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将保持原有道路的宽度和相关尺度，并严格控制沿线开发地块的建筑高度、体量、风格、间距等，这64条街道因而被称作“永不拓宽的街道”。这些被条例保护的街道有幸保留了原始的风貌，保留了人们认识、回味上海历史风貌的可能。《永不拓宽的街道》中上海作家陈丹燕选取其中的20挑街道，用文字、用故事保留了这些街道更耐人寻味的一面。

在《永不拓宽的街道》中，陈丹燕对这些街道上曾经居住的名人、故事、文化等娓娓道来，认为，“街区风貌是一个整体，所以在保护建筑的同时，还必须保护住与那些建筑相连的街道，不得拓宽，甚至也不得随意修改人行道和行道树。这样，这个城市的记忆和历史就成为城市生活中可触摸的、可感受的一部分，而不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外滩漫游者

旧影斑驳

四品官与电机教授

花园

红房子西餐馆的家宴

和平饭店

街心花园的舞蹈者

万国公墓墓地

摩登与物质

戴西一生中最长的一天

雪

尼可

大窗，王元化先生的人生地图

亡者遗痕

幸存者

我的手风琴伙伴

裘小龙

永不拓宽的街道

颜永京

一束菊花的重量

附录：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钩沉

跋

在它对面，竖立着从海关门前堤岸上平移过来的外滩信号塔，那是1907年建造的一件简约洛可可式建筑物。当时它是远东最高的气象信号塔，曾经为无数进出黄浦江的船只提供每日海洋气象。现在，它则更像一座纪念碑，好看而无实用价值。它的一楼有一个小型的外滩历史陈列室，二楼有一家名叫1865的咖啡馆。咖啡馆的客人可以在等咖啡时，爬到塔顶上去看整条外滩。胜利女神雕像被日本人拆毁以后，这里就是外滩南端堤岸的最高点了。

1884年，法国神父在洋泾浜上竖立气象信号杆，从旧照片上看，那就是一根木头旗杆，上面挂着信号旗和风向标。1907年，掌管上海天文台的法国神父在海关门口建造砖木结构的信号塔，代替早年洋泾浜外滩的旗杆。1993年10月，信号塔被搬回到1884年的原处。这间清静的咖啡馆的名字，却越过了1907年和1884年，指向1865年，纪念第一个上海水文天象台在董家渡的诞生。你不要惊奇，这就是上海人在混乱历史面前锻炼出来的逻辑能力，如同埃舍尔的画。

如果你今天走进信号塔，仍可以在室内的空气中隐约闻到阴凉潮湿的气味，那是泥滩特有的气味。

1989年开始，外滩被改造过一次，那是1940年最后一栋外滩大楼竣工以后，第一次在外滩大兴土木。上海市政府拓宽车道，建造纪念碑，整修绿化带，修建地下过街通道，加高防波堤。原先堤岸上那条灰白色灰泥矮墙——因为十年中成千上万对情人衣襟和手指的摩挲已变得异常光滑细密——就消失在这次改造中。据说因为一位参加改造工程的建筑师竭力争取，外滩信号塔才逃脱本来被炸毁的命运。上海市政府为它额外支付了540万人民币，将它平移22．4米，至昔日的洋泾浜外滩处，保留了下来。它是上海第一个被成功保护下来的外滩纪念建筑。

现在，它夹在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问，像一座洛可可式的纪念碑，纪念上海人奋力保护租界建筑的成功，纪念他们对外滩的了解与认同，纪念他们终于表达出了对自己城市历史的爱。所以，你不要小看了这座信号塔。

你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傍晚登上信号塔顶，向北眺望，你便看到外滩北端，外白渡桥旁边的堤岸上，有座高过信号塔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三条细长的花岗岩倚靠在一起，像三支靠在一起的来复枪。那个纪念碑也诞生在气象信号塔平移的那次外滩改造中，比信号塔晚几个月竣工，正赶上上海解放的纪念日。它是新外滩的重要标志：在当年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外滩公园里，建立一座上海人一百年革命不懈的纪念碑，纪念中国人最终的胜利。据说，1950年上海市政府曾设想要将这个纪念碑放在原先华尔纪念碑的地方：外滩公园大门前。这是最典型的纪念碑思维：当年洋枪队镇压了中国人的太平军，现在中国人将所有洋人赶出了中国。胜利者的纪念碑压在失败者的纪念碑之上。

