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以大量与自身有过直接接触的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张闻天等几十位中共领袖在各历史阶段的情况，揭示了我党、我军在各个时期的思想和动态。如“遵义会议”是国人家喻户晓的历史事物，但绝大部分的国人只知道遵义会议的内容，至于会议的选址、保卫等情况则少有人知。看了这部回忆录后就全明白了，原来当时对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有几种不同的意见，而最后的决定不是中央领导而是王智涛作出的。当时的王智涛身兼四职，直接负责安排党中央、苏维埃政府的领袖及全纵队15000余人的行军和宿营等繁重的工作。

王智涛将军作为中国革命史重要阶段的见证人（许多阶段是当事人），将自身的沧桑岁月结合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征，用朴实又不乏生动的语言写成的回忆录，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是一部为党史研究者提供的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

王智涛珍藏了战争时期的三百余份数百万字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决议、会议记录、领导人讲话、信函报告、期刊等，最早一份是1933年10月，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项英签发的作战命令。《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军事教官——王智涛回忆录》选录了部分珍贵史料，它不仅坚实有力地支撑了作者的记忆，同时传递出大量历史信息。结合作者对人物群像、重大事件的生动、具体忆述，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回味与思考的广阔空间。

本书以意识流的笔触记述了将军从军于国民革命军、赴苏联就读于基辅步兵学校，及在延安从事军事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担任军队要职参加三大战役等事件，也记述了文化大革命中受诬陷迫害、被隔离审查流放的情况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致力于改革开放、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

第一章 出身贫苦，立志求学

 家境贫寒，酷爱读书

 在朋友帮助下读完高小

 辍学做童工，炉火前成长

第二章 参加国民军

 军中小教员

 初上战场

 在学兵团和军官教导团

 我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宣侠父

 刘伯坚指路，到莫斯科去

 西北军中的师友故旧

第三章 在基辅步兵学校

 莫斯科短期集训

 在步校的学习和生活

 第一次接受党交付的任务

 参加苏军全军运动会

 共产国际举办第一期军事集训

 结识陈赓同志

 共产国际举办第二期军事集训

 “四一二”前后留学生中的斗争

 聆听斯大林作报告

 蒋经国的公开声明

 风云突变，分道扬镳

第四章 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

 加入苏联共青团

 同窗刘伯承

 在苏召开的中共“六大”

 瞿秋白传达“六大”精神并作自我批评

 初识周恩来

 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接触

 从学员到教官

第五章 在共产国际从事军事教育工作

 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

 莫斯科步兵学校的中国科和中国连

 参加苏共反“托派”斗争和清党运动

 加入苏联共产党

 关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全能游击教官”

 艰难归国路

第六章 来到中央苏区

 到红军学校当军事教员

 被陈赓“打土豪”

 与伍修权一起给李德当翻译

 稻田中的“独立房子”

 中央领导对李德的不同态度

 创建红军第一支防空部队

 李德推行冒险主义战略战术

 陈毅和林彪对李德军事路线的表态

 黎川失守，李德要枪毙萧劲光

 福建兵变，惜失良机

 “广昌决战”，北大门失守

 在瑞金召开的最高军事会议

 决定战略转移

 打开南下西行通道

第七章 随中央和军委纵队长征

 向西突围

 李德再次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血染湘江

 黎平会议的意义

 我所知道的遵义会议

 防空司令和设营司令

 长征中的干部团

 钱壮飞之死与三百红军命案

 从会师到分裂——与张国焘的斗争

 长征——不朽的丰碑

第八章 卫戍革命临时首府保安

 肃清反动武装

 发动群众扩红、支红

 迎接党中央和军委进驻

 由保安卫戍司令改任参谋长

 接待斯诺和马海德

 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第九章 从红大到抗大

 中央决定筹建红大

 毛泽东找我谈教育问题

 军事教育排头兵

 奔赴前线，参观见学

 深入敌后办学

 参加百团大战

 抗大总校一至六期概况

 组建抗大分校

 中央领导对抗大关怀备至

 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平反错案，胡耀邦才华初显

 校务会上直言陈述惹风波

 挚友杨兰史英年早逝

 毛泽东亲自动员工作大检查

 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

 介绍陈赓与傅涯相识

 抗大五春秋，拳拳赤子心

第十章 战斗在太行山上

 初到一二九师

 短期训练班与速成教学法

 加强战术训练，提高指挥能力

 出任三八五旅参谋长

 利用战事间隙，大抓军事训练

 三八五旅组织机构的变革

 参加邢（台）沙（河）永（年）战役

 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翼（城）浮（山）战役

 反“蚕食”斗争及粉碎日寇“秋季攻势”

