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气质》以独特的视角，描述了19世纪末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和性格特征，揭露了中国人好面子、缺少公共责任心、缺乏诚信、喜猜忌、保守、节俭过度等劣根。本书作者明恩溥是位美国传教士，他曾建议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青年学生赴美留学。清华大学、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的建成，也都与这位传教士有关系。

时过境迁，今又译印此书，对比今昔面貌，以期能促进、深化国人的思索。

《中国人的气质》是明恩溥在《字林西报》发表的一组介绍中国人生活、风俗和性格的文章的合集，生动概括、描述了中国人的一些典型性格特点。虽然也有误解和偏见，但大部分的观点还是客观犀利的，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生活“真相”有深刻的了解。

第一章 面子

第二章 节俭

第三章 勤劳

第四章 礼节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第六章 漠视精确

第七章 误解的本领

第八章 拐弯抹角的本领

第九章 灵活的固执

第十章 心智混沌

第十一章 神经麻木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第十四章 因循守旧

第十五章 漠视舒适与便利

第十六章 生命力

第十七章 坚忍与坚持

第十八章 知足常乐

第十九章 孝道

第二十章 仁善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气”

第二十三章 共担责任与尊重法律

第二十四章 相互猜疑

第二十五章 缺乏诚信

第二十六章 神论、泛神论和神论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状与需求

勤劳，是指对任何工作表现出的一惯的勤勉和刻苦——对事务持久的关注力。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受褒奖的美德之一，是始终赢得尊敬的一种品德。

一个民族的勤劳大体由长度、广度和强度三个维度构成；也可以说两个维度是外延属性，一个维度是内涵属性。我们说的长度是指勤劳持续的时间；广度指勤劳的人数；强度指在“一惯地勤勉和刻苦”和“对事务持久的关注力”中投入的精力。总的成果便是这三个要素的产物。偶然前来的游客与常住此地的居民对中国人的印象必然不尽相同，但是，毫无疑问，他们都深切地确信中国人民是勤勉的。

来华不久，当地人给我的最初印象难免让我感到，中国人简直是在各种社会事务中贯彻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名言：“全心投入，永远投入。”卫斯理将此奉为一个成功教会的守则。在中国，极少见到游手好闲的人，似乎每个人都在干活。当然也有不少富人，不用工作照样生活富足，只是他们在总人口中占很小的比例，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外国人表面看到的那么庸碌。中国的富人通常不会退休“放手”事业，而是一直尽心竭力，和白手起家时并无二致。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让我们看一下各阶层是如何体现这个民族勤劳特质的。

西方人着实难以体念中国人奉行的这种教育体制，其诸多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但有一个特点却始终令人关注——除了以勤奋赢得奖赏外，别无他法。各路后门永远为花钱买学位的人敞开着，这似乎会严重挫伤每名学生的热情，但这不是卖官鬻爵造成的最恶劣的影响。各省都在抱怨，合格的候补人员远远超过空缺的官位。所有考场，无论级别高低，总是人满为患，哪怕一个小官职也常有万人竞争。通过考察考生为这些晋级考试付出的心力，我们便能真实地了解中国人的勤奋了。《三字经》里讲过一些勤奋苦读的典范，比如有人借着萤火虫的微光学习；有人把书挂在牛角上，一边耕田一边读书。至今，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学生仍在不同程度地仿效着这种传统的勤奋。许多人取得了最初级的学位便不再勤奋，但中国人绝不视这类人为“士”，只有坚持跋涉在狭窄而艰辛的苦读之路上，最终脱颖而出的人才配得上“士”这个荣誉头衔。爷爷、儿子和孙子齐上考场，竞争同一级的学位；付出多年的光阴与顽强的毅力，才在80岁高龄换来心心念念的荣誉，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地方找得出这样的事例？

1889年春，《京报》上有几篇奏折论及参加省级科举考试的年迈考生。福建总督上奏说参加秋闱的考生中有9位超过80岁了，两位年逾九旬。他们完成了考试，文章结构严谨，书法沉稳工整。他还说，这些年迈的考生在取得了最初级的学位之后，过去的60年中参加了三次考试，即使第四次名落孙山也会被授予名誉学位。河南总督也同样上奏报说，有13名年过80的考生，还有一位超过90岁了，他们“历九日秋闱考验，行文言辞精当，全无垂暮之气”。这些惊人的报告还是被安徽的奇闻给打败了：35位考生超过了80岁，18位超过了90岁！如此奇观，何处再寻？

