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张西望》《晚风徐来》是作者晚报作品的选集。作者给各晚报写作的文章，贴近读者，生动活泼，短小精悍，富有可读性，“飞入寻常百姓家”。 《东张西望》系列选集收入国内港澳台和国外游历见闻，共分为《罗布泊归来》（国内篇）和《相反的国度》（国外篇）两本。《晚风徐来》收入名人故事速写、知识之花，共分为《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两本。叶永烈编著的《罗布泊归来》为《东张西望》系列的国内游行散记，记述作者在国内包括港澳台的游历见闻，内容丰富多彩。

叶永烈编著的《罗布泊归来》讲述了：“汽车坏啦？“我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战士。

“准是‘开锅’！”

“什么‘开锅’？”

“白天在这儿开车，开一会儿，水箱里的水就会沸腾一一开锅，汽车只好停下来，打开车盖。不过，沙漠里的风，也是热的！汽车开20分钟，就得歇10分钟！如果不是任务紧急，他们用不着白天也赶路，光是夜里开车就行了。司机们说这叫‘日以继夜’……”

走进中南海

 重返北大

 走进中南海

 住在四合院

 与纪晓岚比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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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访长春汽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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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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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归来不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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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中的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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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泊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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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什风情

 罗布泊归来

一回回去北京，都是客随主便，邀请方安排我住哪里，我就住哪里。就这样，我住过北京城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宾馆。不久前去北京，前来接我的小孙告诉我，安排我住在珠市口西大街的晋阳饭庄。那里底下三层是名副其实的饭庄。乘电梯上了四楼，却是旅馆。小孙领着我来到尽头的一问客房。我刚放下拉竿箱，小孙便叫我来到窗口。我朝下一望，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二进四合院，院子里除了花花草草之外，还有几尊铜像。原来那是纪晓岚故居，我万分欣喜。

晋阳饭庄是北京老字号饭店。据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各帮菜馆应有尽有，唯缺山西风味的饭店。北京市不少党政干部都是山西人，都希望在北京能有一家正宗的山西菜馆。当时宣武区的积极性颇高。愿意将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宣武党校迁走，用来开办山西菜馆。太原的晋阳饭庄闻言．挑选30多名晋菜高手前往北京掌勺。就这样，花了8万元人民币把宣武区党校装修成饭馆。在1959年的国庆节——建国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晋阳饭庄开张了。

当年人们也知道这里曾经住过纪晓岚。纪晓岚虽说是乾隆进士，《四库全书》总纂官，可是在华盖云集、名流毕至的北京，纪晓岚实在算不了什么。再说。那二进四合院，也不是纪晓岚建造的。在清雍正初年，这里住的是岳飞的后裔——奋威将军岳钟琪。到了乾隆年问，这儿的主人才是纪晓岚．纪晓岚在此的居住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从ll一39岁和48—82岁，共计62年。200年前——嘉庆十年(1805年)，纪晓岚病逝于此。之后，屡换屋主。1930年，爱同民主人士刘少白成为这里的主人，此屋成为“刘公馆”，中共地下组织以“刘公馆”为掩护，在此秘密接头。就连梅兰芳，也曾经一度居住于此。所以，纪晓岚不过是先后入住此屋的众多主人中的一个而已。倘若由于纪晓岚住过此处便要在此建故居纪念馆．那么北京的名人故居纪念馆恐怕要铺天盖地。正因为这样，晋阳饭庄占用了这二进四合院，也稀松平常。每当有人问起此屋来历，也只是答日：“原先这里是宣武党校。”如果再深加追究，则回答说，此前曾是运输公司、民主建同会所在地。

使纪晓岚“咸鱼翻身”的，是张国立、张铁林、王刚这“铁三角”。自从他们仨主演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热播以来，纪晓岚名声大振，家喻户晓。于是，许多人开始“追踪”纪晓岚在北京的足迹。这些“纪粉们”得知晋阳饭庄所在地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纪晓岚的故居，于是纷纷在报纸上呼吁，要求恢复纪晓岚故居原貌。挟电视连续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的“威风”，“纪大人”的故居受到北京市政府的重视。2001年10月9日，这里挂起“‘阅微草堂’旧址修复工程开工典礼”的红色横幅，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来此主持典礼。所谓“阅微草堂”，亦即纪晓岚故居别称。2002年11月30日，修复工程结束，门口挂起了“纪晓岚故居”的招牌。

与此同时，晋阳饭庄东移，移入紧挨纪晓岚故居一侧的大楼。这座大楼其实还是占据了纪晓岚故居的一部分。按照产权，纪晓岚故居属于晋阳饭庄。于是，纪晓岚故居也就由晋阳饭庄管理。参观纪晓岚故居，要买门票。不过，晋阳饭庄规定，凡是在晋阳饭庄用餐的客人，均可免费领取一张纪晓岚故居的参观门票。晋阳饭庄也因此说自己是“文化搭台”。于是，我在晋阳饭庄吃过中餐之后，就拿到了纪晓岚故居的参观门票。