 蟠武和林南战役

第十一章 入中央党校学习，参加延安整风

 邓小平谈话点到要害

 写自传，接受审干

 路线教育和世界观教育

 中央党校举办军事教员训练班

 朱、彭老总批评我不懂政治

第十二章 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

 反“摩擦”和反“蚕食”斗争

 调查处理安平事件

 调任冀东军区参谋长

 参加辽沈、平津战役

 在东北野战军整训司令部

 出任东北航校教育长

第十三章 保卫华东和上海的蓝天

 上海防司组织机构变革

 与苏军协同空防作战

 组建新部队，提升防空实力

 抓学习、抓训练、抓作风

 华东防空部队实兵演习

 陈老总的教诲

 “三反运动”中的惊天大案

第十四章 创办防空指挥学校

 迁址武汉，建设校舍

 健全机构，抓好教学

 防空学校第一期

 创建高级防空学校

 践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

 在高级防校期间的几件大事

 调离高级防空学校

第十五章 在军事科研战线

 编写战斗条令

 铸就优良的科研作风

 建院五年，硕果累累

 学习空军的“突出政治”

 重病期间战友情深

第十六章 十年动乱，经受考验

 从“群众审查”到“组织审查”

 审查我与李立三的关系

 审查我与马海德、米勒的关系

 审查我与张义吾、王一的关系

 审查我与王范的关系

 审查我与彭德怀的关系

 “假共产党员真国民党分子”问题

 在非法关押中抗争

 所谓“叛徒”问题

 “纸条事件”

 患难之中相濡以沫

 解除隔离，疏散外地

 拜望三位老帅

 我也要造回反

 彻底平反，恢复工作

第十七章 晚年的回忆与思考

 积极参与学术研究

 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回顾历史，撰写回忆录

 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回答

王智涛生平大事年表

后记

在步校的学习和生活

基辅步校的全称是“加米涅夫基辅高等合成军事学校”（以苏联英雄加米涅夫命名），位于乌克兰首府基辅市。这是苏联红军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第一所步兵学校，1918年12月，苏联红军成立了“东方战线红军指战员培训班”。1919年7月，培训班更名为“东方战线军事学校”。1921年5月迁至基辅后改为此名。在任的苏联陆军高级将领铁木辛哥、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等都是该校的毕业生，所以享有“步兵第一校”的美誉。步校职能是培养陆军中下级指挥员。校长拉齐斯中将，参加革命前是炼钢工人，在十月革命和国内革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是著名军事家，曾被授予列宁勋章。他担任校长前是莫斯科军区司令员，在苏军威望很高。政委是更有名气的米哈依洛夫大将，他曾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步校的教员大多数是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校级军官，步校政治思想教育抓得很紧，纪律也很严明，教学设备和生活条件一流，教学方法、课程编排、教材编程都很科学。

1925年10月10日，基辅步校派来的中国队副主任金重熙中校（朝鲜人，能说流利的汉语）率被分配到步校的十六名学员乘火车从莫斯科出发，第二天抵达基辅。

我们从入校学习的第一天起，即正式加入了苏联红军。所在的中国队一开始只有我们十六人，学习按各自学科编人苏联军官班，生活则集中到中国队统一管理。我被编入步兵一班，任班长，授上尉军衔。为了方便与苏联同志交往，我们都起了俄文名字，我叫智林斯基。同班有田德修，中尉，俄文名字叫吉合诺夫。马宗显（刘英）被编入骑兵二班，中尉，俄文名字叫马尔塞夫。开课后不久，又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来了几个人，其中就有师哲，他当时叫师习德，俄文名字叫高尔斯基，他分在工兵一班。

中国队的学员由于语言障碍，开始很难适应教学。我们一边投入军政学习，借助几个翻译勉强跟班上课，一边参加紧张的俄语教学。每天上午四个小时课，加上课余时间勤学苦练，不到四个月，我们的语言能力就初步达到教学要求了。翻译鲍吉三（曾是中国支队主要负责人，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中战功卓著）、赵秀峰（俄文名字希洛，曾是西伯利亚工人，后到东方大学学习）、毕耀亭（曾是红色游击队员和骑兵战士，在苏联国内革命战争中立过战功）、李特（俄文名字基洛夫，安徽人，东方大学学生。回国后曾任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西路军参谋长等职。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被打成托派。于1939年被错杀。后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和苏联人拉比诺维奇（毕业于苏联东方语言学院，步兵学校专职翻译），他们的课堂教学和课下辅导，对我们俄语水平的提高帮助很大。