如果说中国读书人是勤奋不辍的，那么，中国农民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活儿，就像管家一般，永远也做不完。在北方省份，除了隆冬时节比较清闲之外，其他时间里，农民们总有活儿要干，而且是有一大堆活儿要忙。当然，世界各地的农民都或多或少地这样忙碌着，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程度是难以超越的。

农民阶层是这样，做苦役的劳工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饥贫交迫，朝不保夕，终生饱受折磨。农民们殚精竭虑地精心照看每一片白菜叶，小心地摘除每一只小害虫。这样耐心的劳作驱虫，让不断飞来的害虫都累得够呛。劳工们也是如此勤劳，寻觅着最琐碎的活计，不但要糊口填饱自己的肚皮，还要养家。到乡村旅行的人总在凌晨被叫起来赶路，据说这是风俗。然而，无论你几点上路，都会看见农民们矮小的身影，他们拿着耙子，背着篓子，四处搜寻着牲口的粪肥。在没有其他活儿可干时，拾粪就是一件永远得干且永远干不完的活儿了。

时常会看见一些人为生计所迫要打两份工，两份能相互衔接的工作。比如天津的船工在冰封河道之后就接着去拉冰爬犁，那是一种便捷的运输方式。同样，农闲时农民就继续做草帽、编穗带，这些草编制品现在已经成了大量出口的商品。总能见到中国妇女手里拿着鞋底，好像有永远纳不完的针脚似的，即使她们在巷子口聊着家长里短也不会停下手里的活计；又或者拿着线轴在纺棉线，反正她们不会闲着。

将“不知疲倦阶层”的名称授予商人及其雇员最合适不过了。虽然在西方，店员的工作也不轻松，但比起中国的店员，前者简直算是闲散了。因为后者有干不完的活儿。他们的假期少，任务重，只以间歇件的萎靡不振作为调剂。

P12－15

当证人出庭作证时，人们便期待他说出真相——全部真相、毫无杂质的真相。不少与中国有关的“证人”已经讲述了一些真相，可是，恐怕绝少有人陈述的真相不含任何杂质，更没有人说得出全部真相。一个人无论多么博学，都不可能知晓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相。因此，本书将会面临三个方面的质疑。

首先，有人会说，试图向人们描述中国人的气质特点，这注定是徒劳无果的。库克先生（George Wingrove Cooke）是伦敦《泰晤士报》1857－1858年期间的驻华记者，就像当时论及中国的其他作家那样，他拥有绝佳的机会亲眼目睹了各种生存状况的中国人，并且借鉴一些学识广博的人的看法，来透彻地理解中国人，然而，库克先生在他的书信集的前言中遗憾地表示，他对中国人气质的描述失败了：“在这些信中，我没能详尽地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实在是巨大的疏忽。这本来是一个最具魅力、最能施展才华的主题，可以尽情展示作者绝妙的假说，做出深刻的概括，得出自信的断言。我却浪费机会，没总结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任何一位批评家都会鄙视我。实际上，我已经提笔记下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某些优秀品质，很不幸，我观察的那些人却总是又表现出另一番粗鄙的言行，狠狠地推翻了我原来的结论，为了忠于事实，我只得烧掉一些往来信件。另外，我经常同几位最著名且最坦率的汉学家探讨这类事，他们和我一样，一致认为，绝不可能得出关于中国人特性的一个整体概念。当然，只有真正深入了解中国人的作家，才会遇到这种难题。一个擅用技巧的作家，即使对描写的主体一无所知，也能轻易写出辞藻华丽、看似头头是道的分析文章，然而，缺乏的恰恰是忠于事实。或许有朝一日，我们会获得必要的知识，去理解某个中国人心里闪现的种种矛盾心思，并估量这种闪念占所有中国人心理的准确分量和影响。但是目前，我非常乐于避免严格的定性分析，转而抓住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来描述中国佬（Chinaman）。”

过去30年中，中国人已然成为影响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看上去难以征服，甚至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确，只有在中国，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人，然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人仍然是一个根本无法理解的矛盾集合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中国打了几百年交道，却仍然像对待其他复杂现象那样说不清为什么我们无法对中国这个民族形成一致的认识。

对本书的另一个质疑则更为严重，即作者根本没有写作此书的资格。即使在中国生活了22年，也不能证明他有能力写出关于中国人气质的文章，正如一个人即使在银矿劳作了22年，也不足以证明他能写出冶金学或金银复本位制的论文。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没有去过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省份、仅在两个省居住过的人确实没有资格概论整个帝国的情况。本书收录的文章最初是为上海《字林西报》撰写，原本没有打算广泛传播。然而，其中一些话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加拿大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我这才应邀结集成书。

