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杜姓源杜康”，杜康是天下杜姓公认的鼻祖。相传杜康是轩辕黄帝时杜氏部落的首领，被黄帝封为佐臣，专门掌管粮食。在《世本》中有“杜康作酒”的记载，并注为“黄帝时人”。《酒诰》中也记载：“酒之所兴，肇自上皇。”因其创造酿酒之术，被后人称为酒祖、酒圣。在杜康之前，时人所饮之“酒”，实际上多是“汤液醪醴”之类的含酒精果米的发酵物，远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酒。杜康所造秫酒的出现，是远古人类饮食文明和原始社会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
关于杜康造酒，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张华《博物志》云：“杜康作酒。”顾野王《玉篇》云：“酒，杜康所作。”李瀚《蒙求》云：“杜康造酒，仓颉制字。”在今天，白水县杜康村存有杜康庙。相传，杜康庙始建于东汉年间，由光武皇帝赐建。《大元大一统志·卷三百八十三》载：“杜康庙，伊阙旧县东南三十里处。”《大元大一统志》是元朝官修的地理总志，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据《中国历史地图册·陕西都畿道地图》记载，当时的伊阙旧县东南三十里处，正是今天白水县杜康村的杜康造酒遗址。明冯时化《酒史》载：“杜康作酒，酉日死。”故，后人选择了每年立春后的第一个酉日(后确定为三月初三)作为杜康神的忌日．，焚香祭拜，香火连绵至今。
杜康受到无数后人的景仰。唐代著名诗人王绩有《祭杜康新庙文》，称颂杜康造酒是古代文明的重大进步，其辞日：“两仪判辟，万象森罗。都邑未建，鸟兽独多。茹毛饮血，巢居穴窠。天地不交，人灵未和。智哉先生，爰作甘醴。上配百牢，下主五齐。以宴以祷，为樽为洗。万神以降，三献成礼……我瞻前说，功高受赏。嗟嗟先生，其义可想。肇基曲蘖，先开祀飨。大礼斯备，群贤就养。敢依河曲，建尔灵祠。前临极岸，却就长矶。茅茨不剪，采椽不治。扫地而祭，神期享之。”
唐宋时期，一般的驿站也敬祀酒神杜康。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日：‘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日：‘杜康。’”不仅酒坊和酒肆奉杜康为“酒神”，就连皇城内的光禄寺也敬奉杜康。元人冯梦祥《析津志·祠庙仪祭》记载：“杜康庙，在(京城)北城光禄寺内。居西偏，内有天师宫。奉礼部摞拨道士一人，在内提点看经，专一焚修香火。盖为酿造御酒，每日于上位玉押槽内支酒一瓶，以供杜康。”
关于杜康造酒，有着美丽的传说。远古华夏族经过“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老农耕作”的原始农耕阶段，发展到建立强大的部落联盟，农耕技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不断增加的黄帝时期。黄帝让杜姓部落加盟，并封其首领杜康为佐臣，专门管理粮食生产。当时风调雨顺，年年丰收，可是由于不懂如何科学地保存粮食，杜康依照习惯把大量的粮食储存在山洞里，结果大多腐烂。黄帝闻知十分生气，将其降职专责保管粮食，并说如果粮食再腐烂，就处死杜康。
到底采用什么保管方法，粮食才不会腐烂呢?杜康苦苦思索。有一天，杜康来到树林里，发现几棵大树枯死，只剩下粗大的空心树干。他想，树洞里干燥，粮食应该不会坏掉的。于是，他号召大家把树林里凡是枯死的大树一一掏空，将多余的粮食存储在树洞里。不料，过了两年，树洞里的粮食由于长期遭受风吹、日晒、雨淋，慢慢开始发酵。这天，杜康上山查看粮食保管情况，突然发现在一棵装有粮食的枯树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一些野猪、山羊和兔子。杜康一时纳闷：怎么一下子死了这么多野兽?他迷惑不解地走向前去，定睛一看，原来它们都活着，只不过在睡大觉，不久它们就醒来跑走了。他又发现一只山羊走到装粮食的树洞跟前，用舌头舔那干枯的树皮，不一会儿，便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可走了不远，就躺倒在地上。杜康查看刚才被山羊用舌头舔的树皮，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装粮食的树洞已裂开几条缝，由里往外不断渗水。杜康这时才明白，野猪、山羊和兔子就是因为舔吃了这水才躺在地上的。杜康用鼻子闻了闻这渗出来的水，只觉得特别清香，他不禁尝了一下，尽管味道有点辣涩，但气味特别浓香。他越尝越想尝，一连喝了好几口。这时，只觉得头晕目眩，身不由己地躺倒在地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P3-4
