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兄:
完成《还乡记》(改为《流水下滩》了)后,我就想将乡村放下来,但你的来信,又让我的思绪和视野重新回到乡村,回到作为我们生命之根的那片土地。
确实,在中国,没有谁能够割断与乡村的联系,哪怕他就是出生在都市,最后也死于都市,乡村作为一种“根”的隐喻,仍然横在他的生命中。追溯他生命和文化的原型,其终极就一定是乡村。乡村是我们生命的渊薮。乡村是一种现实存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口还实实在在地生活于乡村,乡村既占据着中国辽阔的国土,也养育了广大的人民;乡村也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乡土性是中国文化永远的底色;乡村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情感存在,文化的回归,人性的回归,情感的回归,本质上就是回到乡土,回到深厚朴拙的土地上,回到土地一样质朴的生活中。
前两天,我刚刚过了47岁生日,是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女儿陪着我一起过的。在异乡一家到处挂着黔东南村寨风情图片的餐馆,就着黔东南的菜肴,我与女儿谈到了她高考后的安排。我计划送她回黔东南,联系一个侗族村寨,让她在那里生活十天,学会基本的侗话,学唱几首侗歌,融人侗家人的生活,然后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女儿没有反对,很乐意地同意了,只是要求带一个伴儿。我建议她约福建的同学一起去,她摇摇头,说福建的同学不会到侗寨去的,只有原来凯里的同学才会去。我说,也行,只要愿意去,都是好事。她问我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乡村去,一时间我也不知怎样回答她。女儿在黎平出生,在凯里长大,初三毕业,我带她到福建三明读高中。在贵州时,每年暑假,我都会送她回中潮老家去住几天,她也随着她爷爷去过田地,对乡村生活是有印象的,但我还想让她了解最本色的乡村生活,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大山褶皱里的古朴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乡村生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我对她说,乡村生活能够培养她的责任意识和承担勇气,而且,能够形成她对民族和乡村的认同感。我想向她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她是从乡村来的,乡村永远是她的根——生命的根,血脉的根,文化的根。
回首47年的人生,必须承认,我就是在乡村行走中成长起来的。我第一次自觉的乡村行走是在1986年,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意气风发。我与朋友陈启鹏从黎平出发,骑着自行车沿着贵州和广西边界走。第一天由中潮到顿洞,在一个朋友家住下来,到学校采访时,发现我们的一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做民办教师,中国乡村教师的生存状态从此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后来,每到一处乡村,我都要到学校去与老师们交流、沟通,这固然缘于我的职业情结——我就一直是一名教师,但也与乡村教师的生存现实直逼我心有关。我们这次行走到了皮林、肇兴、纪堂、登江、龙额、地坪、登赛、富禄等有名和无名的村寨。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县委的内参上,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石干昌为此亲自到家拜访我。这次行走,将我引领上民族文化研究的道路,使我成为一名研究民族文化的人类学者。1994年,我与朋友兼学长傅安辉一起承担省文联的一项民间文化研究课题,对锦屏九寨侗族社区的文化进行调研,半个月时间,我们走遍了九寨社区所辖的近二十个村寨。这次行走,我完成了《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的写作,这本书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乡村行走意义上的一次升华。2005年,我与侗族作家石干成、石新民一起沿着广西、湖南、贵州三省边界行走。我们先到广西一侧的独峒、岜团、林溪,然后到了湖南通道的八坡、播阳,最后,由贵州洪洲溯九江河而上,经平架、六爽登上了著名的三省坡。这是一次跨省的乡村行走。站在三省坡上,沐浴着贵州方向的落日余晖,眺望着广西村寨的袅袅炊烟,吹拂着从湖南方向过来的晚风,内心突然涌现出崇高的情感。这是我的乡村,是我的民族,是我的国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产生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产生一种愿意为这片土地、为广大的乡村而贡献的牺牲精神。我突然明白,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其实质就是热爱你站着的这片乡土,热爱站立在乡土上的一座座村庄,热爱村庄中进行着的朴素的生活,热爱村庄中生活着的土地般质朴的人民。P5-7
