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书彬表示，“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如鼓浪屿这样，以一个不到两平方千米的弹丸小岛，就浓缩了五百年的全球化风云。”《奔腾年代（鼓浪屿上的商业浪潮）》描述的鼓浪屿，是一扇“世界之窗”，在过去五百年所发生过的一切，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证。这部书以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为背景，通过百年间发生在鼓浪屿上人、事、物，梳理出一个世界历史背景下的鼓浪屿。

何书彬、新历史合作社编著的这本《奔腾年代（鼓浪屿上的商业浪潮）》主要讲述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鼓浪屿，在几次世界经济浪潮中的更迭与发展，如何在一次次变革中焕发出一种领先的现代经济模式，深入解读鼓浪屿从传统经济模式走向现代的独特历程。全书共分为九个章节，分别是“红毛夷”来到鼓浪屿、郑氏父子时代的鼓浪屿、炮舰开启的厦门口岸、鼓浪屿“走向世界”的最早报道、强权下的“鼓浪屿式”近代化、鼓浪屿迎来了“黄金时代”、鼓浪屿上的“闽侨救乡”梦等。

引子

壹 “红毛夷”来到鼓浪屿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迷航的中国之舟

 “佛郎机”来到厦门湾

 荷兰人来了

贰 郑氏父子时代的鼓浪屿

 一个“海上王国”的出现

 料罗湾海战，一场被低估的战争

 中华文明海洋性极有生机的体现

 从郑芝龙到郑成功

叁 被炮舰打开的厦门口岸

 交锋1841

 当领事与洋行接踵而至

 下南洋，一次历史大迁徙

肆 鼓浪屿“走向世界”的最早报道

 一个鼓浪屿人的“西海纪游”

 鼓浪屿人在纽约

 从坐井观天到测海窥蠡

伍 强权下的“鼓浪屿式”近代化

 一个近代城区的诞生

 当近代市政来到鼓浪屿

 “鹭江第一”名不虚传

 电报也来了

 近代工业的新生力军

陆 动荡时局中的“世外桃源”

 华侨归来之时

 一场华人巨商掀起的地产热潮

 从小岛走出去的民族工业

柒 鼓浪屿上的“闽侨救乡”梦

 再造故乡，缩小与世界的距离

 漳龙路矿，一个雄心勃勃的路政计划

 路矿并举之路，悬念重重

 未竟的铁路之梦

 “新福建”昙花一现

捌 一座小岛的金融版图

 侨汇催生的银庄

 从银庄到银行

 闪耀一时的“金融梦”

 侨批的那些事儿

 玖 从鼓浪屿到新厦门

 鹭江两岸的新与旧

 中国第一个市政会诞生记

 开元路，从马路到商业街

 地产热潮，从鼓浪屿席卷厦门

 厦门不再是世上“最污秽的都市”

附录 鼓浪屿老字号

参考文献

后记

交锋1841

后来时局的发展证明，“阿美斯德”号的这次厦门之行，实际上是英军的战前侦察。“胡夏米”报告对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在厦门的进攻和登陆地点的部署以及英国在战后要求开辟厦门为通商口岸，都有着重大的决定作用。

“阿美斯德”号侦察厦门之后，英商打开厦门口岸的心情更加迫切，他们不断向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提出建议。1835年6月2日，格拉斯哥印度协会在致巴麦尊的信中说：“我会不得不促请陛下政府采取步骤，和中国签订友好通商条约，扫除障碍。如果有可能的话，恢复我们从前享受的对厦门和其他北部口岸通商的特权。”1837年，伦敦印度中国协会委员会在报告书中写道：“本会向陛下政府请求为英商在华获取下列地点……给予英商在厦门、宁波及北部接近北京的另一口岸进行贸易的特权。”

在英商的不断鼓动中，一场中英之间的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

1839年8月，伦敦当局开始讨论进兵中国，并在会议上决定：“采取强硬行动，派出足量的海军，让中国感觉到海军的威胁。例如封锁珠江口以及珠江到东北一线的沿海，或者还要占领厦门。”9月，巴麦尊在致英国首相迈尔本的信中提到六个“实际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要占领厦门。也是在这一年，英国海军的第一艘铁甲舰“复仇女神”号在利物浦下水了，它是英国第一艘应用水密舱的军舰，同时也是世界海军史上最早使用蒸汽动力的军舰之一，配备两门32磅大炮及4门6磅大炮，并可载船员90人。