19世纪华尔纪念碑是英国式的小方尖碑；1950年的纪念碑草图，是个稳重而雄壮的意大利式纪念圆柱；现在你看到的，是靠在一起的休息了的武器。1950年的计划中，还有一组表现上海人民一百年来前赴后继的雕塑，由张充仁设计。这些草图和张充仁本人终于因西化的背景和联想而被否定，最后，连纪念塔的计划也搁浅。如今，你眺望到的这座1994年建成的纪念碑，使用当年的碑文，甚至延续了碑文上计算年代上的错误，但还是完全否定当年张充仁的草图。现在的它，更强势，更带有斯拉夫艺术的色彩。

设想一下，要是当年张充仁的草图真付诸实现，两端，由两个圆柱的高塔夹住外滩，它们的楼下，都陈列着外滩的历史照片，空气中都浮动着阴冷潮湿的泥滩气味，倒是真的和谐。但如今的现实则更符合外滩的本质，那就是无所不在的冲突。

你看这一南一北相对的矛盾，一边努力证明自己在外滩压倒一切的独立地位，一边努力保护法国神父留下的遗迹，这便是上海后殖民时代的外滩。它们这两个塔，一个在外滩的最北面，一个在外滩的最南面，遥遥相对，像一对书夹，将整条外滩夹起来，使它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细节丰富的大纪念碑。

大多数上海人都不喜欢那个新纪念塔，他们刻薄地找到上海出产的“三枪”牌内衣商标与它的一致性，将它也叫作“三枪”。但他们也并不喜欢现在这个重新装修过的信号塔，觉得它倒被打扮得越来越像个赝品。他们更蔑视那时建造的，用釉面砖贴面的地下通道，他们称其为“厕所”。其实，他们是不满对外滩的改动。即使是回到租界时代，上海人还是有话可说，他们为进入外滩公园吵闹了60年，为华懋饭店门口将中国人和“绅士”分成不同的入口大光其火。他们从来不是单纯的人，他们眼界既开阔又闭塞，对变化既有强大的承受能力，又挑剔一切变化，他们心中层层堆积着骄傲、自卑和被排斥的苦恼与不甘，对奇迹的渴望与投机的本能。

P2-3

这本书的新版，来自一件往事。还是差不多十年前，我和当时还在上海市规划局工作的伍江教授吃茶清谈，得知上海就要颁布永不拓宽的街道法令，永久性地保护上海旧区的街道和街区景观。那天我们还谈了些什么，现在都已淡忘，但那几个词却一直留在我心中——永不拓宽的街道——好像有种来自时光深处的诗意。

所以，当出版社建议出版一本我的上海故事选集时，这几个词立刻就跳到我眼前来，似乎这是一直等待着我的书名。

书出版了。我的一个朋友读到了它。他正好那时在上海一家艺术品拍卖公司工作，准备收集中国当代油画。他用这本书里的故事和永不拓宽的街道的名录向生活在上海的油画家们征集作品，邀请画家们来画一画这些上海最为珍爱的街道，用最郑重的方式—一架上油画。

后来，这批画在上海开了一个画展，画展的题目也叫《永不拓宽的街道》。

我的书得到了一次新版的机会，我想在增添新内容的基础上，使用当年的那批油画。吴菲菲女士的华萃画廊全力支持了这批油画的创作。承蒙吴菲菲女士慷慨应允，我得以在书中使用一部分油画作品，作为街道面貌的呈现，因此我记录下来的这些街道往事，终于在这本新版书里与这些油画作品相逢璧合。

许多人珍爱自己长大的地方，那里有点像自己的父母那样，总有一种被庇护并包容的感受。尤其在长大后，离开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了，那些街区渐渐成为一种乡愁，似乎关乎古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向人们解答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这在沧海巨变百年不息的现代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最是现实中首要的问题，更是切肤的心理问题。我以为，这就是永不拓宽街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