2010年4月,当杨村将第一封信发到我的邮箱时,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本书的开篇,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行的起点。之前,我与杨村时常就文学有一些或长或短09通信,但往往写到第3封信就打住了。但这次写到第6封信,依然还有要继续表达的想法。于是,又回过头来,给每一封信命名,然后让在《黔东南日报》编副刊的兴盛兄刊载出来。我们一封一封地5,报纸也渐次刊载,反响还很好。这时候,我们才萌生了集成一本书的想法,但一直没有认真规划,仍是断断续续地写着,率性地写着。后来,到了第14封信(抑或是第16封信?),由于其他原因,《黔东南日报》不能再-刊载了。我们仍决定继续5下去,朝着一本书的目标走笔。到2011年3月,已经有了20多封信了。我们信心满满,计划最迟在2012年结集出版。人总是有惰性,这是人的一种天性。先是我停了几个月没有回复,然后,杨村忙他的事,又停了一年多。直到2013年暑假,我们一起在雷公山区的乡野行走,才又决定将中断的通信续接起来。或许是这几年来关于乡村的见闻与思考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或许是我们想结束这段漫长的乡村旅行,从2013年8月开始,我们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在2013年圣诞节,完成了第60封信。
用几近四年完成对于乡村的一次精神行走,这或许很长,但也很短。
在中国,城市人与乡下人,一直是用户口界定的——直到现在,那些数量庞大的京漂、海漂一族,由于没有所谓的北京、上海户口,依然是外省人的身份,正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的外省人身份。进入20岁后,我们成了所谓城里人,但始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而乡村也始终与我们隔着一层或明或暗的障壁——所有像我们这样成人后进入城市的乡村人,都有这种身份的焦虑。正是血脉上与乡村的联结以及文化身份上的焦虑,乡村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结。而当乡村那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面纱在商业化时代、物质化时代一点一点地被揭去之后,我们的乡村情结更多了一种疼痛、沉重与茫然。其实,在鲁迅时代与沈从文时代,这种疼痛、沉重与茫然就已然直逼人心了,而今,更应该是芒刺在背。但我们感觉到,乡村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乡村卑微而局促地站在浮躁的世俗之外,站在繁华的现代之外,任陆离的灯影淹没,或者任洪大的市声牵引……
我们的乡村何去何从?正如我们在第1封信中提出的诘问,这应该是一个时代提出的严肃的诘问,是所有正直、道义、自由、宽容的现代人应该提出的严肃的诘问。
我们正是秉着这样的诘问,开始我们的精神返乡,进行这一次关于乡村的行走,土地上的行走与精神上的行走。
60封乡村通信,既是执意为之,又是率意为之。结集成书,我们刻意保持其当时语境下的“当下性”与“原生性”。但它始终是我们最真实,也最珍惜的文字。不能说我们获得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达到了什么目标。但这60封通信,一方面,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村情结的抒发与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想通过这60封信,来消解郁积于心的那种疼痛、沉重、茫然,就像鲁迅说的“忘却”一样。
乡村横在我们的生命中,乡村也横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中。
现在,这60封信札已经集束在一起了,两个乡村人也正垂手站在他们的田野上,等待一轮日出,或者大地上隆隆碾过的云辇,而你会是那个从炫目的光晕中走来的信使,或者从云辇上拾步而下的旅人吗?
这60封信能够呈现给读者,是广大而朴拙的乡村对于我们的哺育与馈赠。深厚素朴的乡村是我们生命的永远的渊薮!
感谢杜国景老师为我们作序。三十多年前,他走上大学讲台时,我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两年后,杨村也成了他的弟子。他的现代文学课程,对我们热爱文学有很大影响。由老师给我们的通信作序,是很适当的。他的期许,是我们继续在乡村行走的动力!
感谢三联书店能够出版我们的通信——作为三联忠实的读者,我们没有想过会成为三联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别感谢引导我们走进三联的龚黔兰博士。从2006年我们在张家界的旅行中认识,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在民族出版社时,为我出版过两部书,现在,又将《两个人的乡村》引荐到三联这样高端的平台。她的同事胡群英是一个很敬业的编辑,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让我们很感激。
感谢曾经刊载过《两个人的乡村》的《黔东南日报》、《贵州日报》、《杉乡文学》、《风雨桥》、《仰阿莎湖》、《苗家》、《今日剑河》等报刊!感谢所有陪同我们在乡村仆仆奔走的朋友们!感谢广西师大文学院的犹家仲教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楚人兄,诗人黄土路兄!感谢贵州电子信息职业学院的余刚,书中大部分图片是他拍摄的!感谢我的妻子陆燕和杨村的妻子龚祥菊,为我们的乡村行走,她们付出了很多!
