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火堆
在汉族的史书里，我曾见到过跳火堆的记载，许久以来，我一直考虑着：“这跳火堆的习惯到底是汉族还是藏族的？”一位幼年的朋友说：“喂呀，就这毛病，前思后想地，那是专家们考虑的问题，写文章，有感受你就尽管写好了！”——这确给我以启迪。
感受是有的，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每年正月十五日夜，乡亲们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草，一堆一堆堆起来，每户人家的门台上，都有自家的孩子们忙碌着。也有点儿奇怪哩，汉族人将双数视为吉祥、吉利，而火堆的数字却都是单数，五、七、九、十一、十三……这些单数中，最常见的就是七和十三，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小时候的我问起这些事来，也是没个完的：
“火堆为什么要放单数？火堆为什么要在月亮升起来时放？火堆……”
“火堆就放单数，火堆就在月亮升起时放，小羔子，急死你也没用，不告诉你，呵呵！”桑吉爷爷逗我。
“你不懂，你不懂，你那白胡子从羊尾巴上拔来沾上的！”我嘴不饶人。
“我不懂？我不懂？小羔子，你去问问，这个村子里谁的见识广、谁的年纪最大？”
“你知道你讲呀，你知道你讲呀，怎么不讲呢，你的嘴被牛粪封住了？”人小说话没分寸。
桑吉爷爷并不恼，他依然笑呵呵地说：“要我讲出来，你也听不懂。你知道什么叫苯教（苯教：苯波教，藏族原始宗教）吗？我们许多习俗都是从那儿来的……”真的，我不知道什么叫“苯教”，虽然我根本不明了火堆为什么要放单数，为什么要在月亮升起时放，可是，我再不敢狠着劲儿问桑古爷爷了。
一年一度跳火堆的时间又到了。我和哥哥把割好的野草放成十三小堆儿，等待着天黑，等待着东山升起皎洁的月亮。
天慢慢黑了，月亮还没有升起，桑吉爷爷拄着拐杖由他儿子扶着走出大门来。
“怎样啦，桑吉爷爷，您的脚？”我问。
他儿子笑了：“还不是像你一样，为了跳火堆，蹿进蹿出的，不小心扭了脚！” 我笑了，瞧着皱着眉头望着东山的桑吉爷爷。桑吉爷爷佯嗔道；“笑什么？现在正疼哩，要是你扭了脚脖子呀，这会儿准在挤眼泪呢！”
还没容得我答话，桑吉爷爷突然用拐杖指着东边山顶说：“瞧，月亮升起来了！快点火呀！快点火呀！”他的眸子亮亮的，闪动着喜悦。
火点起来了。远远近近的人家门前的草堆都燃起来了，人声喧哗；火光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停地在晃着浓烟的火头上跳来跳去。
我在火堆上欢跳着、笑着，十三堆燃烧的火舌迅速在我脚下过去了。当我回首身后，哦，我的身后，一人接一人，跳了过来，桑吉爷爷也在其中，他拄着拐杖，跛着一只脚，气喘吁吁地跳着，咳嗽着，他的儿子紧跟在后面护着他。我看他那艰难的样子，不禁问道：
“桑吉爷爷，您脚痛，干吗还来跳呀？”
桑吉爷爷揉了揉脚脖子，干咳着说：“小羔子，你不懂呀，这香草香蒿燃起的烟可以避邪、可以除去我们身上的污浊呀……”
——哦，有那么一天，我和桑吉爷爷去逛公社商店，人很多，不小心桑吉爷爷的礼帽被人挤掉了，落在一个男人的裆下，我见到桑吉爷爷形色恶劣地瞪了那人一眼，捡起来，沉着脸掖在腋下，不停地念叨着什么。说也凑巧，等我们离开商店时，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桑吉爷爷光着头挨雨淋，还是不愿把礼帽戴在头上。我请求他几次，他理都不理。“阿嚏！阿嚏！”他打起了喷嚏，可是还是没有想把帽子戴在头上的意思。我蒙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当我们走过一片树林时，他停下来说：“小羔子，撕一点桦树皮来！”我撕来一卷桦树皮，他已折了松枝和一些艾蒿在等候，接着在一棵大树下点起了桦皮、松枝、艾蒿。火燃起来了，他紧绷的脸这才舒展了，把腋下的礼帽放在浓浓的烟头上熏着，熏着；浓烟呛着他，刺激着他的眼睛，他不时地用袖头擦一把泪，花蕾般摇脑袋。浓烟消去后，他掸掸礼帽上的灰尘，戴在头上……
P26-27
编辑丹珠昂奔先生的文稿，既是一次文化之旅，又是一次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这是作者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写而构筑的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呈现出来的是作者互动的灵思，哲人的思考。如他本人所说“旅游的过程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对话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观念的局限，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我们同样的旅程有着不一样的联想，同样的观赏有着不一样的感想”（《赴欧散记》）。
这部文集可以说是一部路上的心灵对话录，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去认识。
一与地域文化对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国别文化身份。作者作为一名藏族同胞，拥有浓郁的藏文化传统，这是父母给予的，其中有与生俱来的，还有耳濡目染，无数次重复同一文化事项获得的。这是无法忘记，也无法摈弃的东西。同时，每个人都有地域文化身份，地域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地域的全体成员在参与共同的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致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或者说，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化表达方式。地域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范畴，每个人都带有本区域历史所遗留的种种文化烙印。从某种角度说，地域性比民族性可能更具可识别性。