纪晓岚故居，红柱绿梁，已经油漆一新。这二进四合院，南于珠市口西大街拓宽，不得不拆除了原先的大门，那本来在大门之后院子之内南纪晓岚亲手所植的一架紫藤，变成了裸露在人行道上的行道树!二进四合院。等于少了一进。我步人纪晓岚故居，觉得这里虽然没有北京王府那样宏大的气派，倒也小巧玲珑，典雅精致。院子里，矗立着纪晓岚和他的夫人以及那位侍女兼小妾的铜像。在纪晓岚的书房里．则有仿制的纪晓岚那又长又大的铜炯杆。

我在晋阳饭庄住的那几天，几乎天天都到纪晓岚故居转一圈。由于电视剧的广泛影响，纪晓岚的大名如雷贯耳，参观者络绎不绝。我与纪晓岚为邻，常可以从窗口看见in二两两的游客进进出出。纪晓岚的大红大紫，也让晋阳饭庄的生意火了一把：很多人从远处赶来，先在晋阳饭庄吃一顿饭，然后领取参观票参观纪晓岚故居，可谓用餐、游览两不误。

P11-12

“东张西望”系列《罗布泊归来》、《相反的国度》与“晚风徐来”系列《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走过人生：叶永烈谈生命的精彩》，选入我为各家晚报所写的文章。

多年来，我跟多家晚报保持密切的联系，自称是“晚报作家”，用的是“晚报笔法”。

在1999年，《北京晚报》为了庆祝出报一万期，邀请了当年为《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积极撰稿的两位作者参加纪念大会，一位是刘心武，另一位便是在下。

1999年9月4日，我为祝贺《北京晚报》一万期，还写了《话说“晚报笔法”》一文，全文如下：

岁月飞逝，《北京晚报》已经出满一万期。屈指算来，我与《北京晚报》的笔墨之交，也已有二十八个春秋。作为一个多年来受到《北京晚报》提携奖掖的作者，我对编辑部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在《北京晚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61年2月7日。当时，我21岁，是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喜欢写作，成为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1961年5月出版)的主要作者。在写作《十万个为什么》的同时，我以笔名“叶艇”在《北京晚报》“科学与卫生”版上发表许多知识小品。

回首往事，我以为给《北京晚报》写稿，最大的收获是从中学得了“晚报笔法”。因为晚报的性质不同于日报，更不同于杂志，为晚报而写的文章，应具有“晚报风格”，要用“晚报笔法”来写。

晚报可以说是一张老百姓的报纸．以普通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给晚报写的文章，要雅俗共赏，老少成宜。动笔之前，先要想一想，要写的文章，是不是一般读者感兴趣的。起初我不懂这一点，往往选题过于冷僻或艰深。编辑部常常给我出题目，约我做文章。编辑成为教我“晚报笔法”的老师。渐渐地，我懂得选一些与市民生活密切的题材写文章．选题务必注意读者的“共同兴趣”。另外，也注意新闻性和季节性。我学会在春天的时候讲春天的话，给《北京晚报》写《阳春3月种树忙》(1961年3月14日)，夏天的时候写夏天的文章．如《的确凉》(1964年7月14日)，不做“背时工作”(诸如夏日写如何防冻疮之类)。

晚报的文章注意趣味性，寓知识、寓教育于趣味之中，绝不可板起面孔跟读者谈话。文章要写得通俗、活泼、引人入胜。讲究标题，要有新意，讲究一开头就得抓住读者。最初．我写的文章内容枯燥，学术名词太多。写多了．才慢慢知道要用聊天的口气写晚报文章，要讲究构思，多用小故事、掌故，多用比喻、注重文采、注重可读性。

学习“晚报笔法”还使我改掉哆唆的毛病．努力做到短小精练。晚报副刊乃尺幅之地，惜字如金。洋洋万言，无处容身。晚报文章通常是“千字文”，以致数百言终篇。革除空话、废话，每“爬”一个“格子”，都实实在在。写作时只准备两张或三张稿纸，虽纸短意长，但这“长意”必须像压缩饼干或浓缩橘汁似的容纳于“短纸”之中。说给晚报写文章像打电报似的字斟句酌，当然未免有点夸张，但晚报的文章必须挤干一切“水分”．却是确实如此。

“千字文”往往一气呵成。常给晚报写稿。使我变得勤快起来。想到什么好题目，马上构思，马上动笔。如用不蠢的户枢．脑子常用常灵，笔头越写越快。

“晚报笔法”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使我写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时，也注意可读性，努力出新和讲求简练。另外，还使我的观察力变得敏锐起来．写作也变得勤勉起来。

就此打住吧。谨以这篇新的“千字文”献给《北京晚报》

一万期。  我在为《北京晚报》撰稿的同时，也为上海的《新民晚报》写文章。我在《新民晚报》发表第一篇文章是在1961年1月17日——稍早于《北京晚报》。

到了1962年，由于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的我，收到诸多报刊的约稿信，从1962年4月19 El起我为《合肥晚报》撰稿，1962年5月20日起在《天津晚报》(《今晚报》的前身)发表文章。稍后，我成为《羊城晚报》的作者。

