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堂一共有三个孩子。有一个在多年前就见了阎王。那一年年景不好，这娃子在山上挖蕨根做粑，吃过后头肿得比南瓜还大。王世堂的老婆就在村委会墙上涂大粪驱邪，但还是没保住这娃子的命。王的老婆倒因为这事，被乡里抓去关了半个月。这死去的娃子眉清目秀，睫毛修长，像个洋种。王世堂另外两个儿子都是在石头上摸爬滚打、忍饥挨饿长大成人的，可没有一个比得上他们死去的哥，都长得怪头怪脑。有一个叫王二苕的，是老二，找了个患“巴骨流痰”（小儿麻痹症）的女人结婚，住进了深山后就没了音讯，不知是死是活。倒是老三王三苕，虽不灵光，却读了个技校，到了城里工作，就是没有女人看上他，都快四十了。现在，突然有了信，让王世堂给他打一套家具，那是要结婚了。
这可是大喜事啊！王世堂高兴得快中风了。是有人从城里搭信来的。那时他正在山上刨洋芋，有个人喊他，是三苕儿时的伙伴，告诉他这事。他跌跌撞撞地跑回家去，对着老伴的遗像就高声说：“娃他娘，老巴子（老婆）哎，三苕要结婚了，在城里结婚哩j搭信要我给他打家具。还说怕是媳妇怀上了，要得急。这可有孙子了……”
王世堂哗啦哗啦地吃饭喝酒，让高兴出声，眼泪直往下掉。可静下心来一想，这可到哪里弄木材去？你这娃搭个甩信一说我就要办，没捎一分钱回来，老爹我哪有这多钱买木料呀？过去要一口柜子，或者一口箱子，还能找点存料或借点木头来做，现在，你有钱也买不到木料。家具要大料才行，山上哪有这样的大树？王世堂放下筷子望着山，山上也就是一些能做筷子的树了。江浙人烧炭的全回去了，没回去的留下来收板栗香菇：重庆偷树的农民来过几个，听说没树好偷，只好顺手牵羊弄走了一些党参苗。林业站的人种了些日本落叶松，材质不好不说，让羊吃了针叶，嘴肿得嗷嗷叫，树底下寸草不生。这可是毒树，打家具害人的。要说打家具，最好的是樟木，苦楝也不错，都不生虫，紫杉也好，湘杉过得去，过去铁桦红桦也坚实。可这些全没啦。大点的樟树都有人收，挖掘机来挖的，城里人买去的，开价还高。有的一棵银杏，几百年的大树，万把块钱买走了，听说一到城里几天就死了，水土不服。
王世堂背着斧头，钻进深山里去找树。五天后回来，人已经冻得不行，脸色青黄，四肢抽筋，给腿上拔旱蚂蟥的力气都没了。回来用刀刮，才把满腿吸血的蚂蟥刮下来。他好歹弄回了一筒木头，是红桦。在一个山沟里，多年前别人砍伐后估计忘了，或是沟太深背不出来丢了。有几筒，有的腐烂了，选了一简，拖到路口花了两天，晕厥过三回。这可要力气，力气都耗在了这筒足有一两百斤的木头上。差点儿丢了命，可又能打什么呢？
这还不说，刚进入臭娘子坳自家的院子，头上忽然掉下一坨东西，一摸，一大坨鸟屎。那个臭呀！抬头一看，是那些对他瞪着铜铃眼的苦畦鸟。这种鸟鬼头鬼脑的，不是因为经常衔些小鱼给他吃，早把它们连窝端了。它们的叫声阴阳怪气，心怀鬼胎，仿佛大有深意，对世界了如指掌。把白天叫成黑夜，把开心叫成灾难。特别是到了要下雨时，这种鸟叫得如丧考妣，恓恓惶惶，满树乱窜，又哭又笑。树上的苦畦乌，鸟窝至少有一二十个，可它们会叼来一些不知是哪儿的鱼，长条的，白净净的，通体透明。有人说这是从山洞涌出的一种鱼，无鳞，小眼，鱼鳃里有一颗硬虫。懂这个的说是鱼虱，后来有人说这虱可以治噎死病，就是喉癌，他就留着了，送给患了此病的乡亲。山里人喜欢抽烟喝酒，又一年四季吃腌制的腊货，加上整天在火塘边烟熏火燎，爱得喉癌。自从有这鱼虱，上门讨要的不少，救活了十里八乡的不少人，有的还是晚期。鸟儿们衔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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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是“出神”和“入世”。“出神”一方面是指小说的阅读效果——今年不少短篇小说令人产生言不尽意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是指中国小说家正向着现代小说方向主动靠近；“入世”是指大量作品在精神关怀上仍然以社会问题为关注重心，体现着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
让人“出神”的小说，是对一部短篇小说极高的评价。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短小，所讲述故事的幅度、广度都受到限制。这并不是说，小说的时间或空间的跨度局促，事实上一篇短篇小说照样可以回顾人一生的惊心动魄、风云腾转，空间上也可以同时兼顾两地以上，这是毫无问题的。只不过，短篇小说在展示或狭或广的时空时，总是通过一个矛盾纠结、充满信息的时刻、场域来完成。短篇小说中的故事，其复杂性因此受到制约，而线索的集中性和相对的单一性，都要比长篇小说显得更加突出。
