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和李月季说他的父亲，说这花生的味道还是你父亲的手艺，还是那种纯香味儿，又脆又香；你得的是传家宝，你年轻，有灵性，炒花生也嫩了些，你父亲差不多50岁才开始卖花生吧，再往前是不允许的。 往往这个时候，李月季托着扁担，任凭谁家的小孩儿去他的担子里抓一把。他站着，少年的光阴像云一样流过：吧嗒吧嗒地往家跑，这是他的记忆，院子里站着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姐姐；姐姐和哥哥都在等他，他最小，他吧嗒吧嗒地回来，家里的碗筷响起来，他不回来，一家人都在等全家的这个小儿。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看见了大哥、二哥、三哥的胡子，天真地说，你们等等我嘛，你们怎么能长胡子呢？他摸大哥的胡子，胡子扎了他的小手，他赶忙缩回。大哥伸手也摸他的下巴，扭着他的头笑，意思是你胡子的小嫩芽儿都在这儿藏着，有一天也会拱出来。大哥不会说话，在他最初知道大哥不会说话的。那天他去问妈，你怎么不让大哥说话呢？你打他了是不是？妈摇头。他的个子蹿过了二哥，他又问妈，妈，你怎么不让二哥长个儿呀？妈又摇头。对，还有三哥，在他上初二的那一年三哥已经去一个裁缝铺里啪嗒啪嗒学裁缝了。 李月季的父亲叫李富贵，要说李家的花生成为一个品牌，是李富贵的功劳。在他的记忆里，父亲每天就是炒花生，卖花生。村里人也都记得李富贵每天早早地挑着花生担子，脚步啪嗒啪嗒地走出瓦塘南街，在十里八村的街巷里摇晃着，花生噢——瓦塘南街的炒花生噢——来点我老李的花生噢——李富贵除了吆喝他的炒花生是不大说话的，花生担子不出村不开口，好像一出村花生担子就被风吹得轻起来，他心里也只剩下了花生。 李富贵走得最远的地方是老屯镇。那个地方似乎走顺了，也是方圆最热闹发达的集镇。那天，李富贵赶了一个大集，从老屯镇回来他筐里装了两头雪白雪白的猪娃，毛直得一根根竖着，在猪娃身上长成密密麻麻的小森林。月季的母亲问他怎么一下子买了两头，李富贵擦把汗，说买一头我怎么挑？小猪娃在筐里叽叽哇哇地叫，小眼睛瞪着瞅着李家人，后来小猪娃在李家慢慢地长成了大猪；大猪卖了，李富贵会再挑回来两头小猪娃。李月季每天看父亲装筐，手一举放到肩上，又一举挪到另一个肩头，真是熟能生巧，一个挑子像把戏一样。李富贵走到人多的地方，就把扁担搁在身后的一个墙头，或者找一个墙上有橛子的地方把扁担的一头挂上去，扁担摇颤几下稳下来，他专心致志地等顾客。后来李月季的动作和父亲如出一辙，只是个子比李富贵明显高出了一截，一米七五左右。这要感谢母亲，是母亲的遗传，在他们弟兄4个中只有二哥不折不扣地继承了父亲的身高。身高成为一家人心中的障碍，这是后话。 李月季每天晚上看父亲和母亲忙碌着，在厨房的一个大地锅里炒花生，远远听着像一层细雨哗哗地打在帆布上。红彤彤的火把锅屁股烧得通红，父亲的两手在锅里忙碌，香味溢到院子里又飘过大街。瓦塘南街的人闻着香味，说这李富贵炒花生炒出诀窍来了，香得抓胃！父亲每天起得很早，在挑花生担子出去前似乎有很多要干的事，打扫院子，看看猪圈，给牲口添草，看东边的天际慢慢地泛出了橙色，吱呀一声把门推开，挑起担子走了。 父亲没有回家是一个雪天。雪先从远处扯起一张大幔，再慢慢压下来，把满地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那天黄昏，母亲带着三个儿子在柳塘村外找到了李富贵，李富贵像一只狗一样蜷在雪窝里，拳头擂着肚子，差不多快奄奄一息了。后来，就一直躺在床上，花生挑子冷落地搁在角落里，生了蛛网，大地锅的火断了。村里的几个孩娃儿握着胖嘟嘟的小手站在他家门口，吐着稚嫩的奶腔，你们家怎么不炒花生了？ 那一年，还在城里上高二的李月季决定回家挑起父亲的担子。家里的局势越来越清晰：大哥哑，二哥矬，三哥热衷于裁缝，整天坐到织布机上哐哐地织布。回来了，他就这样慢慢地成了后来的李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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