这时的英国，海上力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1840年，英国战列舰总吨位达到25。7万吨，较之当时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六国战列舰的总吨位数之和，还要多出8。8万吨。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海军已经拥有一支由战列舰、巡航舰、轻巡航舰、武装汽船、运兵船、运输船组成的庞大舰队，分工明确、编组先进、战术灵活。

当时的清朝水师，如何能和这样一支海军力量抗衡呢？

1841年8月26日，英国派遣璞鼎查率领“复仇女神”号等30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载运3500名英军进攻厦门，鼓浪屿成为英军的一个重要目标，在英军看来，“鼓浪屿是通往厦门的咽喉”。

清军虽然做了精心的布防，但在英军的优势炮火强攻之下，“在1小时20分钟之内，鼓浪屿的三座主要炮台便被打哑了，为数约170名的水兵由爱利斯上尉指挥在该岛登陆，并占领了后面的高地。第26团的三个连也被指派担任这个任务……协助进行肃清炮台的工作”。8月26日下午3时，英军占领鼓浪屿；下午4时，厦门岛南岸的炮台阵地也相继沦陷；8月27日凌晨，英军攻击厦门城，当攻至城墙时，发现守军已于夜间撤走，遂顺利入城，接着派兵搜索全岛。  英军的目的并不是长期占领厦门，而是要通过军事压力让清廷签订通商条约，为此英军放弃了厦门岛，在留下军舰3艘、运输船3艘和500名士兵驻守鼓浪屿后，英军主力接着北上了。

闽浙总督颜伯焘在英军撤走之后，派兵重新占领厦门，但惊魂未定的他，面对一水之隔的鼓浪屿英军，不敢采取任何行动。1842年，怡良继颜伯焘为闽浙总督，他不顾道光皇帝的一再严令，不仅拒不攻击鼓浪屿英军，还严令部下不得和英军发生冲突，因为他担心英军主力再回到厦门，这使得鼓浪屿成为英军所掌控的一个抵押品。

经此一战，颜伯焘向皇帝隐瞒真情，却在私下吐露真言：“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此时的清军，其装备水平还停留在两百年前，用什么来抵挡船坚炮利的英军呢？这是一次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较量，清廷别无选择，只有答应英国人的条件签订通商条约，开放厦门等地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被迫进入了全球化的近代经济行列。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曾经对西方紧锁的中国大门从此打开，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五地成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同时，这一条约也规定，鼓浪屿“仍归英兵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驻扎鼓浪屿的英军士兵分属爱尔兰18团和苏格兰26团，到1845年3月22日，清廷付完了全部赔款，他们才全部撤出了鼓浪屿。与后来人们印象中那个整洁干净的鼓浪屿不同，当时的鼓浪屿对于驻守这里的英军来说简直是一个噩梦，由于“到处肮脏和污秽”，驻岛的英军有“上百人发烧病倒”。

《“复仇女神”号轮船航行作战记》也记载：初次登陆鼓浪屿的英军看到的鼓浪屿面貌为：“地多岩石，起伏不平，大部分是不毛之地，但也有不干净的稻田穿插期间，使此地环境极不卫生”；“有一个时期，我们在这里驻扎的部队的死亡率是很可怕的，几乎没有一个军官不生过病。”

但鼓浪屿也有让当时的英国人惊讶的一面，英国人发现，鼓浪屿居民虽然地处僻陋海岛，但得益于闽南的航海传统，他们的见识却丰富，英国人麦克法森在他的回忆录《在华二年记》中这样写道：当时的鼓浪屿居民，“对欧洲人的风俗习惯比广州商人更加熟悉，他们能够列举东印度群岛的物产和讲述许多地方的政府，如数家珍。新加坡的名字对所有的人都很熟悉”。

P54－56

一

1647年的一天，两艘自日本归来的中国商船，停泊在鼓浪屿面对厦门岛一侧的海湾里。一名英姿勃发的青年将领走上前来，要求接管这两艘商船，却遭到了商船主管的拒绝。于是，青年将领勃然大怒，当场拔剑刺死那名主管，亲手接管了这份产业。

这名青年将领，即是时年23岁的郑成功。其时，他的父亲郑芝龙已经投降清朝，庞大的郑氏海商集团正逐步瓦解。为了力挽狂澜，从1646年开始，郑成功训练自己的部队，把鼓浪屿选为练兵地，并陆续接掌了郑氏集团在厦门岛以及日本等地的庞大产业。

