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编著的《我看红墙内外》内容分为三辑,第一辑主要描写领导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如贺龙元帅爱钓鱼,和韩国总统金大中共进早餐的经历,作者描述这些领导人物的个性,写得朴素而生动。比如作者写小时候在北戴河邓小平伯伯教他游泳,由于没带游泳裤,一开始作者不好意思下水,邓伯伯就招呼他:“还是个小娃儿嘛,不穿游泳裤一样游哟,快下来嘛!”还拉着他的手走向海里,说:“不要怕,水越多越暖和。”
第二辑主要是写作者和一些文体界人物的交往经历,如作家曹禺,画家韩美林等,由于热爱京剧,特意写了关于齐如山和言慧珠的长文。
第三辑是源于日常生活中的散文和评论。图书还附有不少作者各个阶段的生活、工作照片。
万伯翱编著的《我看红墙内外》为“夜光杯文丛”的一种。作者万伯翱,前国家领导人万里之子,由于家庭的原因,作者从小和不少国家领导人有交往,有难得的“亲历”经验。把这些经历写出来,是本书的特色。
在北京的第一个春节
1953年元月5日,我们全家从重庆搬进了北京。记得当时中央派了一架老式美国小型运输机来接我们,那时小弟还在襁褓之中呢!同机的还有被调人中央、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伯伯一家。到京后父亲万里即被任命为“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时年也就36岁。部长是江西井冈山老革命根据地的陈正人,他是父亲到京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引荐人。
由于中央建工部刚刚成立,一时没有为我们安排好住房,我们全家只好住在东城的和平宾馆,当时我们还不会讲普通话。1953年春节前夕,我们终于搬进了到北京的第一个家——北京东城区新鲜胡同甲7号。
下雪了。这是我们在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雪,纷纷去抓、去吃一口,尝尝晶莹的白雪是什么滋味!尽管北京的天气比现在冷得多,但饱经战争创伤的古老北京却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我们在北京的第一个家是一个标准的清式四合院,据说是前清内务大臣绍英府中的一套宅地。进门有前庭小院,这里有三问南房,穿过前门的影壁墙,那里有棵高大粗壮沥经沧桑的老榆树,几只灰色喜鹊“叽叽喳喳”边跳腾边欢叫,看来是欢迎新春来到和它们的新主人吧!
大年三十,爸爸那问小小客厅兼办公室书房的顶上,公务员小刘特意挂上了两盏宫灯似的方形红灯笼,一下子有了节日气氛。过年了,穿新衣放鞭炮是我们每个孩子最大的期盼。警卫员叔叔花了两块钱买了当时最流行的“二踢脚”、“麻雷子”、“炮打双灯”、“月里行”、“摔炮”和一挂300响鞭炮。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烟花,当然也是第一次燃放呢!开始胆小,拿着香也不敢点燃,爸爸自恃老练,用右手中的香点燃了左手拿着的又粗又长的“二踢脚”。只听“二踢脚”“嗵!”的一声从父亲的食指和拇指之间飞向天空,在空中清脆地炸响,大家齐声欢呼。妈妈眼尖,发现爸爸正在揉指头,就问:“炸着了吧,痛不痛?”爸爸忙收起熏黑的手指笑着说:“没什么,我捏得紧了点!”
爸爸妈妈进屋看文件和书报去了,新婚燕尔的秘书夫妇又买了些“老头呲花”、“老鼠屎”,这时我们也敢点了,泥老头的头顶蹿起两三丈高的火花,小小庭院都给照亮了,更照亮了我们这些蹦蹦跳跳的孩子张张通红而又欢乐的小脸。“老鼠屎”点燃了抛在地上,它飞快地旋转着喷射着火蛇,烟花追着大人小孩,我们躲着、叫着、踢着,真是开心啊!
