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布林卡是一座灭绝营，超过75万的犹太人死于此地。1943年8月，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爆发起义，作者奇尔·拉什曼侥幸逃脱。这年秋天德国纳粹处决了集中营里所有剩下的人，把集中营夷为平地并种上庄稼，特雷布林卡的暴行荡然无存。逃出集中营的奇尔·拉什曼在日记本上记录了在特雷布林卡经历的地狱般的10个月，就是现在的这本《死亡特雷布林卡（1942-1943最后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他的记录直白而粗砺，不带任何文学修饰，却细节详实。

1942年10月，28岁的奇尔·拉什曼被押送至特雷布林卡，一下车他就与自己的亲友分开了，被纳粹选为苦役，执行杀戮后所有与毁尸灭迹有关的任务。他在特雷布林卡几番逃脱死亡的威胁，最后在1943年8月集中营爆发的起义中侥幸逃脱。几个星期的逃亡之后，奇尔·拉什曼藏身在华沙附近的朋友家中。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在一个记事本中讲述了自己在地狱中度过的十个月。

到波兰解放时，被送到特雷布林卡用毒气屠杀的犹太人总数超过75万名，最终只有57名幸存者，拉什曼是其中之一。就纳粹有条不紊地实施大规模灭绝异族的罪行而言，任何集中营都比不上特雷布林卡。

首次公开出版的《死亡特雷布林卡（1942-1943最后一个犹太幸存者的回忆录）》是独一无二的。

它在纳粹投降之前匆忙写就，它立于灾难文学的经典行列。

前言

正文

参考书目

致谢

他命令我们跟着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放男装的仓库。他要在场的犹太人给我们些衣服，我们收到了一条裤子和一件外套。我要一件衬衫，给我衣服的男人对我说闭嘴，快穿上衣服。他补充说：“兄弟，你刚刚逃过了死亡！”

我飞快地套上长裤和外套。其他四个人也一样。杀人犯把我们带到远处，让我们拿鞋子。每个人都拿了一双鞋子，毫无怨言地穿上。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有犹太人在分拣行李的地方。他命令我们在新的火车抵达前跟他们一起分拣，因为我们会被派去理发。

我没有任何理发经验，我不知道当我无法做到他们的要求时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对自己说，不可能有比死更糟的事儿了……

当我忙着分拣的时候，我看到有些男人从我们那趟车上跑下来，其中包括我的朋友罗兹曼。我向他大喊，去找那个选中我的德国人，告诉他自己是理发师。他照做了，作为唯一的回答，他头上挨了一下鞭子。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他很快被推向了死亡。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小组长告诉我们要分拣什么。工作是从其他的衣服中分出裤子、上衣、夏天和冬天的外套。他对我们说，必须好好翻每件衣服，特别是口袋、领子和裤子的折边。如果有东西被缝在衣服里面，必须打开把它拿出来，如果不够仔细，我们会被鞭子抽。

我们埋头工作。我的朋友勒贝尔正好在我右边。我们尽可能仔细地检查每件衣服。左边，另外一边，是一个已经连续几天干这个工作的犯人。我问他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因为，尽管我眼前是无辜受害者的衣物，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他对我说：“记住：不要讲话，低下头，永远不要直起身，否则你会挨打。”

我把腰弯得更低，再次向他提出那个问题。

“难道你没看见吗？他们在谋杀我们的兄弟。你难道不明白，这是所有被带到这里的人的衣服……”

他害怕说太多，一种无时无刻的恐惧。我告诉他，我们被从车上选出来充当理发师，我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会是什么样子。他跟我说，他也是理发师中的一员，我们要剃光女人的头发。我问他怎么做。他回答说：“你会明白的。”

我不再打扰他，跟其他人一样继续一件件检查衣服。一些箱子被放在我们周围，每个里面的东西都不一样。主要的箱子用来装衣服里找到的钱。它很快就装满了金子、钱和贵重物品。时不时地，一个工人经过，我们叫他Goldjude，管黄金的犹太人；他拿走装满的箱子。还有一些箱子是用来装其他有价值的小物件的，例如表；有些箱子用来装剃须刀、打火机或者证件。我们要按这些类别来把一切分类。