感谢广大的乡村的广袤的土地!
祝福乡村!
祝福大地!
余达忠
于三明枫木庐
2014年7月8日
黔东南也是生养我的土地。
杨村、余达忠笔下的这些民族村寨,山川河流,男女老幼,我和他们一样熟悉。阅读黔东南,在我几乎是条件反射或者本能反应。但凡与黔东南有关的文字,哪怕只是个地名,差不多都能在刹那间让我怦然心动。有一次是在从荷兰史基浦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上,因为是黎明登机,时间太早,落座的短暂喧闹之后,大家很快感到了疲倦,阳光透过云海从舷窗射进来的时候,机舱里已变得非常安静,很多人已昏然沉睡过去,连飞机的轰鸣声都变得柔和起来,像催眠曲一样。然而就在似睡非睡间,从前排靠背椅的布套里随手一抽,岜沙、肇兴、施洞,还有杨村、达忠他们通信中提到的西江、雷公山,突然映入眼帘。与熟悉的鼓楼、村寨,还有银光灿烂、笑容可掬的苗家少女相遇在欧洲的万仞高空,那感觉真奇特,我一下子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地翻下去,甚至琢磨起译文来。读这本通信集的最初感觉,和那时竟有几分相似。
这本书的副题虽然叫“作家通信”,却总感到两位作者似乎有着三种身份:作家、学者、“文化官员”。正是在三种身份的体认与游走之间,两个人的通信才有了某种文本的“张力”,让人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新奇的试验,值得尝试,以至于它的文本性质——或散文,或论文,抑或调查报告,反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可读性。
作家之谓,自然是指个人的情感郁积与叙事冲动,以及关于乡情、亲情、友情、恋情之类的那些“文学性”修辞。学者身份,则是指双方的那种“田野作业”方式,以及在私人空间中被“理性”来回推搡着的公共话语——城市、乡村、民族、生态、教育、道德等的讨论,无异是对当代危机的一种学术回应。至于“文化官员”,当然是比喻,也许太蹩脚,主要想表达我个人对书信中的某些细节,比如数据、百分比之类的一点印象,它们似乎太过于精确与繁琐,太过于认真严肃,接近官员的思维,与作家私人间通信的轻松、随意不大协调。但回到“田野”的立场,以学者身份来说,似乎又并无不妥,尤其用于论证和比较时。理不出个头绪便只好调侃,权作掩饰。
杨村和达忠都是从乡村成长起来的学人,对自己的民族和乡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否到过黔东南,相信读过这本书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他们的通信中呼吸到某种山野的气息,体会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会与他们一样,为乡村的整体性沦陷而唏嘘。不过话说回来,两人所讨论的这些话题,不少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留守、空巢、生态、教育等,差不多都是媒体的热点。好在这本书真正的吸引力,不是来自现象、材料,而是现象与材料后面的思考。比较而言,我对两位作者在这个时代的普遍性焦虑面前,通过“通信”所传递的那种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内涵,尤其感兴趣。两位是同代人,都生长于黔东南,一个是苗族,一个是侗族;一个始终未曾远离故乡,并且还能够用稔熟的苗语与同胞交流,另一个却早已流寓他乡,成为黔东南故乡的“他者”。主体虽有疏离,但主体性却十分一致,都兼有文化他者与“当地文化的持有者”的双重意义,无论是谁,都难免踏上“还乡”之旅,而无论是精神意义的还乡还是实际还乡,似乎都与时间、空间没有必然联系。重要的是,他们都能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带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及对“地方性知识”变迁的感受之中。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两个人的多重身份开始交汇,开始有一种既包含传统人文精神,又蕴涵新人文主义倾向(区别于旧人文主义的“人是唯一目的”)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逐渐变得明晰并强大起来,这就是这本通信集的最大价值。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返乡就是回到本源的近旁。”他们的通信,引导我们进行一次返乡之旅,启发我们在喧闹坚硬的城市仆仆行走时,要时不时记着回溯,通过返乡回到本源,回到朴实的土地中——“大地朗照着家园”(海德格尔)——只要保持在大地上的站立姿态,只要始终亲近大地,我们就永远有家园感,我们的心灵就永远有栖息之所。某种意义上,《两个人的乡村》可以给我们关于家园、关于土地、关于本源、关于存在的许多启示。这是我要明示的。
