法逐渐被冲泡法所取代。其六，出现于宋代的花茶，经过了元蒙时代的冷落，到明代又得到提倡。用于窨制花茶的花卉除了木樨、茉莉、玫瑰外，还用兰蕙、菊花、栀子、木香等花卉窨制花茶，从而扩大了花茶的范围，也使花茶得到普及。
明代的皇族朱权在他的《茶谱序》中提出，“茶之为物，可以助诗兴而云顿色，可以伏睡魔而天地忘形，可以倍清淡而万象惊寒”，“乃与客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卢仝吃七碗，老苏不禁三碗，予以一瓯，足可通仙灵矣”。这些论断如果出自平民或许影响不大，而朱权属于皇族，他的倡导当然是举足轻重，因而明朝的茶道不仅是烹茶方法的改变，更为饮茶赋予了致清导和、冲淡闲洁、韵高致静的品性，进一步完善了唐代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
到明朝末期和清朝中期，一些茶学专家，如张源、许次纾、程用宾、张岱、袁枚等人在他们的茶著中发扬了泡茶茶艺，总结出撮泡（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壶泡和功夫茶等形式的泡茶道。
其实，最初的泡茶方法来自民间，在川东、鄂西交界的地方，采摘茶叶时，将老叶碾成粉末，用米汤搅拌做成茶饼。饮茶之前，先在火上将茶饼烤成红褐色，再捣成粉末，放进瓷器中，用葱花、姜片、橘子作作料，加入沸水浇泡。当地人用这种茶来醒酒。后来逐渐演变为寺庙庵茶的撮泡法（将茶叶放在茶瓯里注沸水冲泡）和随着紫砂壶的问世而出现的壶泡法。这种泡法被茶学家肯定和提倡之后，很快就流行开来。
壶泡法到了清代，伴随着福建武夷山的乌龙茶的发展，又出现了用小壶小杯冲泡品饮的功夫茶法。壶泡法是清饮，不加作料。撮泡法在明朝使用无盖的盏、瓯来泡茶，清代在宫廷和豪门富户中用有盖和托的盖碗冲泡，便于保温、端接和品饮。现代又采用有柄有盖的茶杯冲泡或用敞口的玻璃杯来泡茶，透过杯子可观赏汤色、芽叶舒展的情形。同时还设计建造了茶寮，作为推行茶道的地方。这都是明清茶人的杰出贡献。尽管明清茶人继承了唐宋茶人的饮茶修道思想，但创新不多，只是使泡茶道得以延伸，今天我们的泡茶方法仍然是沿用了明清时期的泡茶道。
清代的皇廷很重视茶叶生产与饮茶，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这表现在允许农民自由种植茶叶，对茶叶销售的管理也采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的办法，不仅促进了茶叶生产，也为饮茶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平民百姓真正做到了“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这说明平民百姓饮茶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进入近代、现代以后，由于战乱频仍，茶文化陷于低谷。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的振兴，重整茶文化的大旗，逐渐恢复和发展了传统的茶文化；大陆则在20世纪90年代，因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也促进了传统茶文化的复兴和发展。20世纪我国茶文化的最大收获有二：一是基本确立了我国茶道的精髓——“和”；二是各地大小城镇的茶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茶文化的兴旺和繁荣。
总之，中国茶道的演变规律是在煮茶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煎茶道，在煎茶道的基础上形成了点茶道，又在点茶道的基础上形成了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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