中华五千年的颂歌传递着华夏文明，四千多年的文明史成就着厚德载物。中华儿女是龙的传人，五十六个民族滋生的百家姓氏源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治国安邦，指明了实现中国梦的决心，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共和国的太平盛世。在这个光辉的历史时刻，我们的《吾庐春秋：杜氏溯源》丛书正式出刊了。此书以世系纲为主线，把本族历史沿革和家族人物主要事迹言论以辈分排序，进行比较客观的描述，尊重历史，依托实际，纠正了诸多有关杜甫世系的书刊中一些不当错落、年份不清等问题。该丛书疏通杜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以诗圣杜甫为中心，上溯康尧伯预，下该近代谱系，考镜源流，贯通史籍，填补了目前杜氏家族源流考的诸多空白，为中国族谱文化做出了贡献。
该丛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杜甫的三十九世孙杜填仓(我的本家爷爷)。他从花甲到古稀，冬寒夏暑，秋霜春露，卧居穹庐，不辞辛苦，夜以继日地披阅史籍，博览经典，还经常实地考察，为辨清世系精耕不辍。我曾多次登门拜访，老人家对我热情叮嘱，其专注和敬业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我劝他注意身体，他坚定地说，如果有生之年能为杜氏家族编著出版《吾庐春秋：杜氏溯源》以及《杜氏家谱(再续)》，再辛苦也值得。杜氏家族世代圣贤，荣光显耀，然而后人学习不够，令人深感惭愧。爷爷还自豪地说，他的写作得到老祖宗赋予的智慧和灵感，“说来也怪，有时一件事、一句诗、一段话、一个词解释不清，夜深人静时或在梦幻中，倾听诗圣隔空教诲，并能从他那里不断得到启示和点化，又总是被甫公那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所激励。休息片刻，感悟初醒，精神大振，很快领悟贯通，继续创作”。
俗语云，成功男人的背后离不开贤内助。杜爷爷的妻子田玉兰，知情达理，体贴人微，她细心地照料杜爷爷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使其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创作中。杜爷爷的学业成就与本书的出版，离不开田玉兰女士的贡献。
为了促成《吾庐春秋：杜氏溯源》丛书早日问世，以河南省杜甫文化基金会为平台，成立了由青年学者林天泉和高思莉等组成的《吾庐春秋：杜氏溯源》编辑部，协助杜爷爷策划汇编，整理图文，校订修正，并替年迈的杜爷爷走访有关专家，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与支持。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诗词协会会长林从龙先生，亲自泼墨挥毫，为本书作杜甫诞生地诗歌一首。中国杜甫研究会原会长、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丛林先生，嘱托林从龙先生安排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河南省社科院教授葛景春先生代笔题写“弘扬诗圣文化责无旁贷，传承杜甫精神后继有人”楹联一副。葛景春先生还在百忙之中认真审阅文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诚挚地为本书撰写了序言。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河南省社科院巩义杜甫研究所副所长兼秘书长姜海宽先生是杜氏文化和杜甫文化研究的专家，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杜氏修谱和出版杜甫年谱等做出了贡献。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钢建院长，博学多才，劳苦功高，是杜家人的骄傲。杜院长热情指导出刊意向，审阅本书并编著春秋战国时期至黄帝时代五部分世系考，定为本刊的序言。中国杜甫研究会理事、郑大升达学院教授康若望先生审阅本书后深表肯定，并把唐朝元稹大师撰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译为白话文并添加了注解。
