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冬夜。半遮半掩的月亮，与租界耀眼的霓虹灯相衬，仿佛透露出些许无奈。上海大马路一幢六层楼高、屋顶带花园的建筑里，到处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英国梅沽集团正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平安夜派对。他们邀请了许多的上海社会名流。一时间，只见富商贵贾，冠盖云集。大楼顶层，悬挂着各国彩旗，洋乐队在演奏着欢快的曲目，鼓乐喧天，共贺嘉辰。彩旗中间，一面醒目的红白十字交叉米字英国国旗迎风飘扬，与之相邻的那面五爪金龙，象征清政府的红色大旗，却显得有些萎靡。洋乐队演奏着经久不衰的圣诞曲，伴随着一声爆响，礼炮呼啸升天，人群响起了欢呼声。
亨利是梅沽集团董事，也是梅沽在上海的当家人。他三十多岁，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西方人。在其最落魄的那一年，随梅沽来上海打拼，石油、鸦片都做，触角逐渐伸入丝、茶、棉织、金银和租界地产等各个角落，梅沽大楼就是其业绩的具体体现。现在梅沽已经成了上海著名大洋行，可他却依旧在梅沽集团董事位置上“挣扎”，这让他愤愤不平。没有他，梅沽能发展这么快吗？显然他认为自己在梅沽的职务和梅沽在上海的长足发展相比不成比例！自己至少应该是梅沽在上海的总裁吧？哼！看看上海滩的一些同行——怡和、宝顺还有旗昌，那些掌舵的董事长或者总裁，以前他都认为是小毛孩！那张等待中的梅沽集团上海总裁委任状，让他足足苦恼了好几年。许是大不列颠总部的老板对他不够了解？或者自己理当在这儿做得更出色？另外，最近洋轮货运连续丢失货物的现象，更让亨利焦急和不安。
此时，他正躲在临近二楼会议厅的密室里，窥测来宾。这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全封闭的屋子，建在大厅左侧，与衣帽间相对。透过墙上密孔，大厅入口处的落地长镜赫然在目。
长廊四周挂着各种珍贵名画。大厅里，客人蜂拥而至，一时间翠绕珠围，笑语喧哗，长廊很快被挤得满满的。那面镶嵌在入口旁的落地长镜，在灯光下格外炫目，吸引人们在它面前驻足。一位进了门的洋夫人，脱下皮衣交与侍从，在镜子前转悠，左右摆姿势；一会儿又过来一位拖着长辫的官人，一手摸着后脊背辫尖，一手在镜子前摇着扇子，忽然他对那幅映入镜子中的油画产生了兴趣，正欲细看，想起那是挂在对面墙上的，这才转过身去。
那官人也许只是对画有兴趣，当然不会注意到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隐藏的秘密。倘若踮起脚，他就可以发现犹大几个弟子的眼睛是活动的。这就是亨利煞费苦心的地方，他处心积虑地用这种方式观察来人的身份和神态。多年在中国混，亨利能说一口比较流利的中文。正在这时，下属向他报告卸货的情况，这让他很恼火：“见鬼，谁在我平安夜的蛋糕里拉屎！”昨晚洋轮进港，梅沽又丢了六箱货，这里面装的可是不光彩的鸦片！接二连三地丢货，让其不安，更何况出现在集团总裁赶来上海参加圣诞庆典的时候。他压低嗓音骂道：“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不能够容忍有人羞辱我大英帝国！明白吗？”属下唯唯诺诺，不住地点头。突然，亨利蛮横地指着站在一旁的人：“谁让你们转过来了？”
被他点名的是浙商庄星栋，年近五十，亨利在香港时的贸易伙伴，现是梅沽集团的洋买办。其助手朱斌浩站其一旁，他是庄夫人的堂兄。众人赶紧把脸贴在墙上，寻找各自的洞眼。朱斌浩指着镜中人，轻声告诉亨利：“苏州洋炮局的董事。”亨利问：“后面那一位呢？”“上海大丰面粉厂老板。”他们用这种方式交流来人的情况，此时，朱斌浩手指向洞眼说：“翁文旭，协大商会股东。”
亨利用手向大伙摆摆，众人转过身来。亨利对庄星栋说：“知道协大吧？匡亚民，上海滩的大佬。你庄先生要在此立足，少不了和他打交道。”协大商会，这是一家老牌商行，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影响力，据说有官府作后台。庄星栋脸上堆笑：“是，我们有亨利先生您撑腰，嘿嘿。”他认得匡亚民。亨利指着洞中出现的另一人：“这一位！吉米，领港员，前荷兰商船大副，此人将来一定是个麻烦。”他用手支着下巴，沉思着。墙的另一头，许是被亨利称作吉米的，正领着几个孩子在镜子前戏耍。吉米身后出现一位神父，他挽着一位西方姑娘，亨利顿时眼前一亮。他把嘴中的雪茄一扔，对大伙说：“够了，走吧。”
穿过甬道，亨利来到神父面前。五十多岁的英国人弗兰克，早年来中国布道，他以传教士身份转辗四川、湖北和江西，现来到了上海。身旁是他外甥女，年轻漂亮。她那双湛蓝透明的眼睛，长长的眼睫毛，让人不禁想起可爱的洋娃娃。神父高兴地说：“啊，亨利，你看，我外甥女，刚从奥地利来，美丽的瑞贝卡。”瑞贝卡大方地伸出手去：“你好。”亨利附在她耳边悄悄说：“你真美，美得让我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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