因此，我们读完一篇好的短篇小说，一般不太会“不能”确定主题所指，即便它使人怅惘，有经验的读者也能知道这怅惘来自哪里，甚至知道这怅惘的意义所在。然而，短篇小说进入现代以来，表现出的最醒目特质就是主题的开放性、读者阐释的多元化，很多优秀的小说不再提供一个清晰可辨的主题，不再让阅读轻易得到快乐——令人怅惘的小说越来越多了起来。在这样的小说中，并不是所有的情感都是色彩分明的，不是所有的事物都得到最后的判断，小说的主题也不再斩钉截铁。事实上，现代小说家所做的事情，是隐去事件间人为勾连的逻辑，消磨掉理念的棱角，让人与物的格局变得模糊，动机变得隐晦，而难言的心理时刻成为小说最令人怀想的部分。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就有不少让人怅惘，默然出神的小说，如张惠雯的《岁暮》、王璞的《去青岛》、周嘉宁的《让我们聊些别的》、张悦然的《动物形状的烟火》、朱文颖的《虹》、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等。这些小说多是表现人物胶着难分的心理情境，不在意传统意义上的“主题”，而是意在表现生命存在中的精神状态。作家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获得有难度的乐趣，同时也是在哲学层面呈现认知的多重维度，以及我们对自我、对世界言说的极限。
这样的小说对读者的要求很高。它们要寻找理想读者、现代读者，那些愿意将阅读付诸思考的读者。毕竟，出神是短篇小说的艺术性、现代性之所在。
除此之外，当下中国小说更多地是以入世的眼光，来书写中国当代历史与现实。这些小说不仅仅来自于复杂而丰富的中国历史记忆与现实经验，也与中国作家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知识分子责任感有关。
在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有大量将历史之痛、现实之痛作为入世起点的小说。表现乡土中国的痛感，有陈应松的《喊树》、邓一光的《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刘庆邦的《火》、黄春明的《死去活来》、艾玛的《远大的前程》，小说所写人事形状悲怜惨痛，令人无法直视。作家已然成为底层的代言人，探测普通人在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蒙受的伤痛之巨。这并不是说小说的艺术价值随之被忽视，事实上，它们在艺术表现上别具特色，尽显功力。《喊树》赋予生命的神秘感以及对农民悲怆而厚重的情感令人难忘；《我们叫作家乡的地方》在儿子们对母亲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情中，透视着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大学生在城市中举步维艰的生存状况。人物的“无情”背后，显见出作家的有情；《远大的前程》是描写农村妇女以及农民后代，几乎宿命般的悲剧命运，他们所渴望的“远大前程”与他们最可能、最现实的前途之间的落差，使小说充满悲剧的巨大张力。没有文化、没有希望更没有自主意识的人物，又在不断加重着小说无助和悲凉的氛围；《火》在不动声色中，书写农村的现实问题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沉着的气息中终究透着悲凉；《死去活来》中人物的喜气和设计的巧妙，让亲情的淡漠显得异常触目。
还有描写城市怪象与人性变态种种的小说，如鲁敏的《万有引力》、张怡微的《不受欢迎的客人》、田耳的《鸽子血》、须一瓜的《贵人不在服务区》、毕飞宇的《虚拟》等；表现中国人历史记忆伤疤的小说，如薛忆沩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等。
小说固然不能拯救社会堕落，不能解决具体的民生问题，但面对中国特有的历史与现实，写还是不写、如何来写，对作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不仅仅是作家如何观察生活、参与生活的问题，更是以小说来探险并确立自身写作身份的重要时刻。
入世与出神，是本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最大亮点，也见证着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的不俗表现。
林霆主编的《2014年短篇小说选粹》是连续出版两期年选后第三期年选系列，是对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所做的及时盘点和总结。其中既包括悉心遴选的该年度最具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品，也包括在各个单篇作品之后所附的深度解读，以及在绪论部分对该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状况的宏观性把握。本书由当代小说权威研究机构中国小说学会授权编选，极富文学品质的作品。
林霆主编的《2014年短篇小说选粹》是对2014年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所做的及时盘点和总结。2014年中国短篇小说可以用两个关键词来形容，那就是＂出神＂和＂入世＂。＂出神＂一方面是指小说的阅读效果——今年不少短篇小说令人产生言不尽意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也是指中国小说家正向着现代小说方向主动靠近；＂入世＂是指大量作品在精神关怀上仍然以社会问题为关注重心，体现着作家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