我的邻居建议我给自己选一把非常锋利的剪刀。我找到了一副理发剪，告诉我的朋友勒贝尔也照做，因为他的理发经验跟我一样丰富。

时钟敲响了十二点，我们听到一声号响。所有人都走向吃饭的地方。我跟朋友尽可能待在我们的邻居旁边，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必须尽可能待在厨房旁边。我们排成五人一队。很快，我们向着厨房前进。等了几分钟，然后，五个五个的，我们收到了一份汤。我们赶快吃完。很快我们再次听到号响。我们要重新排成五人一队。一分钟都不能浪费，因为没有及时回到自己位置的人会被鞭打。

我找到我的邻居。利用往返的几分钟，我问他头发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对我解释说：当一趟车抵达时，一个杀人犯，总是同一个人，就会出现。他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他的名字是基弗。他会大喊：“理发师！”我们应该立刻出现，然后被带到屠杀我们兄弟姐妹的毒气室。我的邻居对我仔细解释说，必须尽可能快地剪掉头发，一切都应该很快地进行。杀人犯们监视着我们，头发剪太慢的人会挨打。

信号再次响起。然后，每个小组都接受检查。最后，每个人回到自己的位置，工作又开始了。

我努力尽可能快地搜查衣服。但我忘了不应该直起身。几分钟后，一个恶棍走过来，使劲鞭打我。然后，他问我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打我。我回答：“Jawohl！”下流胚打破了我的头，血流到了脸上。我找到一瓶水，用一块湿布擦拭自己。我的邻居对我喊道：

“记住要一直低着头，否则你还会被打的。”

我弯下腰，一只手拿着湿布，用另外一只手分拣衣服。血过了一会儿才停止流出来。我满脸是血。我的伙伴跟我说擦擦脸，因为如果有人脸上有记号，就会被杀掉。

我擦干净脸，继续工作。小组长命令我把衣服拿到一个仓库去。他给我指了路，警告我必须赶快，特别是当我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我拿起一个包袱，走向男人外套的仓库。我放下东西。那里有一排巨大的衣服堆，顶上有一个木牌注明每种类型的衣服。

我赶紧回到出发地，因为来来回回，我熟悉了各个场所：我终于知道了每样东西的位置。但是一切都太快了。杀人犯们带着他们的鞭子，不停喊道：

“快点，努力！”

他们时不时命令我们躺下，使劲打每个人几下。然后我们必须快速起来，继续工作。

工作就是这个样子。

P44－49

“阴郁的列车带我奔向这个地方。它们来自四面八方，东南西北。不管白天黑夜，无论四季，春夏秋冬。列车畅通无阻不断抵达这里，每一天特雷布林卡都更加繁荣。列车来得越多，特雷布林卡的容纳能力就越强。”

从这段用叙述者的母语意第绪语写成的证言一开始，“我”就消失在驶向特雷布林卡这个共同命运之地的一列列幻影般的火车中。数不清的人们进入这座死亡工厂，被它一口吞掉了。

奇尔·拉什曼是少数几个幸存者之一。在1943年8月2日集中营起义那天——这天是他的第二个降生日，他在某次证词中这样说——之后，他从一个藏身之地到另一个藏身之地，最后来到华沙。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在一个记事本上记录了在特雷布林卡度过的十个月。这篇文字因此属于一种非常特别、范围很小的文学类型：战争尚未结束时，在死亡阴影下写成的文字，目的是留存那些超出人想象的事件的痕迹。

还有另外两篇这个类型的文字保存了下来。卡莱尔·贝勒科特尼克，曾经在离华沙几公里的度假胜地奥特沃茨克的犹太区担任警察，他逃过了犹太区的“清洗”，流浪了一段时间后藏在“雅利安人的”华沙，在藏身处用波兰语写了一部以《我是一个杀人犯吗？》为标题出版的作品。西姆哈·古特曼，跟儿子一起逃过了普沃茨克犹太区的“清洗”，在去华沙的路上写了自己的回忆录。西姆哈·古特曼和卡莱尔·贝勒科特尼克都在华沙起义中去世。

