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等著的《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 2政府卷)(精)》主要研究内容是在南京市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相关情况,首先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南京市政府,本书主要考察了南京市制的建立及其人事结构、行政机制与党政关系、城市边界划分、政府施政绩效及其制约等;对于沦陷时期和抗战服胜利后的南京市政府,主要关注了政府结构流变与运行方式、人事行政制度与社会治案管理,以及南京市政府行政效能的制约因素等。其次研究从解放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南京市,经历了从“抓革命”到“抓经济”,从“管计划”到“管市场”的转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南京市政府如何继续转换视角,提升职能,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理念,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管理能力与服务质量的历史过程。
李玉等著的《南京百年城市史(1912-2012 2政府卷)(精)》为其中一本,是本系列的第二卷为“政府卷”。政府是城市运行的中枢。近代城市的出现,必然有行政建制及管理机构相适应。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学习西方政治体制,在南京建立了具有国家级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其后,虽然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然而,南京仍然是现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中心。南京市政府、南京特别市政府及新中国建立后市政府机构的演变,均体现着一个时期的政治导向,努力发挥着市政建设、社会管理、维护经济运行等行政职能。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南京市政府实现了职能转换和升级。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依法执政,成为南京市政府面临的新实践、新挑战。
二、国民党市党部对市政府的“指导”和“监督"
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也是监督市政府的一个重要机关。自刘纪文时代始,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就在政府内设立组织,党部通过政府内的组织运作加强对从政党员的控制,即“由党部指挥在机关中服务之党员”。其原则是“在政府机关服务之党员,应绝对服从该机关党部的命令,出席党的各种会议,执行党部所分配之工作,不得规避,否则以违反党纪议处”;且“政府机关之党部各种会议检讨工作时,除党务工作外,应兼及机关本身工作及各党员在机关中所担任之工作”。如此一来,从政党员不但要完成自身的行政工作,还要把党的工作放在心上,自觉向党汇报并接受监督。另一方面,这种事实上的“党员治市”实际也增强了党部对政府实施监督的底气和力度。如1928年6月,南京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批评政府内少数公务员公然嫖妓、赌博、酗酒及吸食鸦片事;要求政府增加下关轮渡,注意起卸工人生活,减低公车票价,添加交通慢车道和增加行人道。同时,要求官方将每年的年度计划和预算至少在一个月前告知党部;年底的政府资产负债表和工作报告也须照相同程序递交党部审阅;市政府所公布的法令与财经变化和相关人事变动也须在党部甄审后才能施行。如果党部发现其中有与党的利益相矛盾的地方,便退给政府修改;如果仍不满意,则党部可以予以否决。甚至当政府的施政方针已被上级政府核准备案之后,党部监察委员会仍有事后稽核权。理由是国民党中央赋予了市党部有稽核同级政府施政的权力,以便官方施政切合国民党的政纲政策。而政府的施政方针,也只有在经过党部核准之后方能执行。在这种情况下,党部甚至敢于公开向市政府行政进行发难。譬如,1930年10月国民党南京市执行监督委员会在稽核政府施政方针意见书时,就对政府的政见进行了严厉批评,甚至还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的市政意见,训诫政府该如何行政。
首先,市党部对官方计划书中筹措首都建设经费部分进行了批评,认为其做法完全不具可操作性。政府只提出整理市税和利用土地,对于如何整理市税和利用土地却没有具体办法,既没有说明税制的改革办法,也没有提出开辟新税的实施方案。同时,该计划书中既没有编列政府预算,也没有按照中央要求在报告中标注年度。此外,党部还警告政府,在整理旧市税或开征新税时,须最大限度保证市民利益;土地利用方面亦应根据国情,参照欧美成法开征土地增益税。
其次,党部明确反对政府提出的社会改造计划,还和盘托出了自己制定的替代方案。在该新制定的方案中,他们告诫政府,应该把户口统计与户籍登记作为市自治的基础补充进来,吸纳社会学家及社会行政人员组织“社会设计委员会”规划社会建设,并对社会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甚至连筹办中的妇孺感化所,党部也执意将其更名为“妇孺教养所”。为改善社会事业机关,党部促请政府培训大量社会工作人员,增加对农业和农民的投入。
第三,在城市建设方面,党部督促政府加紧疏浚市内淤塞水道,认真研究发展市内公共交通的可行性。教育方面,推广普及市内小学教育,加强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和党义宣传;认真审查校内出版物以及推广学生社团与社会宣传,强化学生思想管制。卫生方面,党部亦严正敦促政府尽速完成供水工程,在市民居住区及市区增加垃圾桶,添置厕所便池等。在土地方面,党部亦对原计划中仅列测绘登记地税,而没有给出完成时间的做法十分不满,告诫政府应按照“首都建设委员会”的规定,向市民说明哪里可以建筑,哪里可以收买,并警示政府应注意首都地价飞涨的现象。
除了对城市社会团体和政府法规文件进行“监督”外,市党部还时常对政府的日常行政指手画脚,发号施令,意欲将其行政纳入自己的“指导”下。譬如,针对南京市内屡禁不止的烟毒和娼妓问题,1930年12月2日南京市党部发表评论称,“我革命之政府之首都所在地,犹有此种怪现象,殊堪痛恨,若不严予查办,则违法者将视法律为具文,更肆无忌惮,而烟毒与妨害风化等犯罪行为将未有禁绝”。1931年市党部又要求政府严令人民不得毁坏南京城垣,并令相关机关予以保护。1932年2月24日,提醒政府应添设下关路灯,注意水利,减少行政费,增加教育建设与卫生经费等;政府在选用职员时,不得任用私人或假借缩减机构,排除异己;并要求政府严禁私娼,不得开禁娼妓。1933年5月市党部甚至用半知照、半命令的口吻通知市政府及首都警察厅,要求本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工厂在5月5日国耻纪念当天一律放假,并转告警察厅督促全市住户、商店应于当天举行纪念活动,政府也要下半旗致哀,市内各单位悉数参加党部组织的国耻纪念会。同年12月,党部还要求政府降低“一·二八”国难后日益飞涨的房租,收容本市难民,平抑物价,严查下关各商轮私运烟……
P49-51
总 序
杨卫泽
南京有着60万年的人类文明史,近2500多年的建城史,约450年的建都史,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公元前472年,越灭吴,越王勾践命范蠡在秦淮河之南建筑了城池一——越城,标志着南京建城史的开端。那时的南京东环平岗以为安,西城石头山(清凉)以为重,南界秦淮河以为阻,北带玄武湖以为险;在经济文化上已经走出了洪荒时代,展露了中华文明,具备了建城的条件和优势。诸葛亮曾赞叹南京:“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道出了南京气象万千、山川形胜的磅礴之势。公元229年,东吴孙权于武昌(今湖北鄂州)称帝后不久,就将都城迁至建业(今南京),建业作为南京历史上的第一个都城,迅速成为了一个区域的政治文化的繁盛之地。孙中山先生曾说:“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孙先生对南京如此高的评价,充分彰显了南京城市发展到近现代其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