作者是安多藏族，华锐藏人的后代，当他走进其他藏区，由于地域的差异，民族文化又有了地域文化对话的意义。如“而我此时的心情更多地在向往迪庆，向往那个让我神往的地方。我想尽快去那里考察。”“我很少接触来自迪庆的藏人，也很少知道迪庆藏人的基本情况。”“从我的家乡安多地区到迪庆，确实隔着千山万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藏区？他跟我的家乡一样吗？我不时这样问。”（《朝天祭地——迪庆纪行》）“甘南舟曲的藏族在送殡的当天要吃顿午饭，饭后开会，在这个会上舅氏可以大耍威风，盘问家人，并呵斥他们，命令他们向死者磕头；而死者家人此时须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四川嘉绒藏区，舅氏行使权力的时间不在发丧之前，而在下葬之后，傍晚舅舅到来，丧家敲锣在寨外迎接。”
二与汉文化对话
有不少汉族学者在学术研究或文学作品中对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关系进行过对比研究，形成了汉一藏文化的对话意义，但是很少有藏族学者积极主动地将藏族文化和汉族文化进行对比研究。作者无论在藏区旅行，还是在汉族地区考察，对二者的文化关系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讨和思考，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藏一汉对话意义。
“在汉族的史书里，我曾见到过跳火堆的记载，许久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这跳火堆的习惯到底是汉族的还是藏族的？”（《跳火堆》）
“藏人有句俗话：‘孩子是父母的太阳’。可在我参加过的婚礼上却从没听到诸如‘早生贵子’之类祝词。在藏区，如果对新婚的人们说这样的话，会受到耻笑，……”（《初到人间》）
“而‘百岁坊’之狮…恍若白狮活脱，扑朔迷离，别样风采。荡我心者更在于这狮的颜色，藏乡多山，山多积雪，…这雪则与白色同义”（《谒青岩百岁坊》）
“在景福宫参观时，我看着那些神态飘逸的‘四趾龙’，却感到文化解释的困难。作为一名学者，我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叶涉及了‘龙’的问题。藏族文化中也有隆，大概有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受何影响确难定性。早期的龙概念完全是藏人的……中期和晚期的龙受到汉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有3000年历史，而处于这两大文明中间的吐蕃文化的‘龙’问题上到底受到何者的影响？”（《初见汉城》）
三 与其他民族文化对话
在空间移动、文化审读中，作者对其他民族，尤其是一些国内外少数民族的文化事象格外关注，哪怕一个小小的词汇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如此孜孜追寻，又筑起一道魅力无穷的藏族与其他民族对话的风景线。
“一个民族生存于一个特定的环境，这个环境便是他们的一切…比如一位佤族的朋友讲，佤族是以黑为美的，看一个人也是如此，假如一个人生得过于白嫩，就显得异于他人。实际上这也是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审美意识……比如在藏族中就有： ‘娶一个不会干活的爱人，还不如养一头奶牛’的民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价值，故而‘劳动’就是美，就是美德。这与现代的审美观念有所不同。”（《佤山》）。
“说话间，一位哈萨克朋友指着羚羊解说是说到了一个使我十分敏感的词——‘澡’，我马上停下与同事的谈话，问他‘你刚才叫羚羊什么？’这位哈萨克朋友说‘澡’。看来我没有听错。我说：‘这就奇了，你们知道吗，藏语羚羊也称澡，这哈萨克和藏族相隔万里，为什么对羚羊的叫法如此一致？版权是谁的？”’“比如酒称‘阿热’，在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蒙古族中都一样，有些搞语言的专家说，这个词来之于阿拉伯。由这词我的思绪顿时飞向了另一个世界。”“现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合作’也是藏语羚羊一词的音译。这个词不能读成目前汉语的样子，而是要连在一起快读，大体也接近于‘澡’这个音。”（《羚羊！羚羊！》）
作者在比什开克参观时，深深感受到吉尔吉斯民族文化与藏文化的相似性。“像藏族长篇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一样，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也有许多赞颂马、赞颂山、赞颂武器的诗句，就是有些咒誓的方式似乎也区别不大。……比如《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中的一支誓言歌，与藏人的咒誓方式何其相似？可惜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在吉尔吉斯境内《玛纳斯》的情况了。”（《骆驼选中的城市》）
