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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
分类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作者 苏秀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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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为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配音演员、译制片导演苏秀的回忆录,完整回顾了苏秀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种种经验和心得,以及电影艺术的相关札记。同时收录作者的生活、工作留影,辅以译制片剧照,以图文结合的方式,真实记录记忆中那些“好声音”诞生的当下,为读者展现译制片黄金岁月里,艺术与人生的打磨历程。

内容推荐

《我的配音生涯(增订版)》回顾了苏秀四十多年在配音界的艺术工作和生活,同时回忆与邱岳峰、尚华、毕克等老一辈配音大师以及童自荣、李梓、曹雷等年轻一辈的交往和合作,更有经典译制片译配工作的经验和心得,非常生动可读。

目录

增订版序 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一切

初版序 你们的喜爱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

1 往事趣谈

 第一次领奖

 为“四人帮”唱堂会

 内参片正式开工

 气死“日活”

 别开生面的“政治学习”

 演员组的体育比赛

 录音棚中的“鬼打墙”

 恍恍惚惚的一群人

 第二次领奖

 电视译制片专业座谈会

 上视译制部创业伊始

 《血的锁链》与“黄埔一期”

2 我的前辈,我的伙伴

 陈叙一——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

 我的考官卫禹平

 故事片的前辈们

 邱岳峰——我们配音演员的骄傲

 姚念贻与张同凝

 毕克——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胡庆汉、杨文元和我

 “知识分子”富润生

 戏说于鼎——“一将功成万骨枯”

 李梓——我们的当家花旦

 尚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个角色

 赵慎之——她说我“盗名窃誉”

 传奇人物潘我源

 刘广宁——观众心中的公主

 六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配音王子童自荣

 我的忘年交施融

 曹雷——人活一辈子,她活两辈子

 七八十年代进厂的一班人

 注重学习的孙渝烽

 沈晓谦——灵光一现的过客

 大器晚成的林栋甫和少年成名的金琳

 翻译和录音师,我的合作伙伴

 狄菲菲——天生丽质难自弃

3 我的每一次“人生”——我扮演的角色

 塑造角色最多的演员

 我的每一次“人生”

 我为褒曼配音

 从艾司黛拉到哈维夏姆小姐

 叛逆玛季德

 野心家高须相子

 约安娜,灵与肉的冲突

 苏联的新浪潮影片

 白云、苍狗,倏忽万变

 非同一般的人物关系

 《红莓》为囚犯立传

 台词,有千变万化的读法

4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导演札记

 我的每一片新天地

 我对译制片的几点看法

 译制工作为什么那样使人着迷

 细节的真实

 话筒前的心理学

 酷暑、桃子、十七号片

 关于《雾之旗》的回忆

 李梓配男孩的风波

 为《少林寺》和《少林小子》配音

 两只可爱的小松鼠

 轰动一时的《姿三四郎》

 该怎样看待《砂器》的男主人公

 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以及

 《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幕后戏

 全新样式的反法西斯影片

 看了译制片才全懂了

 人的高贵与尊严

 震撼心灵的《苦海余生》

 “远山”在呼唤什么

 一个婴儿的独自

 令我倾心的《沙鸥》

 作家电影《广岛之恋》

 精致的《格洛丽亚》

5 余音袅袅

 我们厂,我们的大学

 闲话台词

 译制片研讨会

 我的仲夏夜之梦

 重回话筒前

 刘广宁“省亲”

 老尚,你安心地走吧

 邱岳峰落葬

 那些故事片演员

 孤雁失群

 洛阳城东桃李花

 她们都出身名门

 明朗的天

 命运掌握在谁手中

 我家的“一片红”

 七十五岁学电脑

 馒头夹白糖

 在陌生人之间

 我奉献给你们的礼物

 总会遇到“同志”

 烛光晚餐

6 附录

 你好!苏秀老师/童自荣

 初版后记

 苏秀作品年表

试读章节

第一次领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恰似一切都沐浴在春风之中,周遭一片葱茏。我们一行六人——领队柯刚、翻译陈涓(苏联片《列宁在一九一八》、《伟大的公民》、《乡村女教师》、《第四十一》等片的翻译)、导演寇加弼(也是以上影片的译制导演)、演员姚念贻、胡庆汉和我——喜滋滋地登上了去北京的特快列车,去参加文化部为表彰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五年的优秀电影工作者而召开的授奖大会;同时也作为当然的代表,参加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成立大会。除了柯刚(她是我们当年的厂长),我们都是被评选出来的优秀电影工作者。那时我和胡庆汉刚满三十岁,姚念贻稍大一点,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踏入电影界的年轻一代,能有这样的荣幸去参加如此隆重的大会,真有说不出的喜悦。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也是我们生命中的春天。

