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国会。那也是自南迦一九四八年教过我之后，我第一次再见到他。
总理讲了三个小时，每说两个字公众就喝彩。人们称他老虎、狮子、独一无二的人、天空、海洋，还有很多其他赞扬的名字。他说，那群恶棍“企图借助国外敌对势力推翻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结果被逮个正着”。
“他们应该被绞死!”南迦从后排喊道。他的喊声那么响亮，那么清晰，后来出现在议事录里，记在他的名下。在整场会议期间，他带领后排那帮猎犬般的议员，对受害者“撕咬拉扯”。如果有人想总结那天南迦的插话，他们会记下一小时连续不断的叫喊。他不是跳起来打断别人的讲话，就是坐回去发出饿狼般的嘲笑声，汗水从他脸上滚下。
当总理说，他曾将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提拔起来，而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却从背后捅了他一刀，有些议员流下了眼泪。
“他们咬了他们母亲用来喂他们的那根手指。”南迦说。这句话也被记在议事录里，我手头就有副本。不过，要想在冷冰冰的印刷物上传递那天令人激动的气氛是不可能的。
当时是什么心情，我现在很难准确地回忆。我想，我那时觉得整场会议特别不可思议。你一定要记得，在那个时候，没人有任何理由认为这件事情可能有另一面。总理一直在说。后来他做了如今著名的(或者说是臭名昭著的)庄严声明：“从今天起，我们一定要警惕，谨慎地保卫我们来之不易的自由。我们决不能再将我们的命运和非洲的命运，交给那些受过西方教育、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杂种，那些人为了一碗红豆汤。，会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母亲……”
南迦至少又喊了两遍死刑，不过没有被记录下来，无疑是因为他的喊声被会场的喧闹声淹没了。
我还记得前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站起来说话的样子——高高的个头，语调平静，表情悲伤，神态高傲。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他讲。而整个议事厅里的人，包括总理，都不停地叫喊，不让他讲。那是最让人恶心的场面。主持会议的人敲了敲木槌，表面上假装维持秩序，但你看得出，他很喜欢这种混乱的场面。公众席上骂声四起。“卖国贼”、“胆小鬼”、“叉你妈的博士”。最后一句是公众席里《每日记事》的编辑贡献的，他当时就坐在我旁边。这句妙语赢来公众席上一阵狂笑，无疑，受笑声的鼓舞，他第二天早上就把它印到了他的文章里。我引号里的用词就是他文章中的原话。
马金德博士的演讲稿显然是准备好的，不过，虽然他对着稿子念，却在议事录中被记成了一篇断章取义、毫无意义的发言。关于对发行一千五百万镑钞票计划的看法，记录上只字未提——这也许还在意料之中——但为什么要把马金德博士不可能说过的话塞进他的嘴里呢?总而言之，记议事录的那帮毛头小伙子写了一篇完全不一样的发言稿，把前部长变成了一个夸夸其谈的恶棍。比如，他们让他自诩为“名声享誉欧洲的杰出经济学家”。读到这句时，我哭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流泪的。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地记述那可耻的一幕，是想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对尊敬的M．A．南迦先生那种看到部里有了空位就无耻地狂吠嗥叫着要分一块肉的人，我没理由表示热情。
学校的所有者兼校长是个瘦削结实的男人，叫乔纳森-恩威格。他非常热衷地方政务，但总是牢骚满腹，因为他为人民组织党服务，却没有获得通常会有的奖赏，比如被派去某个国营公司或是其他地方。不过，抱怨归抱怨，他还没有绝望，从他精心准备当前这场接待会就可以看出。也许他希望从那个被提议组建的新公司里得到点什么，这个新公司会接管处理政府淘汰的所有东西(像旧床垫、椅子、电扇、废弃的打字机和其他杂物)，它们目前由公务员们拍卖。我希望他能得到委派，这样他就会时不时地离开学校。
他坚持主张让学生们排成仪仗队，从主干道一直排到校门口。老师们也要在学生队伍的尽头站成一排，等待被介绍。恩威格先生经常读《敬酒——怎样提议举杯祝饮》之类的文章，所以对这种事情非常小心。我在教工会议上强烈反对让老师像学生那样排队的提议，想激发其他人也起来反对。但那所学校的老师，脖子以上的部位都麻木了。我的朋友兼同事安德鲁．卡迪贝认为他不可能站在我这边，因为他和部长是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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