如今已是信息时代,通信不再羁于行役,也不用吝惜笔墨。手机、网络的普及,早已用“月圆千山,情传一键”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美学,“书信”徒具象征意义。然而,杨村和余达忠的这几十封信,分明又能够让人找回旧时读书信的感觉,对日渐远去的那种文化语境产生几许回味,那原因,在我想来,也许是他们所记述的“地方”,对双方都已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永远回不去的那片土地,只能留存于各自的回忆和叙述中,并且仅属于不同主体的个人经验。“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这一命题,几乎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于是种种寻找、对话便不可避免。通信就是一种古老的对话方式,它可以同时发生在人与他、人与己、人与物之间,并且完全不顾及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秩序,这也许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说的主体间性。杨村与达忠的“对话”就明显有不同力量的介入,如语言(母语与非母语)、文化(本土与非本土)、身份(各自身份的自我意识)等。在他们各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经验之间,在他们与各自的叙述对象之间,在叙述对象与叙述对象之间,确凿地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分别由自身结构的某种“他性”来界定,最终达到“建构”的统一。没有这样的主体间性,“对话”无从发生。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自身也处在建构过程中,那是柄谷行人所说的描述“风景”的“认识性装置”,“风景”一旦形成,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三十多年前,杨村和余达忠曾是我的学生。如今读他们的通信,在我也是体会一种人生滋味。杨村对于文学创作似乎用力更勤,散文、小说结集已有好几种。2011年中国作协首度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选本,我还对他的作品作过点评。达忠与我又多一层关系,我们的故乡都在黎平县,他笔下的那些地方,有我的青春记忆,读来自然多一分亲切感。相比杨村,他的学者味要浓一些,尽管他也有创作。在贵州和福建,达忠现在主要以学术见长,虽结缘于文学、耕耘于文学,但已在文学之外开辟了新的领域,更多地以一个人类学学者而被民族学界所知。这一方面杨村虽然只是偶尔为之,但数十通书信往来,未始不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收获。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引他们为自己的骄傲。
2014年世界读书日到来前,我曾被一篇外籍人士所写的《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所触动,便在接受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采访时,谈了一点个人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外籍人士所见不免一叶障目,而我当时的想法亦有点情绪化。勤于阅读、思考、写作的中国人何止千千万万,那毕竟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在杨村、余达忠这里,阅读、思考、写作就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们表达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愿意选择的。
愿《两个人的乡村》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某种乡村情怀,或者引起你对于现代和后现代时代正面临沉沦的乡村的关注、关怀!
杜国景
2014年8月于贵阳
杨村、余达忠编著的《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介绍了,正是血脉上与乡村的联结以及文化身份上的焦虑,乡村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结。而当乡村那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面纱在商业化时代、物质化时代一点一点地被揭去之后,我们的乡村情结更多了一种疼痛、沉重与茫然。我们感到,乡村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乡村卑微而局促地站在浮躁的世俗之外,站在繁华的现代之外,任陆离的灯影淹没,或者任洪大的市声牵引……
《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是一部通信集,收入了作者杨村和余达忠在三年中关于乡村主题的信件共60封,约16万字。两位作者均视乡村为自己的根,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下,乡村的变化和发展牵动着他们的心,引发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无论是进行人类学、历史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田野调查和采风,还是受乡愁的牵引回老家探亲或去乡下旅行,作者曾无数次走进田野,走入村寨,虽然他们的关注点是黔东南众多侗族、苗族的村寨,但这里质朴的乡村正是中国众多乡村当下的一个缩影。两人的通信就乡村的土地、文化、教育、经济、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化调整、乡村青年的发展等进行了讨论,文笔质朴、情感真挚、观察犀利、思考睿智,既有对已逝的怀念,也有对当下的判断,更有对乡村何去何从的忧虑。书信中的描述和记录,多为第一手资料,真实生动,引人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