这三篇文字中，作者都在他们想要描述的东西面前消失了。叙述得直接、暴力、露骨，对于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缺乏宽容，甚至从未试图有所篡改，这只能用他们对自己能幸存下来的不确定来解释。他们所见证的事实，压倒了构建一种自我形象的欲望，或者引起别人同情或怜悯的欲望。

……

“各种东西从裂开的土地、从它依然大张的伤口中露出来：被烧掉一半的衬衫，内裤，鞋子，发绿的雪茄烟盒，手表的齿轮，小折刀，剃须刷，烛台，带着红绒球的童鞋，乌克兰的绣花毛巾，蕾丝，剪子，筛子，紧身胸衣，绷带。更远处是工具堆：铝杯，杯子，炉子，平底锅，锅，罐子，水壶，旅行箱，硬橡皮的儿童碗……

“我们继续在这片脚会陷进去的土地上前进；突然，我们停下来。浓密的头发，卷曲的，铜色的，被践踏过的年轻女孩的头发，然后是金色的卷发，浅色沙子上的粗重黑色辫子，还有其他，还有。一个袋子里的东西，一个用来装头发的袋子应该是撒在了这里。”

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世界装作忘记了。起义的幸存者们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结婚生子，过着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活。除了扬克尔·维里克的见证——他的证词由集中营地图组成，1945年在纽约出版——和萨缪尔·拉贾曼1946年2月27日在纽伦堡审判的一次开庭期间的证词，没有人试图讲述特雷布林卡。直到1961年在对艾希曼进行的审判中，卡尔曼·泰格曼、伊利亚胡·罗斯伯格和亚伯拉罕·林德瓦舍在围绕讨论维里克建造的集中营模型时提到了特雷布林卡，该模型我们今天在离亚柯（Saint－Jean－d’rce）不远的犹太区军人集体农场中还能看到。艾希曼审判启动了新的司法诉讼。1964－1965年，杜塞多夫刑事法庭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作出判决，其中库尔特·弗兰兹和其他三人被判处终身劳役。那次，奇尔·拉什曼没有从蒙得维的亚前往作证。与特雷布林卡有关的第二场审判是对其指挥官斯坦格的审判，他跟大多数党卫军一样是来自行动T4的人员，也就是说将那些被认定是精神病人、过着“不值得过的生活”的人清除的行动。被判终身监禁的斯坦格提出上诉。等待第二次审判时，他接受了基塔·瑟伦利的几次长时间采访。在他们最后一次对话结束后几个小时，他死于心脏病发作。根据采访的对话记录，还有与其他幸存者——特别是理查德·格拉扎尔——和其他杀人犯（特别是萨科迈尔）的对话，这位女记者写了至今无人可以超越的《黑暗深处》一书，这是一部讲述将一个男人变成屠杀犯的纳粹机制的重要作品。第三场对伊万·德米扬鲁克的审判在耶路撒冷进行。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奇尔·拉什曼表现得非常积极，对他而言，这个确信无疑的被告，他的罪行却还在被怀疑，这是他无法接受的。

在奇尔·拉什曼讲述自己故事的那些年里，他的手稿并没有公开。而手稿今天已经公开，作者却不在了。手稿描述得尖锐、残忍、暴烈，不具有我们偶尔会在幸存者后来的叙述中发现的那种刻板，这就使这部作品进入了灾难文学的经典行列。

安妮特·维奥尔卡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这是一本应该早在60年前就出版的书，这是一份来自纳粹屠杀机器下幸存者的最出色的证词之一，它成文于大战结束之前杀人机器还在运作的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是见证人又是一位幸存者。奇尔·拉什曼的叙述震撼、中肯、毫不做作……就像博斯（Bosch）的画一样带有一种残酷的美感。在刚刚出逃又不确定是否最后能真正成功的那段时间里，拉什曼怀着难以平复的心情写下了他的回忆。”

——法国《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