虽然当时我同时为许多日报写稿，如《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以及《中国青年》等杂志，但是我似乎更加喜欢也更加适合于为各地晚报撰稿。正因为这样，我为各地晚报写的文章，多于日报的文章。

1963年夏，23岁的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工作。很自然的，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发表的文章最多，而且从196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前后达半个多世纪。最近几年，我差不多每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散文。

我也经常为天津《今晚报》撰稿。1984年5月31日，我为天津《今晚报》创刊，写下《我爱晚报》一文：

《今晚报》创刊了。我在黄浦江畔遥致祝贺之意。

《今晚报》的前身是《天津晚报》。我是《天津晚报》的老读者、老作者。我虽在上海工作，“文革”前却订了一份《天津晚报》，天天看。从1962年起，我在《天津晚报》发表过近八十篇文章(有的署笔名)。

意想不到．在那人妖颠倒的日子里，突然飞来横祸：就在那“批判”所谓“天津黑会”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文艺界大查与天津文艺界有“黑线”联系的人。我那份《天津晚报》是订在单位里的，在“大揭大议”时，便以为我与天津有“黑线”联系。我被突然抄家，文稿、信件、剪报集、脑海中便马上浮现两句唐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呵，《合肥晚报》曾被“野火”烧毁，如今在春风拂面的日子里，又重生了。

说起来，我与《合肥晚报》渊源颇深，是她的老读者，也是她的老作者。自从1962年4月，我应《合肥晚报》之约，发表了一篇科学小品《蛙声阵阵春正浓》之后，竞与《合肥晚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编辑彭铭华等同志的热情鼓励下，我接二连三在《合肥晚报》上发表文章，达一百多篇(其中不少用笔名发表，或与爱人杨蕙芬合写的)。直至1966年4月14日，我还在《合肥晚报》上发表了《玻璃做的“棉花”》，这是我在《合肥晚报》上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我在“野火”漫野之前在报刊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我给《合肥晚报》主要是写知识性文章，拉拉杂杂，既给“工业知识”、“科学之春”专栏写过，也给“工业之花”、“气象服务站”、“大众科学”、“非洲杂记”、“运动场上”、“务农篇”、“生活顾问”、“祝你健康”、“谈天”、“在今天的日历上”等专栏写过，还有的文章则标以“科学小品”、“知识小品”之类的题花。这些文章，大都是《合肥晚报》编辑部点题约我写的，“逼”着我写了各种题材的短文。对于一个作者来说，“逼”是一件好事。记得王铁人说过这样的话：“井无压力不喷油，人无压力轻飘飘。”“逼”，就是加压力．给作者“加压”，便“逼”出了作品。如今，当年给《合肥晚报》写的文章，有很多收入我的科学小品选集《知识之花》中，没有《合肥晚报》的“逼”，也就不会有这些作品。

我记得，在上海刚出现一种新的汽车——蓄电池微型客车，《合肥晚报》便约我写了《不用汽油的汽车》一文。在第二届全运会召开的日子里，我应约写了《举重与体重》、《运动场上的颜色》、《竞赛中的争分夺秒》、《塑料的新家族——“乌里当”》等文。当我写了《黏合金属的“糨糊”》一文，介绍当时的新技术无机黏结剂，立即收到许多工厂来信。要求介绍详细配方。于是，又写了《再谈(黏合金属的“糨糊”)》一文……为了约我写这些稿件并告知读者的反应，《合肥晚报》的编辑部给我寄来了数以百计的信件。有人用唐朝诗人秦韬玉的诗句“为他人作嫁衣裳”来贬低编辑工作，我却以为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精神是很值得敬佩的。

在“野火”遍野的日子里，《合肥晚报》停刊了。我也被戴上“杂家”、“文艺黑线干将”之类的帽子。剪报集被抄走．并遭“批判”。不久，我下放到干校。彭铭华同志也被下放．来到农村。然而，就在那样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们之间仍保持通信，我们的友谊并没有中断。

在清除了那帮害人虫之后，彭铭华同志回到《合肥晚报》工作，又约我写稿。我陆续为《合肥晚报》写过些短文。特别是在去年春天，我来到合肥，旧友重逢，分外高兴。

如今，《合肥晚报》又与读者见面了。我为她劫后重生而欣喜，祝愿她越办越好。如今，我依旧是她忠实读者和作者。愿在她的培养和帮助之下，不断写作，不断前进。

值得提及的是，我给各地晚报大都写“干字文”，而《羊城晚报》多次约我写整版文章，5000字上下。

我为全国各晚报写的文章上千篇。我早年为各晚报写的文章以科学小品居多，后来主要是写散文随笔，尤以游记为多。《新民晚报》的办报宗旨是“飞人寻常百姓家”，我也借助于各晚报把我的一篇篇短文在晚风徐来的时刻“飞人寻常百姓家”。

我为自己编过各种选集，却从未编过晚报文选。“晚风徐来”、“东张西望”，但愿给你以别样的文学和科学的感受。

叶永烈  2014年5月14日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