河南省杜甫文化基金会对杜甫文化研究的热忱以及研究成果，也吸引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本人曾受邀参加自然门一代宗师、孙中山先生贴身护卫杜心五先生145周年学术研讨会，认识了与会专家老师和全国杜氏研究的族人及知名人士，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来自江西杜氏文化研究的杜素林会长、四川重庆的杜氏研究杜明才会长和杜全书秘书长、河南杜氏文化研究的杜东方秘书长，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为弘扬杜氏文化，探讨拟定成立中华杜氏研究会筹委会。金秋十月，受甘肃省杜甫研究会的邀请，参与了天水和四川杜甫学会及成都杜甫博物馆共同举办的“2014年天水杜甫学术研讨会”，与会同桐树苞会长、聂大受秘书长、张志烈会长、王飞馆长、天水宣传部、文联领导等专家老师对杜氏文化与杜甫文化源流探讨座谈，并在会上演讲，取得良好反响。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却不忘忧国忧民，写下大量不朽诗篇。杜甫文化博大精深，研究杜甫文化，需要付出大量的艰辛与努力。国内外研究杜甫文化大多数都是外姓人，杜氏家族参与的少，杜甫后裔少之又少。笔者自从加入中国杜甫研究会以来，受到两任会长和秘书长的好评。一位会长感叹，终于有杜甫后人参与研究了，叮嘱笔者要自觉肩负责任和使命，使诗圣文化传承后继有人，杜甫精神发扬光大。
纵观历史风云变幻，杜氏家族历朝历代圣贤辈出，光宗耀祖，为后人做出了榜样。颂日：祖宗酒圣杜康酿造美酒，醉了无数英雄拔剑壮志酬；伯公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其后列之以公侯伯子男；预公指授群师，平东吴，三国归一统；审言公炳灵翰林，研几策府，独秀于朝端；甫公诗圣才名传天下，文章光芒万丈长。始祖祖籍襄阳，徙居巩州，大明迁密，明裔君、臣，清时落户禹州。根系圣贤，惠育后人。
笔者自加人中国杜甫研究会以来，深感责任重大，尽心尽责，不遗余力地为杜甫研究事业而努力。但担当这个重任也常感吃力，活动的组织和会议的召开缺乏足够的经费，往往都是自己垫付费用。如果不扛着这面旗帜又感到失职，对不起老祖宗，更对不起对我期待的研究会领导。没办法，只有勇往直前，去省厅、上北京调档案，组织年会策划活动，动脑筋，想办法，终于在2014年6月10日在河南省民政厅和文化厅注册备案，正式成立了河南省杜甫文化基金会，面向社会接受杜甫文化的崇拜者和爱好者及国际友人的公益捐赠、爱心资助，这为杜甫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这个平台，学习杜甫精神，搞好公益事业。
此书的出版，离不开杜填仓先生的精心编著，离不开顾问组专家老师的大力支持，离不开编委会成员的辛勤努力。由于时间仓促，疏漏在所难免，望各位老师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杜甫第三十九代孙杜填仓先生为了搞清楚杜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对杜氏姓氏源流和杜甫的世系研究下了多年工夫。在十多年前，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对杜甫一系的杜氏族谱进行搜集整理。为弄清杜甫的世系和行踪，他先后沿着杜甫的漂泊踪迹，对河南、山西、山东、河北、江苏、浙江、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十多个省进行考察，写出了《杜甫世系考》一书。此书图文并茂，收集了杜甫的许多有关资料和图片，对杜甫的生平和行踪研究非常有价值。后来他觉得此书的研究还不够缜密，又经过七个春秋，对此书进行扩展和补充。在杜甫世系的基础上，对杜氏的源流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周代的杜氏始祖杜伯开始，到民国时代杜甫的三十六世孙、杜伯的七十二代孙——两千六百多年的杜氏家族世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是杜氏族谱研究的一个大工程，由杜填仓先生一人完成，命名为《吾庐春秋：杜氏溯源》，这不仅是对杜甫研究的突出贡献，也是对中国族谱文化的大贡献，实在可喜可贺。