“十多天的访问结束了，当我登上去莫斯科的飞机，看着机翼下披雪的阿拉套雪山，心中充满了留恋之情：
或许，我的祖先们
守着雪域大地，没有机会
观看这披雪的阿拉套
披雪的阿拉套啊，
像家乡的雪山一样高入云霄”（《骆驼选中的城市》）
四 与人类文化对话
作者边走边写，边写边想，实际在思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何为人类？何为人类文化？
我们都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当中，我们通过自己的认知和模仿行为所获得的，将我们塑造成某种特定人群中的特定一员的所有知识、能力和训练都是文化。各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借助于各民族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饮一啄而延续，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反过来，没有人类也就没有文化。
文明有高低之分，有落后与进步之别，但是文化却只有不同，没有高与低，进步与落后之分。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的文化对白录在不断提醒我们，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无法替代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我不会变成你，你也不会变成我。
但是各民族创造的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又的的确确不是游离于我们之外、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而是附着在我们人类每一个人身上，通过我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沟通而形成的一种共同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者的这本书又告诉我们：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作者所言：“创造伟人，颂扬伟人，构建自己的伟人体系，弘扬其精神、文化，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因为伟人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代表和象征。既是人民的榜样，又是人民的信仰、力量和精神寄托。”“让自己民族的每一个个体都来认识自己的伟人，颂扬自己的伟人，维护自己的伟人，以自己有这样的伟人为荣，这或许是时代对民族文化最迫切的呼唤和要求。因为，一个民族假如没有自己的伟人，那么这个民族就会显得十分苍白。”（《骆驼选中的城市》）
作者在《欧洲散记》中还这样写到“人类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未来，探索着自身的价值。这一切对常人可能是多余的呻吟，而对于文明的引导者（那些在更高层次上思考生命思考人类前景的人），便成为生命历程中必须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编辑过程中学习，我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人类学基础教程。
钟进文
2014年9月20日
《互动的灵思：空间移动中的文化对白》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写，是一部路上的心灵对话录，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对话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观念的局限，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同样的旅程有着不一样的联想，同样的观赏有着不一样的感想。
数十载的生命时间与不断开拓的地理空间编织进本文集，构筑出并置、重叠和混生的多维文化空间，呈现出作者互动的灵思和哲人的思考。作者丹珠昂奔思考着一个永恒的命题——何为人类？何为人类文化？这一文化对白录以其多元而魅力无穷的景观不断提醒我们，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无法替代的。文化又借助于各民族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饮一啄而延续，附着在人类每一个成员身上。本文集视角独特，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可谓一部优秀的文学人类学教程。
丹珠昂奔编著的《互动的灵思：空间移动中的文化对白》，既是一次文化之旅，又是一次与作者的心灵对话。
这是作者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写而构筑的一个文化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呈现出来的是作者互动的灵思，哲人的思考。如他本人所说“旅游的过程是与自然、历史对话的过程，是与伟人对话的过程，是与石头、土块对话的过程，也是与现实对话的过程。由于知识的局限，由于观念的局限，由于我们视角的局限，我们同样的旅程有着不一样的联想，同样的观赏有着不一样的感想”。
这部文集可以说是一部路上的心灵对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