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权(唐德刚作品集)(精)》2014年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精装本。本书稿是唐德刚文章小集，作者去世后，由后辈同仁精选而成。此书原是唐德刚教授“民国通史—北洋政府篇”的一册，接续《袁氏当国》之后，谈袁世凯去世后，段祺瑞执政的皖系政权。不过因为唐教授辞世，此书无法由其亲自完成。由于唐教授将文稿全部送给后辈同仁，后辈同仁遂根据唐教授的残稿编成此书，并将讨论民国初年军阀的相关篇章，辑为附录，稍稍弥补“民国通史”无法完成的遗憾。

唐德刚著的《段祺瑞政权(唐德刚作品集)(精)》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一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祺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一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人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 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编者序 唐德刚教授与民国通史计划(榻福辉)

代序言 人文亲切——唐德刚史学著作的独特魅力(于仁秋）

上篇 袁后中国

第一章 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

第二章 袁世凯留下的烂摊子

第三章 民国史军阀篇四圓四方图解

第四章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下篇 段祺瑞政权

第五章 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什么回事

第六章 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

第七章 再造民国，段阁复起

第八章 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

外篇 民国史军阀篇余绪

第九章 民国军阀概述

第十章 论桂系

第十一章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第四章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纪念云南起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讲辞节要

1995年12月25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1958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着“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演义》。不意此书竞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账，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孑L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20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做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

P85-87

唐德刚教授长期钻研民国史，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点颇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专著，主要是口述传记，以1950年代后期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史学部(Chinese Oral HistoryProject)的访谈为基础，如《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都是传诵一时的经典之作。晚期作品则特别着重撰写民国通史，气魄恢宏，观点独到；而且极力打破繁琐、枯燥的学院派传统，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笔，幽默、流畅，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务求其通俗”的主张，以期实现雅俗共赏的目的，为两岸千千万万的读者所热烈欢迎。

1991年夏唐教授从纽约市立大学退休，刚放下教鞭，便潜心撰写民国通史。先后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当国》(2002)，前者是“晚清导论篇”，后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衔接的。2000年修订了撰述计划，打算分为五篇，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国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中国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撰述计划中的“人民政府篇”主编旧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计划，建议我们把遗稿重新编纂。远流的建议与我们的构想不谋而合，可谓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赞同。我们马上着手整理资料，除已在《传记文学》发表的几篇有关军阀的文章外，又从他的遗稿中挑出《谈谈打打的护法战争》(此文太长，现在拆为两篇，按原来小题，分出《再造民国，段阁复起》一文)和《论桂系》两篇未刊长文，并翻译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讲稿《民国军阀概述》以作补充，终于使本书劫后重生，能够与读者诸君见面。

不过，复查修订大纲，他显然有意全盘探讨军阀史的种种问题，并非仅以皖系军阀为限。但是，遍翻遗稿，没有发现直系的文章，也没有讨论粤、滇军阀的稿子，所以本书基本上还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斗争为主轴。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绘袁后中国的状况，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夺，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其中《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一文深入分析了军阀时代出现的原因，不断互相砍杀的现象，宪制混乱，黎、段宠臣的缠斗造成府院之争的经纬，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此外，《民国史军阀篇四圆四方图解》一文，简明扼要地阐明军阀时代的分期。民初大小军阀三千多人，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史实纷繁，使人眼花缭乱。唐教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并附上图表，把军阀时代(1912—1928)分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为简，一目了然，清楚阐述了军阀割据时代的梗概，难能可贵。

第二部分专论段棋瑞政权，说明黎、段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严重冲突，势成水火，斗争极端激烈。袁世凯死后，黎、段两头马车走马上任，恢复《民元约法》和旧国会，行“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其实是非牛非马的混乱制度，既非总统制，也不是真正的内阁制，因此政府运作极度困难；同时人事问题复杂，黎、段的“二爷”(宠臣)孙洪伊和徐树铮缠斗不休，结果1917年竟借参战案而爆发激烈的府院之争，黎听信政客胡言，昧于时势，悍然拉段下马，引起北洋军阀群起反对，结果举国骚然，天下大乱，终于造成统一的中国一分为二，祸延至今，两岸分裂状态依然无法解决。

第三部分“余绪”中，《论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遗稿，只有前半经过整理、缮正，后半篇是未经修饰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浅出地探讨桂系的特征，综论其在民国史中所起的作用，观点独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桂系虽有相当独立的武力、地盘和财力，却始终不能入主中枢，充分反映其地方军阀的特性。不过新桂系统一广西后，能够认清大局，加入国民党，成为支持革命军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国民政府的确立，桂系的归附也绝不可少。北伐后李、白势力迅速膨胀，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汉事变”爆发，竟然不堪一击，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点，而且也加强了蒋介石削藩的决心，引发中原大战(1929一1931)，同时张学良于1930年秋应召率师人关参战，翌年日寇便乘机炮制“九一八事变”，最终造成全面侵华之局。因此“武汉事变’’与“西安事变”同是近代中国国运的转折点，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阐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势力迅速膨胀的经过。这时张作霖拥有三十七万雄师，打算以武力统一全国。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热、冀、鲁、苏、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拥有半壁江山，傲视群雄。稍后老帅更应孙传芳之邀，出任安国军总司令，1927年又在劝进声中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俨然以国家元首自居。然而由于抗拒日人无理要求，结果难逃“皇姑屯事变”的厄运，粉碎了奉系一统中原的宏图。

从整体而论，军阀也有贤与不肖，不能一概而论。“张作霖，军阀也，然作霖竟以拒签‘五路’条约而死国。吴佩孚，亦军阀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据说，最后亦以誓不事敌而招杀身之祸。张宗昌，军阀中之最下陈者，然济南惨案前，亦尝坚拒日军化装直鲁军以抗南军之要求。大节无亏，均足垂名青史。”(见《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权之初，根据《民元约法》，实行责任内阁制，基本上还是依法行事的，并非后来无法无天之辈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还算是正人君子，有节操、识大体而清廉可风的、难得的政治军事领袖”。问题出在民初根本没有实行现代议会政治的条件，因此“形势比人强，非两个老军阀的二‘人’之过也”，可说是持平之论(见《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不过，唐教授深信我国最终必将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说，“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当皇帝的这一步，最乐观的估计，恐怕最少还要等四十年。”(见《再造民国，段阁复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断，说不定还是有点太乐观吧。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改朝换代总不免出现藩镇割据现象，昔日的所谓藩镇，就是近代的军阀。如果我们从西汉算起，藩镇割据之局先后出现不下三十次。从宏观史学来看，军阀割据是我国转型期中一个偶然现象。“我国史上第二次大转型，从帝制向民治转去，这个总方向是必然的，不会变动的；但是在各小阶段中的变动，则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复无常的。这个偶然出现的军阀阶段，就是个很标准的说明”(见《王纲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相信是十分客观的推断。

在编辑本书期间，蒙各方友好大力协助和匡正，特此一并申谢。

2011年12月12日于加州湾区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