如果说，在过往的千百年里，鼓浪屿只是台湾海峡中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岛，那么，在此后的岁月里，时代的风云无可阻挡地在这里汇聚，这座小小岛屿的名字注定要在大历史中闪闪发光。以鼓浪屿为起点，在郑成功时代，厦门港逐渐取代周边的月港、安平港，成为中国的一个主要外贸港口，使中国人在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以非凡的创造力参与到国际贸易秩序的制定中。在当时远东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中，郑成功越战越勇，成为反殖民的杰出代表。即便是在欧洲人的文字记录中，如果要真正理解17世纪的全球贸易图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郑成功这个标志性人物。

郑成功所生长的闽南这片土地，背靠群山，面向大海，有着与中原地带截然不同的地域色彩。生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们偏于保守，安土重迁，而生活在闽南的人们喜欢冒险，对未知的远方满怀热情。

在各个大洋里穿梭往来的商船，给世界文明添上了海洋的色彩，这预示着一个创造性时代的来临。对于鼓浪屿而言，在接下来的300多年里，这座小岛所创作的历史的底色，也将由“融汇、创造、新生”等一系列用来描述变革的词汇构成。

二

对于今天的游人们来说，鼓浪屿是一个安详、静谧的小岛，大海温柔地环抱着它，岛上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一座座精致的老别墅点缀其中。这座小岛当得起“海上花园”的赞誉，它通体都散发出

一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气息。

但在近现代史上的大多数时间里，这并非是鼓浪屿的本来面貌，在更多的时间里，鼓浪屿是一个激荡之地。从19世纪中叶起，鼓浪屿就以弹丸之地，引领了周边社会的变革。这一场变革的影响，还时常越过闽南这个地域范围，直达整个中国，乃至中国以外的世界。

这才是鼓浪屿最真实的容颜，它是中西文明开始交汇的时候，由大历史选中的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1842年的一天，美国归正会牧师雅裨理踏上由大块粗糙花岗岩铺设的长堤，来到了鼓浪屿。两年过去了，他的传教工作几乎一无所获，这使雅裨理感到沮丧，但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开启的一次对话，却成了东西方之间的一次历史性对话。曾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那时负责办理厦门、福州的通商事宜，因此结识了雅裨理。在与雅裨理的会谈中，徐继畲开始了解到世界各国的地理及政治制度，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徐继畲多次向雅裨理请教，并决心继续搜罗和研究这个专题，终于完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专著之一——《瀛寰志略》。

1844年，雅裨理离开了厦门。三年之后，一个名为林鍼的鼓浪屿人又踏上了前往美国的旅程，在从政治运转、新闻业、机器大生产、电报收发、学校教育等方面观察了美国社会之后，林鍼写下了《西海记游草》一书。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遂成为中国亲历者对西方的最早报道。

1898年，一位中文名为韦爱莉的牧师娘，鉴于许多教友的孩子需要适当的教导，便招集一些4岁到6岁的基督徒子女，在鼓新路35号牧师楼办起了家庭式幼稚班，这即是后来怀德幼稚园的前身。中国

第一家幼儿园，就这样诞生了。

也是在1898年，一家规模宏大的现代医院在鼓浪屿落成了，它的创办者是美国归正会的传教士郁约翰医生，按照他的愿望，他把这所医院命名为“救世医院”。这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医疗机构。

三

20世纪到来的时候，鼓浪屿已经经历了一场涵盖经济、文化、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变革。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起，鼓浪屿开始稳步进入它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鼓浪屿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为现代中国孕育了众多的杰出人才。1901年，林巧稚出生在鼓浪屿的一个教员家庭，怀德幼稚园为她提供了先进的西方启蒙教育，同在这所幼儿园就读的，还有比林巧稚小两岁的何碧辉。当时谁又能想到呢，她们两人将成为中国妇产科最为杰出的两位名医，以“南何北林”并称。

1912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从鼓浪屿寻源书院毕业，前往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求学，十余年后，他成为“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学大家。

在林语堂入读圣约翰大学的前一年，鼓浪屿青年才俊马约翰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不久后，他前往清华任教，把体育运动推向现代教育的殿堂。

1919年，印尼华侨黄奕住携其历年经商所得的约2000万美元归国定居鼓浪屿，与他几乎同时来到鼓浪屿的，还有从菲律宾等地归来的大批闽侨精英。在接下来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们对水、电、道路、建筑等市政设施作了诸多贡献，令厦门一举从一个传统城市华丽地转型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城市。同时，黄奕住还把投资的方向瞄准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在那里，他创办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侨办企业中南银行。  黄奕住的女儿黄萱，原本只是一名家庭妇女。当国学大师陈寅恪在晚年需要一名学术助手时，他没有从大学里选择一名史学精英，而是认为黄萱更适合，理由是黄萱有“门风家学之优美”。在黄萱的协助下，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相继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等近一百万字的著作。

