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建国著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陆征祥的一生，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他的历史功绩，也不讳言并批评他的失策和错误，力图向读者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本书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

陆征祥(1871-1949)，近代中国蜚声中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家。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外交事件，诸如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等密切联系。他曾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九度出任外交总长。晚年他抛弃尘世荣华富贵，进入比利时修道院修行，最终获荣誉院长(相当于主教)称号。他用不平凡的一生诠释了近代中国人的追求与梦想。

石建国著的《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他的评传，书中史料翔实，脉络清晰，评述中肯，文笔饱含深情。

第一章 少时经受磨难

 家世

 丧母

 求学

第二章 步入外交殿堂

 入学北京同文馆

 拜师许景澄

 师徒四年

第三章 圣彼得堡的外交风雨

 外交场上的磨炼

 充当杨儒助手

 痛失恩师与慈父

 与“魔鬼”的较量

 “调离”风波

第四章 异国婚恋

 一见钟情

 视妻如友

 改信天主教

第五章 驻荷兰首任公使

 筹建公使馆

 救助康有为

 出席海牙和会

 谈判设领事馆问题

第六章 从驻俄公使到民国代表

 主持中俄修约谈判

 联袂倡议共和

 回国出任外交总长

第七章 首任民国外交总长

 改革外交部

 开除余厨子事件

 承认民国政府和善后借款问题交涉

第八章 短命的“超然内阁”总理

 担任代理内阁总理

 组织“超然内阁”

 一次不成功的演说

 组阁危机

 挂冠而去

第九章 参与中俄外蒙古问题谈判

 初涉外蒙古问题

 重掌外交部

 艰难的谈判

 心血付诸东流

第十章 主持中日 “二十一条”谈判

 三任外交总长

 马拉松式的较量

 签下人生的“死案”

 在帝制的漩涡中

第十一章 重返政治舞台

 为“参战”而奔波

 参与中日军事协定交涉

 与协约国的交涉

第十二章 出席巴黎和会

 “和会代表权”之争

 一波三折的巴黎之行

 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山东问题交涉

 拒签对德和约

 辞别外交舞台

第十三章 与培德相伴的最后时光

 为爱妻远行欧洲

 养女出走事件

 培德去世

第十四章 皈依上帝

 进入比利时修道院

 浓浓故国情

 心系祖国抗战事业

 没能实现的报国梦

 死后哀荣

附录一 陆征祥大事年表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871年6月12日，在上海一条偏僻的弄堂里，随着一阵清脆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是个男孩!”接生婆喜滋滋地把孩子裹好，小心放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时，一直忐忑不安候在门外的男主人，闻讯急忙步人屋内，望着襁褓中的婴儿，已是热泪盈眶。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孩，就是后来的著名外交家陆征祥。

陆征祥出身的家庭，并非名门望族，也不是世居沪上的人家。和众多上海人一样，他是移民的后裔。大概由于处在社会底层的缘故，陆氏家族没有留下什么像样的家族史资料，后人无从知晓其移民上海的详细情况。不过，从可以找到的资料看，陆氏家族的移民，和上海的开埠有关，到陆征祥出生时，也只是第二代人。

陆征祥的父亲陆云峰，名诚安，原籍江苏太仓，生于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他的命运与多灾多难的中国联系在一起。

19世纪上半叶，大概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鸦片战争给生活在古老中华帝国的民众所带来的影响了。1840年，醉心于鸦片贸易的英国殖民者，丧心病狂地挑起侵华战争。在此以前，中国是东方的庞然大物，但英国兵轮鼓浪而来，由沿海人长江，结果“秋风戒寒和议成，庙谟柔远思休兵，华夷抗礼静海寺，俨然白犬丹鸡盟”，随后，“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弓箭刀矛抵不过枪炮，已腐朽没落的清王朝输掉了这场战争，被迫于1842年8月签订了割地、开埠、赔款的《中英南京条约》。随之，法、美等西方殖民侵略者纷纷竞相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攫取了许多在华特权。从此，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走上沉沦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说，鸦片战争成了近代历史的界碑。

当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陆云峰才五六岁，一时还不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冲击。但是，随着上海的开埠和大批传教士的东来，陆云峰的生活开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上海在1843年正式被辟为商埠之前，还只是一般的江南小县城。但它地处富庶的太湖平原，背倚滔滔的长江大河，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居于南北通衢的要冲之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被英国殖民者看中，上海成为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强行辟为商埠的五个城市之一。在开埠以后的短短几年里，上海很快成了西方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各种冒险家云集的地方。在第一批随殖民者来到上海的西方人士中，有不少传教士，他们凭借着传教的特权，期望使上海的民众都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

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的传教活动，由于言语不通，最初并不成功。为了打开局面，传教士们开始雇佣中国人，为传教活动服务。那时候，战争、动乱、饥饿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影子和写照。对于为饥饿和贫困所困扰的中国下层民众来说，传教士的招募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一些中国人因生存的需要而入教成了信徒，又因人教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陆云峰就是较早的一批信徒之一。