此书的第一个亮点是对杜氏家族全程的考察。在中国，从先秦至今有系统族谱的只有孔氏、孟氏、颜氏等少数几家，而其他姓氏的族谱，大部分都是断续的，大都只能续到明末清初，十几代而已，再往上就很难续上了。有的即使能续得上，其族谱在从先秦或到元明时期的某个环节上也付之阙如，具体人名不详。而在杜甫一系的杜氏家谱上，过去也有某世某代不够清楚的地方，但经过杜填仓先生的努力，多方收集资料，精心考证，或已填补了空缺，或已辨叽并纠正了其中的错误，这使杜甫(至明清仓、厥)一系的杜氏家谱，上至先秦下至民国之际，形成了一个系统有序、世系分明、没有缺环的完整谱系，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以说，这在中国的族谱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
第二个亮点是关于杜甫世系的一些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考辨。例如，杜甫是杜预的十三代孙而非十二代孙或十四代孙的问题。在诸家的杜甫世系表中，《元和姓纂》中将杜甫排为杜预的第十二代孙，而台湾郭辉通先生的杜甫世系表中却将杜甫排为杜预的第十四代孙。杜填仓先生认为，《元和姓纂》是从后来已散佚的明代《永乐大典》中辑出，或有残缺不全，是可能的。而郭表是因从杜预至杜甫的世系中多排了一代，故有此误。而杜甫文中自认的十三代孙是不会有误的。
又如，杜甫的二世祖为谁的问题。多位杜甫研究学者，对杜甫的二世祖是杜耽还是杜尹的问题，或采取杜耽和杜尹并列之说，或认为是杜尹，经杜填仓先生的详细考证，杜甫的二世祖确认为杜耽而非杜尹。
再如，对杜甫之父杜闲卒年的考证。本书认为，杜甫在写《祭远祖当阳君文》(此文写于开元二十九年清明节的前一两天)之前，已在偃师土娄庄杜氏祖坟筑土室为父守墓，因此认为杜闲应卒于此之前，即开元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间。这个结论与陈冠明、孙愫婷《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据引洪业《我怎样写杜甫》推测杜闲死于开元二十八年，姜海宽《杜甫年谱》中引《巩县杜氏谱记》所说杜闲卒于开元二十八年的结论相接近，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此外，对杜闲的最后官职为奉天令的考证。本书认为杜闲的最终官职为奉天令，而非兖州司马。这是根据元稹为杜甫所写的墓系铭得出，其中记载“闲为奉天令”。按照通常墓志记载，或记其最高官职，或记其最后官职，而元稹所记为其最后的官职。按道理，杜闲应先为奉天令，奉天县为京兆畿县，是正六品上；后为兖州司马，充州在唐代是上州，州司马是从五品下。从一般的情况来看，官职应是低的在前，高的在后。但也不尽然，故杜闲终于奉天令的说法，也可备一说。这些研究成果，对杜甫研究是有贡献的，也是十分难得的。
总之，杜填仓先生为写此书先后花费了十多年工夫，不但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排比和梳理等工作，而且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和考证，所取得的成果是难能可贵和令人注目的。这不仅是杜氏族谱和杜甫世系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杜甫精神的发扬光大，故乐之为序。
《吾庐春秋(杜氏溯源)》在杜甫世系的基础上，对杜氏的源流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周代的杜氏始祖杜伯开始，到民国时代杜甫的三十六世孙、杜伯的七十二代孙——两千六百多年的杜氏家族世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是杜氏族谱研究的一个大工程，由杜填仓先生一人完成，命名为《吾庐春秋(杜氏溯源)》，这不仅是对杜甫研究的突出贡献，也是对中国族谱文化的大贡献。
杜甫第三十九代孙杜填仓先生为了搞清楚杜氏家族的来龙去脉，对杜氏姓氏源流和杜甫的世系研究下了多年工夫。《吾庐春秋(杜氏溯源)》是杜甫第三十九代孙杜填仓先生多年考察研究所得，书中对杜氏几位祖先，即鼻祖杜康、远祖帝尧、始祖杜伯、源祖预公、审言公、甫公、仓厫公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整理，对杜氏的源流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