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格鲁塞编著的《中国的文明(西方人眼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是一本中国史通俗读物。叙述中国从原始蒙昧中的崛起，到一个伟大文明绵延五千年的波澜壮阔，内容涵盖了中原文化、古代圣贤、残酷的战争、中原盛世、王莽代汉、丝绸之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大汉兴衰、三国鼎立、北魏的艺术、隋炀帝杨广、大唐宫廷戏、大唐的衰落等等。

法国汉学泰斗勒内·格鲁塞，毕生研究东方文化，从草原帝国的征服到古印度文明的荣光，从古希腊的民主风度到古中国的盛世辉煌，一以贯之，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他站在贯穿东西方文明的古丝绸之路的高峰，用一个西方人的视角，全面客观审视中华文明，于是有了《中国的文明(西方人眼中的中华文明五千年)》这部名著的问世。全书以史家的严谨、公正的态度、通俗的文笔，描绘出中华文明从远古到清朝的兴衰历程，其中关于地理环境、宗教、艺术的叙述，尤为精彩。阅读本书，您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卓越成就，看到真正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明，看到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文明发展史。

第一章 中华沃土

第二章 开疆拓土的先民

第三章 封建与骑士

第四章 古圣与先贤

第五章 剑与火的时代

第六章 大秦帝国

第七章 布衣天子

第八章 汉武的帝国

第九章 理想国

第十章 丝绸之路

第十一章 佛教的传播

第十二章 汉代的艺术

第十三章 三国对峙

第十四章 大入侵时期

第十五章 北魏的艺术

第十六章 隋炀帝

第十七章 天可汗时代

第十八章 唐宫大戏

第十九章 伟大的时代

第二十章 割据与统一

第二十一章 宋朝与改革难题

第二十二章 徽宗皇帝

第二十三章 文化的盛宴

第二十四章 中国思想的精粹

第二十五章 世界征服者

第二十六章 忽必烈汗

第二十七章 马可·波罗

第二十八章 明朝崛起

第二十九章 1644年

第三十章 最后的帝国

1934至1935年间，在安阳的考古发现，把各种各样谜一样的难题呈现给了人们。此处是公元前12世纪处于鼎盛时期的商朝古都，显示出一个物质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时期突然出现，而显示这一文明的任何发端我们至今不解。有一处考古现场占地约6公顷，完全被一幢建筑的基地所占据。这幢建筑被认为是一座皇宫，规模宏大。陵墓有牺牲人和动物用做殡葬祭祀的痕迹。我们知道，人牲曾长期在宗教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朝廷举行的新年仪式上，就用四个人牲分别对应四个主要城门的方位。此外，在安阳陵墓中还发现了用于占卜的骨头和龟甲上刻有的最早汉字，这些汉字一直流传至今。这些汉字表明，书写符号与图画符号并无多大的区别。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以及汉字，全部从类似的图画中发展而来。而安阳发现的这些汉字却已经发展到充分的格式化，这促使我们去思考，自真正的“原始”图画以来汉字所经历的一个初步精细化的漫长时期，其原型是什么，迄今尚未得到关于此问题的任何揭示。

在安阳的考古发掘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铜器的发现，它令考古学家们大为惊叹。他们不得不承认，在人类历史的遥远时期，各种青铜器的仪式形态和装饰已经被完美地确立了。n’如果我们并不了解安阳只不过是商朝最后的一个都城，那么就像那位全副武装的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蹦出来一样，我们恐怕会认为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奇迹。较早的几座都城从未得到过发掘，无疑这些都城与中国最早的那些简陋青铜作品处于同一时代。如果认为青铜加工技艺是在或接近公元前17世纪末从西伯利亚传人中国的，那么在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青铜器的起点之前，还有一段大约300年的未知时期有待探究。

在安阳发现的商代青铜器，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巅峰艺术的画卷，却没有出现按常理必不可少的蹒跚学步阶段。在以后的几个时期里，在礼器上青铜器制作水平从未达到过同样的建筑构架能力，也没有达到类似的总体平衡。那些有盖的被称作盂或孽的大烹罐最具说服力，而在那些更朴素的形态中，比如被称作鬲或鼎的三脚罐，被称为爵的三脚杯也能足够证明。这种节制决不会损害形态的典雅，正如一种名叫“觚”的钟形大酒杯，它纤细得令人吃惊。大多数青铜礼器上装饰着的几何与神话主题图案同样华丽，这些怪兽面具，尤其是饕餮，气魄令人惊叹。它们开始被塑成牛、羊、虎、熊等写实风格的头颅，然后逐渐被程式化，成为令人恐惧的鬼怪。在商代青铜器和玉器上发现的另一个神话形象就是夔龙——“声如雷霆的牛龙”。中国传说中的英雄们就是擂响用这种怪物的皮所制成的鼓，“发出雷霆般的命令”。乔治·萨勒…说：“神话动物赋予它所装饰的对象以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此外，人们在安阳遗址中还发现了一些表现神话中的怪物的大理石圆雕，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雕刻过的大理石块。不过，到商代之后，人们就停止了这种“对圆雕的偏爱”。一直到很久之后的战国时期，它们再也没有出现过。