陆云峰因迫于生计人教，成为英国伦敦外方传教会的信徒，依靠为西方传教士散发圣经等传教品为生，成为那个时代众多“吃教”的人群中的一员。但他对宗教的信仰却是真诚的，一生都在为传教事业而奔波。即使到了晚年，身体欠佳，他仍不顾陆征祥的劝阻，北上天津、北京一带传教。他的这种为宗教献身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陆征祥对待宗教的态度。后来，陆征祥在修道院了却余生，与他的父亲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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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国家利益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国际声誉和历史贡献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本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自身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国际联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增多，对外交往随之大增。晚清外交体制和外交官员队伍在中外冲突与交往的过程中逐步发生变化。19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之时，清朝政府尚没有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对外事务由负责朝贡事务的礼部和管理边远地区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理藩院兼管。遇有重大交涉事件或紧急情况，由皇帝直接派遣钦差大臣负责办理。外交官员一般由政府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

1861年，清政府批准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因8月发生热河政变，该衙门的实际地位随之增高，职能范围有所扩大，不但成为中外交涉的中枢机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主持机构，被称为“洋务内阁”。该机构的设立与强化，客观上反映了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晚清外交体制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趋势。然而，该衙门的设置依照军机处，设大臣、章京两层，大臣无定额，以亲王1人领班，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中简派兼任，衙门的所有官员都同时兼有其他职务，他们是临时抽调来任职的，该衙门事务由各大臣共同主持，遇事由王大臣领衔上奏，实行的是常常议而不决的委员制，而非西方国家通行的首长负责制。外交官员也没有改变由政府其他部门官员兼任的总体格局。“在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里，其所表现的种种弊端，诸如分工不明、遇事推卸责任、不谙世界形势、不通外语等，都使总理衙门遭到在华洋人的诟病。”

1901年，清政府被八国联军战败，被迫签署的《辛丑条约》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列六部之首，并改委员制为首长制，朝着通行的近代外交体制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掌管范围仍包括所有“涉洋”事务。随着清政府实行新政，逐步设置学部、练兵处、商部、税务处、电政大臣等，分管原属外务部管辖的相关事务。1906年，清政府设置外、吏、礼、民政、度支、陆军、法、农工商、学、邮传、理藩等11个部，外务部成为专门的中央外交机关，并位居各部之首。然而，研究者仍然指出：“机构组成的现代化和相对合理性，使外务部与欧洲同行比较起来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认为这种在西方列强施压下的改革是完全成功的，那就错了。这里仅举两例，外务部总理庆亲王每年仅去他的外务部办公室一次，因为军机大臣的职务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而他的副手、会办大臣那桐，每周仅在外务部办公一小时。”

进人民国时期，中国外交官体制逐步实现了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家群体。大量出国留学人员的学成归来，加速了该群体的迅速形成，并成为其主体。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历任外交部长(含兼任、代理、署理)共36人，有留学背景者32人，占89％；其中留学日本者7人，占19.4％；留学欧美者25人，占69.4％，其中留学美国者就有16人，占留学者50％。就留美学人而言，担任过民国外交总长或部长的归国学人主要来自美国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等，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就有5人之多，他们分别是唐绍仪、顾维钧、陈锦涛、宋子文、胡适。另外，成为民国外交家的“哥大”归国学生还有朱兆莘、陈之迈等。李又宁教授在论述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时指出：“留学生在国外居住一段时间，经历文化的震撼和适应，能够做文化的比较和选择。当他(她)们向国人传播世界知识时，不同于外国传教士，不但语言比较方便，而且具有说服力、诱导力和亲和感。因此，留学生的一项功能，是导引国人逐渐与世界沟通。换言之，留学生是本国与世界的桥梁。”担当中国外交家是他们理所当然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职责。  职业外交家群体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等，表现出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地的国家权利而奋斗拼搏。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以雄辩的口才、渊博的学识、超人的机智、非凡的技巧，致力国际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有声有色，蔚为壮观，在中国和国际外交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五

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继续关注和从事对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主持了两个重要项目。其一，从2007年开始，笔者在《世界知识》主持开辟“民国外交人专栏”，历时近七年之久，在各位朋友的支持下，共刊出外交人物传记106篇，涉及民国历任外交部长、驻外大使、特使、专使以及为国捐躯或作出重要外交贡献的外交人物109人，该项工作突破了对民国外交家研究集中于少数著名外交家的缺憾，基本完成了对民国外交家群体研究的系统工程。2011年，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所长友情邀请，决定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编撰《民国百位外交家传》(学术版)，列为以王建朗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华民国外交史(1911～1949)》子课题，单独编撰出版。其二，对于笔者主编的《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进行修订再版和扩版。2008年，团结出版社再版了其中两种《伍廷芳传》和《王正廷传》，当时签约版权为5年。2013年，经福建教育出版社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联络推动，商定增订重版、扩版这套丛书，并调整为8卷本。2014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各位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两个项目均告完成，进入结项和出版顺序。为此，笔者特写本文，既作为“民国外交家传记丛书”总序，亦作为《民国百位外交家传》的前言。

