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女禁
近代中国妇女教育
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是没有权利接受教育的，妇女被要求遵守“三从四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连达官贵族家的女子，也只能在自己的家塾里面学习一些《女儿经》之类的道德规范和相关的国学知识。女子要求和男子享有同等的教育权利，是近代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欧风美雨”的产物。
1868年，由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的中国第一个出洋考察团，在英国人赫德引领下到欧美各国考察。担任翻译的是京师同文馆首届毕业生张德彝，这位汉军镶黄旗子弟，在他写的游记《航海述奇》中记载了他在英、法等国的学校看到男女同校、同班上学，出于他的思维定势。惊呼“有伤风化”，“洋女读书针黻女红一切略而不讲”，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女孩子个个天真活泼，精神焕发，健康成长。
1 教会女学的发端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侵略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特权，其中包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传教和办学。随着香港被迫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各种各样的传教团体竞相成立，各级各类的教会学校相继创办，教会女学便随之出现。这些学校也是中国最早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的女子学校。仅1847至1860年这13年中，外国传教士在五口通商口岸就建了12所教会女学，这些教会女学的兴办为中国近代女子首开学校教育之先河。
教会女校的办学目的，最初在于传教，而后则是为了培养传教人士和宗教领袖。正如首任中华教育会会长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所说：“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其作用并不在单纯地传授宗教，而是使学生受洗入教。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要进一步给学生们训练……成为社会上及教会中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之导师和领袖0”教会女学的课程设置主要有：基督教教训之课本以及圣经故事、数学、地理、英语等主科。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认为：“女学者，使之读西书，明外事，擅文才，而后其志气高尚，其见识远大，其位置崇亢，而不肯自卑，其行止磊落，而无所黏滞焉。”
教会女学在中国的不断出现，一方面使资本主义侵略国在中国的文化侵略进一步加强，使中国更多的女子迷心教会事业；另一方面，教会女学的创办和发展，结束了中国女子无学校教育的落后状态，开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先例，为后来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师资，为中国的妇女运动培养了最初的人才，并对中国自办女学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相当一部分的教会女学成为我国自办女学和混合学校的前身。这些都是创办者们所始料不及的。
2 中国女学的滥觞——经正女学
严格说来，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应发端于戊戌变法时期。西方教会在我国创办女学半个世纪后，中国人自己才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经正女学，它是戊戌维新的直接成果。维新派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后，又从教会女学中发现兴女学的好处，出于爱国，开始大肆宣扬兴办女学。“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从189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经元善、郑观应、康广仁等开始筹办女学堂。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教以算学、医学、法学、体操、绘画、西文等近代科学知识。经正女学的创立，是男女平等思想在教育上的初步反映。实际上这是维新派“相夫教子”“兴国智民”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结果只是赋予妇女一定的受教育的资格而已。
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妇女)认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他们把兴女学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更加致力于创办女学堂。1902年，继吴怀疚创办上海务本女塾，蔡元培等创办上海爱国女学之后，出现了一个兴办女学堂的热潮，各种女学在全国各地普遍设立。据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清学部部务司编)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学堂428所，女学生15498人。
但是，这一时期兴办的女学，从总体来看，距男女教育平等还有很大差距。因为，男女教育平等至少应包括两点：一是男女享受教育的资格应平等；二是男女教育的内容、目的、方针及受教育的机会都应一样。事实上，这一时期只是完成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第一步——女子享有受教育的资格。在教育方针、目的和内容方面，除了少数革命人士创办的女学堂真正持男女平等原则，大部分民办女学和全部官办女学都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的。在管理方面，男女有别，对女生约束极严，尤其是官办女学，对女生从思想到行动，甚至连着装都做了严格限制。另外，女学堂的数目也远远少于男学堂。1907年，男学堂约有34000余所，而女学堂仅有428所。这一切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男女教育的不平等。P12-14