除了青铜器之外，一些具有礼仪意义的不同寻常的玉器在安阳也有发现。玉是纯洁的象征，根据中国古人的信仰，它拥有一种内在的“美德”。中国古典文献有述，王族的头饰是要用玉器做装饰的，而王权的显著象征之一，是一块被牢牢系在君主的腰带上的大玉板(圭)。商代遗址的发掘，出土了玉制的刀、斧、戈，其中有一些是褐色或黑色，在外表上模仿青铜的颜色。还有两种非常典型的玉制礼器：璧和琮。璧是一种中心有孔的圆片形玉器，代表天；琮是一件外方内圆的立体状玉器，代表地。与青铜器一样，璧和琮可能也是天子在祈求土地丰饶时献给上天的祭品。

这种物质文明的丰富，验证了中国古代史书在谈及商代帝王时所讲述的史事。商代的最后一位国王，被称为“中国的尼禄”。他“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他是一个精致、奢华、腐败的宫廷产物，也是已经开始衰落的文明的样本。然而，在这种奢靡堕落的表象之下，中原人民没有停止它们的扩张。

P9-11

《中国的文明》(Histoire de La Chine)是法国汉学家勒内·格鲁塞写的一部中华文明史。“汉学”一词，法文里称为“Sinologie”，如果直译，也可以译成“中国学”，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研究。严格地讲，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从事这些研究都可以称为汉学，但人们习惯上只把国外的这种研究称为汉学，已经约定俗成。《中国的文明》一书，就是法国汉学的重要成果。

当今世界，汉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国外著名的大学，几乎都设有相关的科系、中心，或开设有关课程。法国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法国著名汉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西方的汉学是法国人创建的。法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始于16世纪。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出现了一大批熟悉中国文化的汉学学者。1909年，王国维在北京结识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就赞叹伯氏“优于中学”。1949年莫东寅先生的《汉学发达史》中，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19世纪以来卓有成就的十多位法国汉学家，格鲁塞也名列其中。莫先生称格鲁塞的《蒙古史略》(格氏《远东史》中的一篇。冯承钧译)为“远东通史之世界名著”。

勒内·格鲁塞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国汉学和东方学界的泰斗。1885年9月5日，格鲁塞出生于法国加尔省的奥拜，父亲是一位大学教师。1903年，年仅18岁的格鲁塞就获得了史学学士学位。1912年，他在美术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22年，他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戴密微教授称这部著作使得“整个亚洲的历史首次被一名真正的史学家高屋建瓴触及到了”。第二年，他又出版了东方学巨著《东方哲学史》(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orientale)。在学术研究上，格鲁塞用功极勤。戴密微教授说他“肯下苦工去仔细钻研专家们的著作，除去那些蒙在令人烦恼的著作、文章、札记、部分译本之上的封尘，而找到了专家们可以利用的基本前景”。在这样的功底支撑下，格鲁塞潜心研究东方历史与文化，成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蒙古帝国》(L'empire：mongo1)、《草原帝国》(L'empiredes steppes：Attila，Gengis—Khan，Tamerlan)、《成吉思汗传》(Leconquerant du monde：vie de Gengis—Khan)等著作，均被公认为世界名著。格鲁塞晚年，把研究的视角转向近东，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著作和论文。

格鲁塞并不是一位完全困守书斋的学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服务，并负过重伤。1925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副馆长，后来又担任过吉美博物馆和塞尔努什基博物馆的馆长。这些博物馆里丰富的亚洲藏品，为格鲁塞研究亚洲提供了最好的实物参考。1940年开始，他接替去世的著名汉学家葛兰言教授的职位，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远东的历史、地理和制度的课程。1946年，法兰西学院接受他为院士，这是法国学术界的最高荣誉。对于他研究的亚洲，他曾有两次机会亲自前往，一次是在1929—1930年，他访问过伊朗和叙利亚，另一次是在1949年，他曾前往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格鲁塞虽然一生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专门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的多部著作都是关于中国的。他的《东方哲学史》和四卷本《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l'Orient)中，都把中国列为单独的一篇。他还著有《印度和中国的石雕》(Les sculptures des：[ndes et de la Chine)、《从希腊到中国》(Dela GrSce a la Chine)、《从中国到日本》(De la Chine au Japon)等有关中国的著作。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著作，是关于中国艺术的。

《中国的文明》是格鲁塞关于中国的一部专著，与其他关于中国的著作不同，这部书的“主角”就是中国。本书出版于1942年，书名按照法文直译应该是“中国史”，英译本则把它译为《中华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of the Chinese Empire)。但是，由于作者长期研究的对象是东方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在本书中，他并非主要叙述的中国历史，而是更多的着墨于中国的文化艺术。比如，在本书中，作者把“北魏的艺术”、“宋徽宗”等列为专章，详细叙述了那时的艺术成就。因此，这部著作和我们理解的中华文明史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决定采用这个书名。

俗话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国内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华文明史的著作，已经很多了。但是，格鲁塞的这部著作，却是一部用西方人眼光来看中华文明史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华文明的一个崭新视角，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华文明。我们要知道，格鲁塞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时期，是一个“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西方文明是地球上的强势文明。然而，格鲁塞用史学家的深厚功底和理性客观的研究方法，为后世留下了这部传世之作，帮助西方人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也帮助中国人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自己的文明史，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本书是译者根据1952年英国伦敦杰弗里．布莱斯出版公司(Geoffrey Bles Ltd．)的英译本译出的。由于译者水平所限，书中会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尚请学者通人批评指正，在这里先表示感谢。

吴青山

2014年9月于北京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