收入本丛书的著作有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丛书的增订再版本：张礼恒著《“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石建国著《外交总长陆征祥》、陈雁著《北洋外交领军者颜惠庆》、完颜绍元著《“废约”外交家王正廷》、钱玉莉著《革命外交家陈友仁》、杨菁著《战时外交家宋子文》。另有两本新著：祝曙光著《法官外交家王宠惠》、关培凤著《外交奇才叶公超》。无论是增订版，还是新著，作者都在史料运用方面尽了大力，尽量周密地收集能够找到的历史资料，注意严格的学术规范，同时努力使文字生动活泼，使之能够吸引读者的关注和喜爱。

本丛书对于各传记的撰写只要求体例一致，并无统一的观点要求，各传记反映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敬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并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使本丛书将来有机会再版和扩版时，有所借鉴和参考。

作为丛书主编，笔者衷心感谢各位作者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以及编辑工作之余，尽心尽力，精雕细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撰写和增订，使丛书能够顺利出版。我也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先生，没有他当年的艰苦努力和积极争取，就没有本丛书初版本的诞生。更要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黄珊珊主任、林冠珍女士的热情支持，使本丛书的增订和扩版，能够成为现实。

2014年8月30日于复旦大学

《外交总长陆征祥》就要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旧作《陆征祥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修订本，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些情不自禁的话语要表达。

首先我不能不从这部书稿写作的缘起谈起。1994年，我有幸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师从石源华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导师石源华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民国外交史，在他无微不至的悉心指导下，我开始涉足外交史领域。1995年，石源华教授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中国十外交家》一书，我有幸成为该书的一位作者，并且选择陆征祥作为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对象。

我之所以选择陆征祥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当时国内没有关于陆征祥的任何像样的论著。二是在学习外交史的过程中，我日渐发现陆征祥与中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外交事件都有关系，诸如晚清时期的东三省交还交涉、荷属殖民地设领问题交涉、民国时的中俄外蒙古问题交涉、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参战问题交涉、巴黎和会外交等等。他还两次出任国务总理，九度出任外交总长，在旧中国外交界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他的名字与不少臭名昭著的屈辱条约连在一起，可他又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的决定人。在中国官场他“欧化”程度很深，最早娶西方女子为妻，且终生不二，晚年时异域归隐，抛弃尘世荣华富贵，在比利时修道院修行，由普通修士晋升司铎、最后荣任荣誉院长（相当于主教），取得了不凡成就。尤使笔者感触的是，1917年有媒体评论陆征祥“最足令人钦佩之处，为爱国尽忠，自肯牺牲……中国曾屡经困难时期，而每逢困难时期，能尽忠外务者，惟公一人。无论如何，此端实为吾人所不可不承认者也”。凡此种种，令人不可思议。陆征祥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评价和看待他的各种活动和行为？这促使我产了强烈的愿望，极力想去了解他、认识他。

石源华教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在他精心指导和无私关怀下，《陆征祥简传》得以成稿出版，也打下了我写作此书的重要基础。

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计划推出一套反映近现代中国著名外交家生平的系列丛书，石源华教授受邀担任丛书主编，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我被确定为《陆征祥传》的撰写者，在初稿完成后，石源华教授在百忙中审阅了书稿，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1999年，《陆征祥传》顺利出版，完成了自己史学研究的一个目标。

但是，由于当时资料搜集不够充分，陆征祥外交活动的一些层面没能涉及，留下了一些遗憾。笔者不断搜集资料，试图将来能有所弥补。2013年，石源华教授受福建教育出版社之邀，再次主编修订重版、扩充民国外交家丛书，笔者有幸参与这一项目，遂使得修订该书再版得以实现。因此，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我向石源华教授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陆征祥是一位横跨晚清、民国两时代的人物，他的活动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典型反映了处于被人欺凌时期的中国的悲惨地位。对于由他主持的外交交涉活动的失败，以及签订的屈辱卖国条约，我认为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陆征祥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能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应只是一味地谴责和批判。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在近代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陆征祥发挥了独特作用。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国际化的新型外交官，在民国外交乃至世界外交舞台上具有相当影响力和地位。有鉴于此，笔者在书中对陆征祥的一些活动重新予以“定位”，力图避免以往一概贬低的做法。相信此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了人们对陆征祥的深入了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博德华老师、金光耀老师，上海档案馆马长林研究员、邵勤女士的大力帮助。我的爱人赵艳萍女士也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不少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学者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石建国

2014年5月修订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