当时，步兵学校的基础课程主要是：  文化课：课程有俄文、代数、三角、几何、物理、化学、外语（我选修英文，后来还学了点儿法文）。我是高小毕业，所以选修了七级班（苏联是十年制教育，七级班相当于国内的初二）。我的文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很快进入了八级班。毕业时，已完成了苏联十年教育的全部课程。

政治课：主要教材是步校自编的马列主义概论，后来增加了《苏共党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斯大林的指示讲话等。政治教育分高、中、低班，我在中班，后来升人高班。系统地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更加坚定了争取入团、入党的决心。

军事课：不同兵种、不同年级教材和教学内容各异。共同科目是人人都要参加的，是我比较熟悉的队列、制式教练、射击、投弹、刺杀、擒拿、格斗、爆破、军体、土工作业、单兵战术、兵器和地形学、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业务等。

步兵班的专业课程主要是战术学，从班、排、连，到营、团的进攻和防御。主要包括兵力部署、火器配置、工事构筑、预案想定、首长决心、炮火准备、火力运用、发起冲击和组织防御、袭击和反袭击、预备队的配置和使用、攻防转换、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各种战术、夜战和特殊气候天气的战术等内容。后来，增设了战役学概论。教官把理论讲得很透彻，又能结合实战中的典型战例逐点解剖和分析，并组织学员深入讨论。战术教学中，校方很重视沙盘推演和实兵野外训练，组织过多次野营和实兵实弹演习。虽然以前在学兵团和军官教导团也学过战术课程，但远不如在步校深入、全面、系统和实用。

苏联红军那时就将“正规化”作为其建军宗旨。步校在行政管理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个宗旨。学员分为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军衔大多是从少尉到上校，也有两个少将和一个中将。学校对全体学员，包括对将军学员一律平等，严格管理严格要求，并不因为他们军衔高就给予特殊待遇。

学员队的内务整齐划一，被子叠的如同豆腐块，经常进行内务检查评比。学员每天都要着装干净整齐，讲究军容风纪。发给我们的是马裤呢制式尉级军官制服，有礼服、常服、冬装、夏装之分，佩牛皮武装带，冬穿高筒皮靴，夏穿矮腰皮鞋，训练时穿软面胶鞋。校方要求是裤线笔直、皮靴黝黑锃亮、衣帽鞋袜无褶皱，还要求每日梳头，刮胡须。校园内经常有佩戴臂章的军官和士兵巡逻，纠察学员的军容风纪、军人仪态、礼节礼貌等。那时学校里就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垃圾，横穿灌木、草坪等不文明行为，大家都自觉地养成良好习惯。学校大门和教学楼、办公楼门前设置了军旗和镜子，要求大家先要照镜整装和敬礼，待卫兵还礼后，才能进入。我们每次出入，都感觉到庄严、肃穆的氛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威武雄壮的形象，有助于提高自信和自豪的军人气质。  学校很重视制式教练。队列训练占很大比例，每个学员每天都要自觉地背靠墙立正站立十分钟，使腰板保持挺拔，每天都要拔正步三百米。学校天天早上要进行以组、班、队为单位的早操练，然后是升旗仪式，每周六早晨是校会操。逢重大节日，例如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进行全校阅兵，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红军重要领导人来学校时，也要进行迎宾分列式。每次参加这些活动，走在方队里，和战友们一起以雄壮威武的姿态、铿锵有力的口号、节奏统一的步伐、整齐划一的动作接受领导人的检阅，心情是激动自豪的。

学校的课外生活丰富多彩。我学会了滑冰、打台球、跳交际舞，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队。通过文艺体育活动，增进了与苏军教职员工的交往，既有利于我们迅速提高俄语水平，又结交了苏联朋友，丰富了生活内容。

P28-30

在军事科学院的支持下，在老战友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在八十岁后开始动笔写回忆录。经过七年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困难，终于将自己一生的主要经历写出来了。

我在回忆录中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为之流血牺牲的战友；记录了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接触的历史人物以及自己对历史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并对自己一生大部时间所从事的军事教育工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回顾八十余年的历史，涉及的人和事很广，虽然主观上努力“叙必真实，议必公允”，但个人记忆难免有误，思想水平所限，见解也未必正确。我已老迈，精力不济，无力再亲自修改，只能把书稿交给家人去做后续加工了。即使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堆史料而已，我也会感到欣慰，因为毕竟没有烂在我的肚子里。当然，我更希望他们能整理出书，留给后人，或许对史学研究还有点用处。

王智涛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这是父亲年过八十岁时自己动笔一字字写下，历经七年完成的一部八十万字的手稿。