2013年秋天，我突然接到甘肃教育出版社打来的电话，约我写本关于邓春兰的书，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我的这一反应，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怎么会这么唐突。我还随口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会想到让我来写?”这倒是我顺理成章的思路，因为我是地处边远小城的一介中学教师，默默无闻，且又退休。后来得知，他们在我的博客里看到了我写的《陇上女杰——邓春兰》，说起这篇文章，我确实在字里行间，深深地流露出对这位陇上女杰的敬仰，我一直认为她是甘肃人的骄傲。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兰州大学上学时，在近代史的课堂上，得知了邓春兰的事迹。当时我就十分震惊，20世纪初，在穷乡僻壤的甘肃，竟出了这样一位震惊国内学界的女杰!五四时期，大学在甘肃几乎是空白，然而，在比省城更偏僻的循化县(今属青海省)，孕育出了这样一位卓尔不群的女子，她曾秉笔直书，给北京大学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写信，要求北京大学开放女禁，她要报考北京大学，让女子和男子享有平等的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举动，代表了全国女性青年的心声，引起了教育、文化、妇女各界强烈的反应。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进步书报刊物上，纷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很快这些讨论就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学界名流的响应。他们都纷纷为报刊撰写文章，主张妇女解放，支持男女同校。《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杂志还出版了“妇女号”，专门讨论了男女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及婚姻家庭等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周作人、向警予、胡适、田汉、李达、茅盾、陈望道等著名人士及许多进步人士、爱国青年尤其是女学生们纷纷发表文章，表示强烈支持大学开放女禁。邓春兰继而在《少年中国》等报刊上发表对女子解放的见解，进一步阐明自己对妇女解放的观点。在邓春兰的带动下，山西、湖南、北京的一些教育团体和女青年们也通过提案或联合呼吁要求大学解除女禁。邓春兰的这一行动，在提倡“科学” “民主”的五四精神洪流中，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支持下终于获得了成功。随后，在中国讲学的世界著名的哲学大师美国人杜威，在王府井大街135号楼上举行茶会宴请北京大学首批女大学生表示祝贺，为此，杜威一家还和邓春兰等7名北京大学首批女大学生合影，以示鼓励。
邓春兰的壮举不仅为我国女子争取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建立了功勋，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口号中，做出了切实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举起了“妇女解放”的大旗。这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确实有着开拓之功。因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时至今日，还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一把重要标尺。
是的，近代甘肃虽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比较落后，但甘肃人的理念和进取精神并不甘落后。而且，出现了像邓氏诸贤、水梓、张一悟等一大批持先进理念、富革命精神的进步人士，是他们不屈不挠地为推动甘肃的发展和进步而奋斗着，并不断丰富和完善着“甘肃精神”。
当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广大甘肃人更加需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大力开发西部战略的指引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发扬继承“甘肃精神”，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准，营造公正、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氛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发达国家的理想。
当然，这也是我不揣冒昧接受编书任务的初衷。
邓春兰是首倡冲破大学女禁的陇上女杰，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意义，也是甘肃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何端中编著的这本《邓春兰》将重点介绍她的成长历程、进步思想的形成（父亲、丈夫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中的教育状况及教育改革面临的重重阻力、邓春兰致信蔡元培打破男女同校争论僵局的事迹及其对近代中国教育改革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
何端中编著的这本《邓春兰》介绍了，邓春兰1898年7月3日，出生在今青海省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乡起台堡村（清时为循化厅）一个从事教育事业的学者家里。7岁时，邓春兰随其二伯回原籍循化县，入初等学校念书。该校全是男生，女生只有邓春兰和她两个姐姐（春藻、春芩），周围村人议论纷纭，说什么“想当女秀才、女举人！”又有的说“念书不是姑娘们的事！”等等。她们没有屈服于落后的社会议论，在原籍上完初小后，于1909年，其父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兰工作时，便同姐姐到省城求学，插班入女子高等小学（淑贞小学）读三年级。刚读半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因而停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第一个喊出了妇女的心声，带头冲破了大学女禁，为争取妇女同男子有平等教育的权利，而建立了首功；并在甘肃民主妇女运动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的著名人物——邓春兰女士，是出生在循化县的一位自幼接受新思想、新教育、新文化的女界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