四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而这些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鼓浪屿孕育出了众多饮誉世界的艺术家、教育家、科学家……他们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他们的故事为鼓浪屿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就像群星闪耀于天际一样，他们的名字闪耀在这座岛屿上。

创造这一切的力量来自何处呢？正是发生在鼓浪屿这个激荡之地的文化交融，令这个小岛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这一套“鼓浪春秋”丛书，从经济、教育、宗教、社区、建筑、音乐、人物、两岸关系等多个方面对鼓浪屿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呈现了发生在鼓浪屿上的多层面文化交融。

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像鼓浪屿这样，仅以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就汇集了本土文化传统、近现代西方文明、移民文化等诸多元素；也很少有一个地方，能像鼓浪屿一样，在数百年文化激荡的过程中，种种文化元素在此汇集和交融后结出累累硕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它仍然可以带来启迪。或许，这正是鼓浪屿留给今日世人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一百年前，美国人毕腓力在他的《厦门纵横》一书中，也有过类似的说法：“（中国）整个沿海地区，也许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比这个小岛拥有更为有趣和动人的故事了。”又何止是在中国呢？

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也很难找到像鼓浪屿这样的一座岛屿，能以弹丸之地同时体现出本土和世界近现代史的每一次变迁，

并且把多种类型的文化融汇成一个激动人心的梦。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鼓浪屿的历史，就像是一部“创世记”。鼓浪屿由默默无闻的海岛到传统农村聚落再到近现代商业和文化中心的变迁，可以说是对世界潮的纤毫毕现的呈现。深入了解鼓浪屿的历史，对我们读懂近现代中国，读懂近代世界，大有裨益。

2003年，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其《读城记》一书中，这样说到厦门：“不但美丽而且洁净，不但洁净而且文明。它的街道是洁净的，看不到果皮纸屑；它的空气是洁净的，闻不到废气粉尘；它的声音是洁净的，听不到噪音喧嚣，也少有污言秽语……”

这样的一个厦门，可以说是留给人们的既定城市形象，然而，当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穿行在厦门的街头时，他们或许难以想到，仅仅在一百年前，这个城市还顶着“世界上最污秽城市”的恶名。

那么，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如果我们为其追溯源头的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那些在一百年前乃至更早之前发生在鼓浪屿上的变革，为厦门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今日厦门的洁净、文明，既是今日厦门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其中也有着当年鼓浪屿的遗风流韵。

老鼓浪屿留给世人的，不仅仅是那些美丽的建筑、街道这些有形的遗产，还有守秩序、爱文明这些无形的遗产，而后者，正是构成今日厦门之城市气质的重要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要为现代厦门的城市史寻找一个源头的话，那无疑就是鼓浪屿了。从大航海时代的郑氏父子，再到20世纪的林尔嘉、李清泉、黄奕住等人，他们的故事共同构成了这个蕞尔小岛激荡的历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在群星般的英雄故事的闪耀中，一种极具现代气质的城市精神生成了。

郑成功开启了这座小岛真正的历史，今日人们多着眼于郑成功的军事成就，实际上他的经济成就同样意义非凡。以鼓浪屿为起点，郑成功打开了中华文明海洋性极有生机的一面，使得源自中国东南民间的海洋力量，在大航海时代的海上角逐中，丝毫不弱于东来的西人势力，并且还在东亚海域的制海权争夺中，一度占据了主动地位。虽然这只是昙花一现，却在闽台一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郑成功之后，这种原生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开放性的海洋文明一度蛰伏，随后又在清末迎来艰难的重生。当数以百万计“下南洋”的闽南居民返回家乡后，他们中的众多佼佼者，把归国后的落脚地选在了鼓浪屿，极具现代性、全球性视野的他们，把现代的商业模式、市政建设经验带回鼓浪屿，打造了百年前鼓浪屿的格局，改变了厦门，进而又影响了更为广阔的世界。

以黄奕住的故事为例，他的经历堪称是中国现代企业家之成长经历的一个典范。这种现代企业家精神，是鼓浪屿在奠定厦门城市气质这一贡献之外，留给人们的另一重要遗产。那些曾经活跃在这座小岛上的侨商精英们，以他们的努力，和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共同开创了一种崭新的社会理想——不仅要富庶、繁荣，也要文明、开放。

就此而言，鼓浪屿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有形的建筑，更在于这些无形的、却更激荡人心的故事。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