父亲决定写回忆录后，军事科学院院长郑文翰和政委王诚汉提出派几个笔杆子来帮助，父亲婉拒了。他真诚地说：“军事科学院科研任务繁重，我已离休，不能再挑担子，更不能给你们添麻烦，还是自力更生，独立完成历史赋予的最后使命吧。”

从此，父亲比在职时还要繁忙，亲手整理自己保存的历史文件和手稿，大量阅读党史军史文献，频频走访老战友。在做了充分准备后，才动笔撰写。

父亲的勤奋努力令我惊叹。他每天早上八点开始写作，整个上午几乎不离写字台。午饭后休息到两点即开始工作。晚饭后看完电视新闻即伏案写作，直到深夜。母亲无数次劝他：“八十多岁的人了，不要像小伙子那样熬夜。”父亲虽口头应承，却坚持不变。一天深夜两点，他还在伏案疾书，母亲闯进书房，生气地说：“老头子，不要命了！身体搞坏了，回忆录还怎么完成！”硬把他拉去睡觉。

父亲的严肃认真令我敬佩。他对每个记忆不确定的人和事都不马虎，不是查阅党史军史资料，就是找老战友共同回忆核对。比如：党史记载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35年1月15日，父亲保存的“遵义会议决议”的时间却是1月8日。为搞清孰对孰错，他叫哥哥、嫂子专程拜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向史学家讨教。

父亲的坚韧执著令我感动。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体日渐衰弱，几次患病住院，在医院里还不时写几笔；一出院回家，就不顾尚未康复的病体，又废寝忘食地投入写作。

父亲在他八十七岁生日那天，对全家人说：“回忆录初稿已经完成，修改、整理、成书、出版等后续事宜还很多，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实在无力完成，只能靠你们了。”我们郑重承诺后，他才宽心地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从此再也没能出来。当时母亲已经八十岁，她对初稿做了部分文字加工后，就无力再继续了。哥哥在中国轻工规划设计院当院长，工作繁忙；我在香港工作，长年不在北京。八十多万字的“初稿”只能暂时放进保险柜。1998年6月，我患脑胶质细胞瘤做了开颅手术；1999年6月父亲去世；2004年12月母亲去世；哥哥退休后曾对初稿作了部分修改，不久即病倒了，2007年9月去世。王家第一代第二代只剩下我一个人，完成“回忆录”的担子，责无旁贷由我挑起。

2005年8月，我开始动笔整理、修改。除文字加工外，主要是核对父亲叙述的人和事。我查阅了大量的党史军史资料，拜访和参观了瑞金革命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保安革命纪念馆、国防大学校史馆。还参观了共产国际总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列宁学院的旧址。经过七年艰苦努力，于2012年7月完成了六十八万字的第二稿。

通过陈赓伯伯的女儿陈知进介绍，我将第二稿交给解放军出版社资深编辑孙阿冰审阅。两年多来，她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书稿进行了专业性的加工整理，调整了结构、精练了文字，并指导和帮助我对父亲保存的大量历史文件进行了精选和拍照，设计安排到文稿中，图文印证，使书稿内容更加翔实丰富。经过我们数十次的讨论、修改，终于将五十五万字的第三稿交付出版社。《王智涛回忆录》从父亲动笔到写出初稿，到我接手修改、整理，再到成书出版，历时三十年。这本书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也是父亲的老战友以及众多朋友关心支持的成果。

我感谢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钱海皓，他非常关心这本书，还送了许多党史军史书籍，供父亲和我参考。我感谢我的爱人，她的鼓励和支持，是我坚持不懈、抱病完成父亲遗嘱的动力之一，每章写完后，她都认真阅读，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感谢老同学李新南的夫人赵进军，她是新闻出版社的编辑，曾帮我修改过第二稿。我感谢瑞金革命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抗大纪念馆、保安革命纪念馆、国防大学校史馆，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我感谢后勤学院邵维正、空军学院刘弥群，他们派人帮助整理了我父亲保存的历史文件。我感谢陈松、费侃如、高慧琳、李英男、李亚龙、马祥林、陈宏城、陈丽蓉、林伟恒、韩柏、冯春山、陈清华、黄贝、安为民、姜为民、韩亚军、李晓丽、李燕玲、王代平、刘怀冲、包国俊、陈广灿、徐玉柱、张晓明、孙振江、朱奎玉、张明金、谢国钧、徐金洲、李永、李戎等同志和朋友，他们对本书的写作都曾给予帮助。我感谢“忘年交”王秋磊，他是我的计算机老师和义务“录入员”。

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朋友们。

王亚慧

2015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