赵丹教我玩扑克

在去北京的卧铺车厢里,姚念贻和我恰巧跟赵丹睡对面铺。赵丹带了一副扑克牌,可凑不齐四个人,他跟我说:“小丫头子,你来和我打对家吧。”可我那时从来没玩过扑克,一点儿也不会。他说:“没关系,我来教你,一学就会了。”他一面明着教我,一面暗中挤眉弄眼地用眼色指挥我出牌。不料被在一边认真观战的姚念贻发现了,她大叫起来:“哈,他们作弊,我看见赵丹向苏秀眨眼睛了。”她这一喊,我们的“阴谋”败露,几个人一齐开怀大笑起来。

赵丹是名扬海内外的大演员,解放前就已经是大明星了,可他没有架子,一点儿也不像个大演员,倒像个最最普通的调皮而亲切的大哥哥。

在北京期间,我们从旅馆坐大巴去开会,那时赵丹的妻子黄宗英刚怀头一个孩子。他们一上车,赵丹就喊:“快让个座,孕妇上来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弄得黄宗英非常尴尬,骂他“十三点”,可他愿意逗大家开心。

还记得“四人帮”刚倒台不久,我和邱岳峰、赵慎之在我们演员休息室教乔榛、刘广宁、程晓桦等人跳交谊舞。赵丹来了,他穿了一件对襟的中式棉袄,一双中式家做的棉鞋,就这身打扮,也立刻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一起跳了起来。

如今,距一九五七年已经四十多年了。赵丹和姚念贻早已离开了人世,我已记不得那次在火车里一块玩牌的其他人,但赵丹那神采飞扬的样子和我们大家一齐开怀大笑的声音,依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我们是多么年轻,又是多么无忧无虑啊!

生活的顶峰

在北京开会期间,下榻的旅馆叫什么名字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那是我们第一次住进房间里铺着地毯摆着沙发、卫生间二十四小时有热水供应的高级宾馆。

一天晚上,熄灯很久了,我们都还没有睡着。姚念贻忽然跟我说:“你不觉得吗?这恐怕是我们生活中的顶峰了。”当时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照我想,我们的生活、事业才刚刚开始,今后只要努力工作,前途正未可限量呢。可我没说出来。然而,事实却不幸被她言中了。

她于一九五八年因医疗事故死于难产,她的预言是不折不扣地在她自己身上应验了。至于我,在那以后的二十年中也由于不停地参加各种政治运动——反右、下放劳动、四清、“文化大革命”……把大好时光差不多都消磨在非业务性的折腾中了。待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已是疾病缠身,年过半百,恰似一抹西下的夕阳,尽管看上去还有一片红光,可不知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坠落下去,完全黯淡了。因此,她的预言,在我身上也可以说应验了。

毛主席接见

开会以来,大家一直在猜测,在盼望,毛主席会不会接见我们。

终于,有一天,会议的组织者通知大家,明天大家不要请假外出,穿得整齐一点,有重要活动。大家心里都明白,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了。

第二天,几辆大巴一直把我们送进中南海的一个院落。院中摆着一排长凳和几排阶梯式的踏脚板,看来,主席是预备跟大家合影留念了。我们按规定排好队,站在长凳后面。长凳是给首长们和电影界知名人士坐的。这次被接见的人当中,除了来领奖和参加中国影协成立大会的人之外,还有全国的优秀放映员。  我们站好后,有人宣布了几条规定:“主席来了,大家站在原地不许走动,不许叫喊,也不许主动与主席握手。为了表达对主席的热爱,可以鼓掌。”

P3-5

序言

有你们的存在,才有这一切

二〇〇五年《我的配音生涯》在上海书展面世以来,转眼快十年了。

这十年来,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译制片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受排挤,受冷落,译制片的爱好者就越是热情。

那些粉丝平时隐藏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谁也无法分辨他们的存在。可在某些时刻,他们就会像淋过了春雨的秧苗,从土里钻了出来,绿油油一片,无边无际。

二〇〇八年,邱岳峰的墓自苏州迁回上海,我们原想,几个老同事、老朋友举行一个小小的落葬仪式。没想到,有些观众和媒体不请自来,第二天,还在报刊上发了消息。邱岳峰一九八。年去世,快三十年了,观众对他配音的无论是小偷还是罗杰斯特,仍那么津津乐道。