第三种质疑是，有的人认为本书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中国人伦理道德方面的观点，是误导，是不公正的。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对事物的印象不是统计结果，可以精确到小数点以后的好几位。印象如同照相底片，没有哪两张是相同的，但每一张都会如实地呈现其他底片没能捕捉到的一些东西。摄影的胶片不同，镜头不同，显影液不同，照片的成像效果自然不同。

很多久居中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远胜于我，他们实质上也同意我的观点。在另一些人看来，如果在局部添加些“高光亮色”会让这本如黑白图片一样的书更加写实。这无疑是中肯的意见，于是我对全书进行了修订，但再版时间仓促，我只得删除了原书中讨论中国人性格那部分的三分之一的内容，保留了全书最重要的章节，并新增了《知足常乐》一章。

对于中国人拥有并展现的美德自然不该吝于赞美。然而，如果屈从于这个前提，高估中国人的道德水平，这也是危险的——盲目赞美的危害不亚于肆意批评。这让人想起萨克雷（William Thackeray），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的小说中的好人总那么愚蠢，坏人却那么聪明。对此，这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回答道，他只是写下了眼前的现实，从不多想。有一幅描绘橡树的版画，观众被要求从画面中分辨出拿破仑的侧影——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初，观众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什么拿破仑的侧影，看来这个要求肯定是搞错了，可一旦被知情者清楚地指认出来，再看这幅画时，就会清晰地看到拿破仑的侧影，绝不会看不出来。同样的，在中国，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注意到，只是一旦看见，便忘不掉了。

并非每一个合乎语法的句子都要加上一个限定性从句。所以，请读者千万注意，本书无意成为整个中国的概论，也不愿作为外国人在华见闻和体会的全面概要。这些文章只是记录了一个旁观者留下的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气质”的印象。这不是一幅中华民族的肖像画，而更像几张用炭笔勾勒出的民族气质的素描。总之，这些文章仅能构成一丝光芒，无数这样的光线汇聚起来才能组成一束白光。这些文字也可视为一般的归纳性研究，其中很多可供归类的子项不仅有作者的经历，也有来自其他人的不同时期的经历。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许多例证来探讨这个主题。

密迪乐先生（Thomas Taylor Meadows）是众多研究中国及中国人的学者中最具哲学家气质的。他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让一个人正确理解外国民族的精神特质的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他精读一堆随笔杂记。因为里面会细致地记录着大量引人注目的事件，尤其是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还附有当地人对此事件所作的特别的解释。

从数量充足的事例中可以推论出一般性的原则。这种推论可能会遭到质疑或反对，但是这些供分析的事例却不容忽视，因为它们是真实的。任何关于中国人气质特征的理论终将参考这些事例。

试图寻找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异同的研究者最能体会这项研究有多难了。很多被视为中国人“独特气质”的东西仅仅是东方人的性格特点，但这一点究竟有几分是准确的，只能靠读者的经验做出判断了。

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可以通过三种途径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三种途径得到的信息都有参考价值，不过似乎还有第四种途径，比前三种加起来更有价值，这就是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中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只是并非每个描写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能拥有这样的机会。在乡村比在城市更能全面地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貌，同样，在乡村也能更好地了解民众的性格面貌。一个外国人即使在中国的城市住上10年，对中国人的真实生活状态的了解，也比不上他在农村生活一年。我们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仅次于家庭这个单元。本书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不是为了表达一位传教士的观点，而只是一个尽量避免带有任何偏见的旁观者真实地记录下个人的所见所闻。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并没有提到中国人的气质特性的哪一部分应该由基督教改造。本书绝对没有假设中国人需要基督教，但是如果他们的民族气质中出现了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修补这些缺陷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问题”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了，而是国际性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解答这个问题在20世纪将比目前更加迫切。如何让人类中的这一大部分人发展进步，任何有人文关怀的人都不能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如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必将有一系列证据来印证它，即使这些证据迄今为止还被忽视。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无论获得怎样的支持，结论却始终站不住脚。

许多年前，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回应上海商人演讲时说的话，今天听来依然准确而中肯：“当所有障碍被移开、人们得以自由地走进这个国家的内心，西方基督教文明将会面对的不是一片蛮荒，而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尽管在许多方面，它衰弱、不完善，但是它不能不令我们同情与尊敬。在即将到来的竞争中，基督教文明必须努力地在这个多疑而机敏的民族中取得成功，方法就是明确宣传，与内容囿于尘世的信仰相比，升入天堂的信仰对公众和个人的道德能够提供更好的保障。”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中国人的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儿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

1894年，美国出版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对于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对于了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贺卫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