第二天起得晚,父母又带我们去逛东四“隆福寺”的人民市场。我们咬着又红又酸又甜的冰糖葫芦,跟着爸爸妈妈在热闹的人民市场欣赏着各种风俗民情。一辆小推车上盖了层白被子,在露出的一个棍子上面插着一个刚刚开了皮红里透紫的萝卜,老翁高声叫卖:“萝卜赛梨了!”爸爸说:“好啊,买一个尝尝吧,都赛梨了!”妈妈找出零钱递了过去,老翁把一个干干净净的萝卜拿出来,三下五除二就把皮削开,但青皮并不散,都留在根部。接着他又在上面剁了三四刀,把瓷丁丁的萝卜分成均匀的小条,然后把汁液欲滴的萝卜交给爸爸。爸爸掰下一条放到嘴里:“好,真是名不虚传,很是脆甜呀!”妈妈忙说:“快让我也尝尝鲜吧!”妈妈给孩子们买了一个色彩绚丽的风车。风车在几个孩子的小手中传递着,它在春风的吹拂下发出了“嗒、嗒、嗒、嗒”悦耳的声音。P3-5
又出新书了,这次我特别高兴和欣慰,因为这次出书不像过去那样让我反复审校,好像永远也有消灭不完的各种错误。这次是新民晚报社、文汇出版社联袂运作,选编出版我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所发表的文章。编辑整理编发了报社已刊的电子稿,免了以往出书令我头痛的文稿来回。在此只就我茶余饭后的写作爱好写一点感慨,权当自序了。
最近,一对常年阅读《新民晚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夫妇在见面聊天时问过我?“万老大,为什么总在‘夜光杯’上看到你的大作?”我思索再三,平静地回答:“除了我在写作上信奉只知耕耘不问收获和以勤补拙之外,应该是晚报编辑和读者喜欢我的文章吧!”此言一出,我们三人不约而同会心地笑了。
是的,我十分感谢《新民晚报》这张尤其是“黄埔人”所喜爱的百年老报,报纸所设“夜光杯”给无数作者、作家和读者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思想文化交流平台,让我尽力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放手施展文字上的拳脚功夫,抒发心中对于真善美的豪逸情怀,当然,不时也有对社会上假恶丑现象的抨击文章。
我这个北方汉子,第一篇铅印的处女作《在急诊中感到温暖》最早见报于《北京晚报》。那是我上高一的1961年夏天,不知不觉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曾经青发泛光的弱冠少年郎,现已是须发皓然的老顽童了。
往事不如烟,回首如昨天。我高中后即被父亲万里“送子下乡”,独身一人到河南黄泛区园艺场参加农场劳动,当时是1962年,还未形成几年后的“上山下乡”高潮。1963年9月25日,我被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生产”为题做了头版头条宣传,报道了我“艰苦奋斗,虚心学习,不断进步”的先进知识青年下乡事迹。当然,这是我受到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后给予的殊荣,曹禺伯也在我第二本文集《三十春秋》序中称,“伯翱贤侄是首都北京高干子弟下乡第一人”,偶然中或许有必然,我有幸成为“文革”中千百万知青接受农村广阔天地大熔炉历练的先行者。
我在河南农场埋头苦干了整整十个春秋,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黄土地,也饱尝了人间的冷暖。时至今天,仍然有不少媒体采访我:当年条件实在太艰苦了,您后悔吗?我的回答是:艰苦和磨难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我庆幸拥有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让我经受了一次从身心到精神上的洗礼,因而我的青春无悔!
正如《尚书》所说:“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回想当年,我下到了社会最底层。春种秋收,胼手胝足,和农人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真正明白了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同时也改造了自己,让我寻求到人生的真理。我懂得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他们多么吃苦耐劳,艰苦朴素,他们热爱党和国家的情感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他们苦难而丰富的历史,他们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对事物形象化的描绘,是我今天进行创作的丰富矿藏。我发表在“夜光杯”或其他报刊上的诸如《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郭世英在农场》《廖公请我吃烤鸭》《高队长》《猛张飞》等等文章,都源于此,没有知青务农的经历是断然写不出这些文字的。《亮剑》原型王近山将军(上世纪60年代,他因犯生活错误,被连降三级开除党籍,下放到我所在的农场五年,我们成了忘年交,后经毛主席同意他又在南京军区重披战袍),在农场农闲时,他就向我讲述他的戎马生涯,深深打动了我,我写的几篇关于他的红军时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战场上的纪实文字,很受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如果有读者问,我写的文章有何特色?我认为真实的生活阅历、诚实的人生态度和讲真话的写作原则,即是我行文撰稿的特色。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万字的《元戎百姓共垂竿》垂钓散文集,想不到前后印刷四次,也有四五万册了,那时《中国钓鱼》杂志编辑部要求获我签字本邮购的电话铃声常常不断。该书的畅销,源于我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了开国将帅和一代伟人的垂钓风范,情节动人,由此还被读者和专家评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大作家和大学者苏叔阳和范曾两位仁兄说:“万老大是中国钓鱼散文的首开先河者……”
这些钓鱼散文写了中华民族最悠长的钓鱼文化,有幸被《新民晚报》“夜光杯”看上,十几年间刊登了《贺龙元帅钓大鲢赠周总理》等文章,2012年还发表了《如何救回珍贵濒危刀鱼》等垂钓散文;今年我又发表了《五日游两钓奥克兰》一文。一向选文严谨的首席编辑贺小钢,一直慷慨地给予拙作以版面和鼓励。我可代表华夏九州之所有钓者(现在我还担任着中国钓鱼运动协会副主席呢)向晚报和贺小钢致真诚的敬礼!