二〇一一年,《我的配音生涯》有声版《余音袅袅》在上海影城做了场影迷交流会,四百本一抢而光,余下的三百本也在网上瞬间售罄。

今年初,李梓逝世。她退休离厂已二十多年,近几年又由于身体不好,绝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我原担心观众会忘了她。可她五日下午去世,六日一早媒体来向我邀稿的和采访的电话就铃声不断。因为从五十年代和她一起走过来的也只有我和赵慎之了。我接触的各报都连续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悼念她的文章。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隆重。而就在去年,我却听说,上海市区今后不放译制片了,只有二、三线的城市才放译制片,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

还有一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今年四月,北京几个译制片爱好者,策划了一台晚会。内容就是要我们几个至今仍健在的配音演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跟观众见见面,说说话,一块儿回忆一下过去的录音片断。在国家大剧院九百人的戏剧厅里,竟然卖了满座,票房超过预期。尽管内容有些拖沓,我们所受到的欢迎,掌声和欢呼声,我想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了。

最近,《文汇报》的记者来采访我,只有三十岁出头,还特别强调,随行的两位新媒体摄像都是九。后,主要的,他们都是译制片的忠诚粉丝。他们意在告诉我:老一代的粉丝,已经培养出了新的接班人。

我想,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一点——

老厂长陈叙一带领我们上译厂这个团队毕生所追求的“还原原片”的目标,是选对了的。

我们一生呕心沥血译制的作品,是人们所需要的。

尤其令我们欣慰的是,很多作品被你们珍藏在记忆中。

正如我的好友施融寄自纽约视频对观众所言:“有你们的存在,再加上中国电影市场对外的更加开放,译制片也许有朝一日,会再度辉煌。”

我想,这大概也是我的书《我的配音生涯》和我的碟《余音袅袅》能再版的原因所在吧。

苏秀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后记

少年时期的理想

我祖籍河北,一九二六年生于东北长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那一年我才五岁。那时我的父母都在中长铁路的学校当教员。九·一八事变后,我随父母从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他们在铁路上收入比较丰厚,到哈后还能以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座两层的小楼,在南岗大直街上。下面租给一家小饭馆,楼上三间一厅自己住。后来父亲失了业,把楼上一间也租了出去,不过,我们在物质生活上还算宽裕。

慢慢地我开始懂事了,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满洲人,知道日本是侵略者,而不是什么友邦。我自小功课好,而且对各门功课都有兴趣,是所有老师的宠儿。可上了中学,女中只学一年数学,重点学缝纫、烹调、家政,因为日本人主张妇女要回到厨房去,所以所有大学都不收女生。这种帝国主义的愚民教育,使我切身感受到做一个亡国奴的痛苦与愤怒。

那时我最崇拜的两个偶像,一个是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一个是波兰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因为她们也都和我一样有着亡国之恨;另一点她们都卓有成就,说明女性不次于男人。我认为自己只要有好的学习环境也会学有所成,这就是我当年的人生追求。

我有个音乐老师叫刘忠,他在哈尔滨广播电台(当时叫“哈尔滨放送局”)组织了一个“fy”合唱团。我上三年级时,他挑选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去参加了合唱团。最使我难忘的是我曾担任过用徐志摩的诗《海韵》谱写的合唱曲中的“女郎”的独唱。这是我曾特别引以为荣的事,至今犹记得当时的感受。这使我开始钟情于音乐,那时我看了多部音乐家的传记,热望有一天能去上海深造。我盼望着抗战胜利,那时我将能在自由的祖国学习音乐。作一个音乐家曾是我少年时代最热切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进了上影翻译片组。未能以音乐为终身职业,始终是我人生的一件憾事。我也像所有的父母一样常常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寄托在孩子身上。后来我的小儿子侯牧人考进了北京中央歌舞团,凭着他在上音附小学的三年钢琴,随后经过自学进修,成了一名作曲家,也算是圆了我少年的梦。

我总不能忘记当年我在“fy”合唱团时的一位唱男低音的电台播音员,名叫洪维善,艺名陈沙。他常演广播剧,有时也作广播剧的导演。有一次,他忽然问我:“想演广播剧吗?”我说:“我不会呀。”他说:“不会,我可以教你。”就这样我就开始参加广播剧的演播了。第一次我是饰演一个小侍女,台词只有“是,太太”,“好的,太太”。不久,我就担任主角了。我至今记得我曾在一部描写西施与范蠡的广播剧中扮演过西施。那大约是一九四二年,我只有十五、六岁。一九四三年我们还在哈尔滨铁路俱乐部演出过几场舞台剧,一是曹禺的《日出》,一是《沉渊》。由洪大哥扮演《日出》中的潘经理并担任导演,我和我的高一年级的同学轮流担任《沉渊》的女主角和《日出》中的小东西。我各演出过一场。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正规训练,演戏仅是玩玩而已。

