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个人是不是中国的城市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城市户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那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与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简直是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一旦丢失了城市户口，不啻于一场人生灾难。
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从曾祖父算起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家世。从家谱看，我们是范文正公廿九代孙。听祖母告诉我，范姓在上海虹镇老街也是享有名声的。宅上人家都羡慕我们家里吃饭每次是要扯旗上灯的（雇佣的工人白天看到旗帜晚上看见灯笼就会聚拢来吃饭）。只不过东洋人占领上海后才遭了殃，房子烧了，土地没了，财产抢了，人也散了。
对于上海，那是中国城市化最完善的地方，凝聚着中国各地精华与世界先进文明。那万国建筑博览的外滩，高贵而骄傲；那气宇轩昂的西装、那美人与
我是那么喜爱故乡上海。
而命运却屡屡将我与上海生生剥离。
我七岁那年第一次离开上海，是全家跟随父亲去西安支援大西北建设。一家老小六口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将上海户口注销，更令人费解的是，连同自己住过十数载的石库门也拱手交给了政府。两年后，又奔赴福建前线。1962年，海峡两岸战火欲起，我先回到上海。
那时上海的户籍已经严格。为了报进户口，整个暑假年已古稀的祖母带着我一大早就站在派出所门口，等负责的民警上班。我记得民警对着门柱抽着烟：“上海本来人就多，大家都要来上海，上海怎么挤得下？”
祖母指着我说：“迭个小囡本来就是上海人，户口是从上海迁出去的。”
民警说：“户口已经迁出了，不是谁要回来就可以回来的。”
祖母说：“我们又不是劳改犯人，刑满也得留在原地。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的，怎么就不可以回来？另外，还不是因为福州前线吃紧？”
民警说：“福建是前线，难道上海就是后方？你知道有多少枪炮要打大上海，有多少敌机要来炸大上海？上海人都得往外疏散呢！”
说得祖母哑口无言。
我人小，见到祖母说不过民警，心里只有干着急！
但是倔强的祖母还是天天一早就去等候上班的民警，弄得民警很烦。于是，今天要你从原居住地打证明，明天要你叫福建单位写战备疏散情况。我们都一一照做。后来另一家逃难回来的薛阿姨户口报进了上海，给了我们一个参照，再与民警交涉则理直气壮了。不久，我的户口也报进了上海。
这一段经历让我牢牢记住，城市户口是出去容易进来难的这条真理。本想这一回来，就像祖母所说的死活也要在上海了，谁知道事隔七年之后，领袖一挥手，又要我离开上海去边疆。而这一去不单单是取消了上海户口，取消了做城市人资格，而且是插队落户当一辈子农民。
我清晰地记得去控江派出所迁户口的情景。只见民警将户口薄翻到有我名字的这一页，高高举起手中的红印章，带着郑重的神态两眼望着我，在那一瞬间看我是不是还会反悔，随后手中的红印章就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名字上。这短短数秒钟，就开除了我的上海籍贯，将故乡的孩子推出了上海的大门。
这一推就是四十年！
户口的迁出，在家里引起过一场震动。祖母抑制着悲伤对我说：“好不容易从外地回到上海，又要到这么远的天边去当农民。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今后靠种地怎么能够养活你自己？”
户口迁出后，街道就上门敲锣打鼓贴喜报欢送我。祖母端坐着一声不响，待人走后祖母便将门上的喜报揭下来撕掉了。我们十分敬佩祖母的胆量，当时革命行动再厉害也是奈何不得八十岁老祖母的。有了祖母作榜样，我面对学校工宣队送来批准我加入红卫兵的袖章时，断然拒绝道：“我都要下乡种地了，哪有功夫再当红卫兵？”
祖母是大人家出身。我们从小受到她的教诲。印象最深的是，她屡屡用远房亲戚倪家孃孃处世不惊、坚毅刚强的例子教导我们。
解放前，倪家孃孃的先生开过几家戏院，被告成盘剥戏子的罪魁祸首，被抓进监牢。原本说已经没事了要放人的，不料有一日，倪家孃孃正在机器前摇织毛衣。派出所来人通知她，先生已被枪毙。她惊得眼前发黑，但仍然用颤抖的双手将毛衣袖口缝合好。来人都吃惊于她的镇静，催促她交出五分钱子弹费。她在口袋里摸索了许久将钞票掏出来并签了字。待人走后，她关上门才失声痛哭，直到悲伤得昏倒在沙发上……
这就是有教养的上海女人在外人面前不失态的绝好典型。我们小孩子听了，真正是把倪家孃孃比作江姐、赵一曼一般来敬重。
我们一直以祖母为楷模。
插队落户第一年国庆。父亲来信说祖母咳嗽厉害，若能回家最好，祖母也是看一年少一年了。但苦于边疆搞战备，大队党支部说要上海出证明，证明祖母有病才能放人。正当上海居委会在出证明时，祖母的病却好了。她怕居委会来调查，没病也躺在床上。国庆节晚上放烟火，大家都跑到晒台上看。父母知道祖母喜欢热闹，就让祖母站在自家的窗户前看看，祖母不愿意，她怕被革命群众发觉，落得个因小失大——使自己的孙子不能回到上海的家。谁知如此良苦用心，大队党支部仍不同意。真正让祖母望眼欲穿！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