2014年仲夏于北京苹花书屋
我的书屋叫“苹花”
改革开放后,国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很大提高。2005年我第一次分到了住房,凭着1962年参加工作的工龄和职务的晋升,不知不觉我竞按照“老干部”标准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新房,要知道当时全体委司局级分房排名我能排列第17名呢。后来孩子一结婚又搬出去住了,因此我就多出了一间十多平米的房子,想不到过去都是大作家、大干部才能拥有的书房,这年代我也梦想成真了。后来又经两次搬迁,但这“苹花书屋”总能保留下来。
当时我决定郑重对待我来之不易的书屋,我有着在河南黄泛区农场园艺场十年的农工经历,考虑再三,我就把书房命名“苹花书屋”,以纪念我于青涩年华投身黄泛区十年的知青岁月。分房前我早就和我的老朋友、大作家、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之一李准商量给书屋取个名,请他首先泼墨挥毫——咱也学着挂个匾啥的。李准是我上个世纪60年代下放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时的老朋友了。他原创的电影《李双双》《老兵新传》《大河奔流》等近20部影片在国内外产生不小影响。他在“文革”中被迫下放到离我劳动农场十几里的小李庄,真正住进了“牛棚”,因为一半是他的住房,另一半就是牲口棚呀。我去看过他,当时正逢六月天,他穿个粗布大裤头,肩上搭个灰白难分的擦汗毛巾,头上还戴着个旧草帽。加上他一口地地道道的河南话,正忙着给牛马等队里大牲口拌草料,像个本地十足的饲养员。他十分欢迎我这个小友的突然到来,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他招待我吃了粗茶淡饭,后来他还应我之邀来我劳动的苹果园看望我。当时我正在果园喷打进口的“1059”农药,我们四个喷药手都在烈日下高举丈余喷枪干了几个小时了,浑身汗如雨下,这种烈毒农药(据说现在已禁用在果树上)别说是噬吸果叶如命的红蜘蛛克星,就连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知青,药水加上毒日头,八小时下来都搞得个个脸色青白,四肢乏力,挥动和拖拉喷枪以及连着拖拉机大药箱的长橡胶管越来越吃力,越来越沉重。李准看着我这样的北京“洋”学生和“高干子弟”如此能吃大苦,耐艰辛,似乎比他在牛棚还艰苦,忙从果园树下刚挑来的“特供保健品”——绿豆红糖水铁桶里,舀了满大粗瓷碗汤水,捧到浑身上下已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的我面前:“小万同志,你们都歇一会再打吧!喝碗绿豆茶解解暑消消毒气……”写到这里,读者们也许就能明白李准以魏碑字体为我手书“苹花书屋”的来历了。
及至后来,韩美林、吴祖光、范曾、王成喜和崔如琢等诸多的书画名家,知其根源后也纷纷为我的小屋题写了“苹花书屋”。这些书法墨宝让我受宠若惊,倍加珍爱。中国书协主席沈鹏还特加过一段题跋:“伯翱同志1962年下乡务农,昼夜操劳于果园,怀其十年青春磨砺,故称其书房名也!”
实际上,当年我们这些知青每年从早春二三月春耕乍暖还寒、果花和叶都没出来时,就开始喷打第一遍石灰水加硫酸铜,对果树上药,铲除害虫卵和病毒,到金风骤起采完果后打最后一遍“波尔多”果药保叶剂,这样的艰苦喷打药一年下来总共有十多次之多。另外还有对果树的施肥浇水、除草采收。到了冬季,大田农工都封仓休工或干些室内轻松的选种修整农具等活了,园艺工却要变农闲为农忙,顶风冒雪,手握铁剪钢锯,登上果树空中作业,真正感觉是“广阔天地”的主人了。我们踏进冰天雪地,穿梭在果林中央的主干道上,不时高唱:“北风吹,雪花飘,园艺工人爬树梢。为了明年花和果,今冬不怕苦和劳……”
啊!苹花,那是每年四月份苹果树花开似海洋,蜂来蝶往的最美季节——我无法忘却的知青岁月,至今让我苦乐交融梦魂萦绕在农垦广阔天地里……
2014年夏月于京华苹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