一年后,陈沙大哥忽然失踪了。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去了解放区。他不在了,我也就中止了广播剧的演播了。不久,我也离开了哈尔滨去北京读大学。但是,对广播剧的爱好,却长远地伴随了我一生。我最终选择了表演艺术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应该说也缘于此。

上海解放后,我错过了学音乐的最佳年龄,而且又有了孩子。那时最迫切的愿望是有个固定的工作,不再作家庭妇女。因此当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时,我立刻就去应试了。当时剧团有吴淞、欢子、梅村等人,我们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批广播剧演员。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陈沙大哥不叫我去演广播剧,也许我永远不会想到以演员为职业。解放后也不会去投考广播剧团和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当然也不会做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了。所以,陈沙大哥应该说是我业务上的启蒙老师和人生的引路人了。

解放后,陈沙大哥在北京空政文工团歌舞团任导演。曾导演过轰动一时的歌剧《江姐》。十年“文革”剥夺了他的大好年华,“文革”后他已到了离休年龄,许多设想、抱负都只能束之高阁了。前几年,我每去北京总要去探望他。他跟妻子讲,当年我还是个小姑娘,每当录完音,他都送我回家,路上经过一爿小店,总要买点零食给我吃,冰淇淋啊、糖果啊什么的。直到七、八十年代,他还像个大哥哥一样,每逢我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他一定要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好像我还是当年那个需要人保护的小妹妹似的。

尽管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未能实现,但我早年的向往与机遇的巧合使我成了一名译制工作者,并且热爱这一职业。

令人羡慕的蓝布列宁装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了。那时我虽然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但实足年龄尚不满二十四岁。看着满街红旗,听着那令人振奋的腰鼓声,我是多么羡慕那些剪着短发、戴着蓝布帽、穿着蓝布列宁装的女干部啊!我渴望自己也能那样地穿着,渴望着走到社会上去,渴望着工作。

一九五。年初,我看到报上登载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剧团招考演员的启事,我就去报考而且考取了。可惜由于国民党飞机二月六日轰炸上海,给刚刚解放的上海在经济上又增添了新的困难,所以原定做为专业的广播剧团演员,暂时只能是业余的。但我毕竟成了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广播剧团的演员。事隔三十多年,一九八七年上海电台举办“全国白玉兰广播连续剧大赛”时,我还因此被聘为评委呢。

当时我们演播过《红旗歌》,老舍先生的《方珍珠》,还演过歌剧《王秀鸾》。由我扮演王秀鸾,剧中有很多唱段,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也敢唱。

其实,我在广播剧团很受重用,工作得很快活,可心里总以自己不是国家干部为憾。觉得既不是国家干部就不能去穿那象征干部身份的列宁装。所以当我在报上又看到北京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研究所(即北京电影学院前身)招生的时候,我就又去应考了。

但是我一直喜爱广播剧。后来,我虽进了上影翻译片组,却从未间断与广播剧的联系。参加演播,写剧本,曾与郭在精合作写过《定能重相见》,改编过《卡萨布兰卡》;搞导演,由曹雷编剧,由我导演过音乐广播剧,其中有描写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生平的《柴可夫斯基》,描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斯特劳斯的《播种欢乐的人》。今后,如果有合适的题材,我还会再去搞的。

我终于成了一名职业妇女

报上说明表演艺术研究所是办在北京的。当时我的儿子只有三岁,女儿还不满周岁,但我为了做一名职业妇女、国家干部,还是不顾一切地去报考了。

我记得当时考场的主考人是上官云珠和卫禹平。我至今忘不了他们要我作的小品内容:“一个少妇一面在窗下做针线,一面等待她的丈夫回来,天渐渐黑了,丈夫还没回来,她焦急不安起来……丈夫终于回来了。”没有道具,没有台词,也没有对手,全靠演员自己用动作和表情把这些内容表达出来。

我开始凑近窗口穿针,然后坐下来,一针一线的做起活儿来。做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门外有脚步声,我停下针线,仔细倾听,并没有人来,不禁失望地轻轻叹了一口气,又做起了针线活。可是,天渐渐暗了,我先把针线活儿往眼前凑凑,又往窗前凑凑,缝了两针,天更暗了,一下扎到了手上,这一来完全没有心思做活儿了。停下来,皱着眉头思索,丈夫这么晚不回来会是什么原因呢。越想越着急,便骤然站起身来决心去找丈夫,可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丈夫却站在门外,于是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又嗔又喜地笑了。