南京之所以名扬全国、享誉海外,更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100多年历史上的一座特殊的坐标城市。这一百年里,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在南京创建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一一中华民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一百年里,南京曾是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因此,在政治制度、经济建设、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巨变,出现了自六朝、南唐、明初以来的第四次城市建设高潮,成为中国少数几个最早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之一;这一百年里,侵华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万无辜同胞,掠夺并破坏城市,中华民族蒙受了华夏历史上最为惨痛的羞辱;这一百年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八年,但南京人民英勇不屈,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南京人民亲眼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胜利,南京也因此成为胜利之都、英雄之城;这一百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以南京解放为标志,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这一百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艰辛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往开来,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南京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正向建设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大步迈进。
古城一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是南京人民用智慧和汗水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南京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为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南京、认识南京,进而激发人们热爱南京、建设南京、发展南京的更大热情和信心,南京市档案局(馆)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合作,组织在宁高校、省市社科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市档案馆等部门的专家学者,历时三年,编著了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反映南京一百年城市变迁和发展的学术丛书“南京百年城市史”,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从1912年到2012年这一百年里南京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繁荣的历史进程。“南京百年城市史”是“文化南京”品牌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创新之举,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研究亦有率先引领的作用。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传承,不仅是对城市文化脉络的梳理和保护,也是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更是关系到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对此,南京市档案局(馆)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所做的尝试十分有益、值得肯定。在此,谨向为此书编著、出版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今天从历史走来,未来始于今日。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守护者,要善于从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中汲取精神营养。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现代化国际性人文绿都”建设目标,同心协力,开拓创新,攻坚克难,扎实工作,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为江苏“两个率先”做出更大贡献,不断谱写“中国梦”南京新篇章。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南京一定能成为一座区域特色鲜明的中心城市,一座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城市,一座令人向往的宜居城市。
2014年7月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
本书是我与几位年轻学者合作研究的产物。本书的设想与框架由我提出,意在借参与这一课题之机会,尝试开掘中国政府史研究的理路。不过,实际成果与学术构想之间往往会有一些差距,孰优孰劣,也不易遽断。现在的书稿其实是各位作者共同的智慧结晶,他们的写作思路与布局方式,与我的想法多次产生互动,从而使我不得不屡易设计框架。在此过程中,合作者们给予我极大的帮助,他们青春靓丽身影背后的无私奉献精神令我感佩。本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张宪文教授高屋建瓴,耳提面命,指点迷津,使本书作者受益良多;南京市档案局(馆)领导嘉惠学林,为此项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南京市委党史办的余静女士、南京市档案局(馆)的刘峰先生先后赠阅大量图书;南京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我们查档时,基本上做到有求必应;本丛书其他各卷的作者叶南客、王卫星、王云骏、谭志云、薛恒、赵德兴、付启元、张惠卿、夏蓓、曹大臣、马振犊、齐春风、黄慧英、张燕萍等专家学者在历次讨论中多有指教;匿名评审专家对初稿、二稿指瑕摘疵,匡谬正误。这些对于我们完善写作思路,减少各类错误,至关重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研究思路与写作架构由我提出,并予统稿,各位作者也不同程度地协助校订。独立撰写内容的作者分别为:
李玉:序论;黄鹏:第一章第一节;董佳:第一章第三、四节;王超:第二章第一至三节;王翔:第二章第四节;段锐:第三章;朱红燕:第四章;闫存庭:第五章。
共同撰写内容的作者分别为:
董佳、黄鹏:第一章第二节、第五节;黄鹏、熊秋良:第六章第一节;汪磊、熊秋良:第六章第二、三节。全书配图由王超、朱红燕提供。
李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