就凭这个小品,我考取了那个研究所。可电影局管演员工作的柏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已经结了婚,而且还有了孩子,我看你别去念书了,到翻译片组去工作吧。”说实话,我那时根本不计较搞翻译片还是拍故事片,反正都是演员工作嘛,就欣然同意了。

一九五。年九月七日,正好是我女儿周岁那天,我去翻译片组报到了。当时我刚满二十四岁。和我同一天去报到的还有杨文元和胡庆汉。

当时的翻译片组,只拥有一大一小两个房间。楼上的小间是剪接间。楼下的大间,约五六十平方米,既是排练厅,又是会议室和休息室。总之,除了三楼阳台上的录音棚(只在录音时候用),我们再没别的地盘了。  解放前中国没有译制片。放外国影片时有的打字幕,有的用译意风,就是每个座位旁有个小插座,租一副耳机就能从中听中文翻译的同步讲解。但这种装置开始也只有像大光明、国泰等几家大的首轮电影院才有,后来才普及到二三轮电影院。解放后长春首先搞起了翻译片,他们是一九四九年开始的。我们上海翻译片组是一九五。年二月才建立的。所以我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一批配音演员了。当年的那些配音演员后来有的自己离开了,有的被淘汰了,一直留下来的有邱岳峰、尚华、富润生、準同凝、姚念贻、胡庆汉、杨文元和我。赵慎之、于鼎、毕克、李梓则是以后陆续进来的,但是他们也都是一九五七年我们建立译制片厂以前进来的老一辈了。

当时只看过苏联的译制片,演员说着山东味或是俄国腔的中文,其中有时还夹杂着与影片内容完全无关的旁白,像什么“请看莫斯科河两岸的风景”之类的话,有的影片还居然让那些大鼻子凹眼睛的苏联人说“今天是中秋节,请到我家来吃月饼”这种不伦不类的台词。

今天,我们终于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社会的承认和观众的爱戴。可是当年不但有些领导认为配音演员算不上创作干部,有些人自己也觉得低人一等。认为自己形象还不错的想去拍故事片,还有的改行干了别的。我自己也曾想,在翻译片组工作能经常接触各国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可以好好地学点东西,有朝一日我要去做故事片的导演。事实上也确有配音演员出身的人,成了很出色的故事片导演,如已故峨影导演李亚林,就曾在长影做过多年配音演员。但是一方面由于客观环境的动荡不定——一九五八年下放劳动,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下乡搞“四清”、“文化大革命”,使个人的一切打算都没有了考虑的余地;另一方面,在我的主观上,也从工作中体会到,要做一个好的配音演员和译制导演,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做演员,要把人物配得贴切、传神、有光彩;做导演,要把戏搞得流畅、动人,不失原片的韵味,是需要不断努力去追求的。这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它需要我付出毕生的精力。我干这个,并不屈才。

回首往事,我衷心感谢培养过我、提携过我的先辈和同事们,也感谢一代又一代勤勉而聪慧的年轻合作者们。因为有了大家才有我,这本书也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怀念与记忆。

书评(媒体评论)

那一代配音演员无不凝聚了过于丰沛的才情。好像他(她)们的七情六欲全都在配音生涯中孤注一掷,此外,这几副优异的嗓音何以自处,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空中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陈丹青

多少人羡慕邱岳峰们,他们用声音轻而易举地回到过去的年代,混杂于市井人群和达官贵人之问,他们出现在那些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们时而呐喊,时而低吟,时而高谈阔论,时而冷眼旁观。他们就这样出入自如地活了三辈子。

——崔永元

在那些干枯饥渴的年月里,他们用声音让我们尝到了甘泉的滋味,更留下水远的美好记忆。

——曹景行

上译厂的配音演员,堪称语言艺术的雕塑家,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缪斯女神,那是属于我们的黄金时代。

——曹可凡

对那些坚实的、饱满的、精雕细刻的金石之音,我们巾的许多人都曾经有过一些堪称刻骨铭心的记忆。

——严锋

在我们厂的女配首演员当中,苏秀老师是最聪明、最富艺术悟性,能配戏又擅导演的少有的能人。她对配音事业的那份痴迷和忠诚,爱憎之分明,目光之敏锐,以及她生命中的非凡活力,是罕见的。

——童自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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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7 2:4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